來源：Storybench
作者：Rowan Walrath 編譯：苟于清
為了獲得讀者的信任，媒體的自我優化會對新聞業造成怎樣的影響？如果新聞機構認為諷刺是報道政治的最佳口吻，記者又該如何自處？地方媒體該如何盈利？10月初，在華盛頓舉辦的網絡新聞協會2017年會上，3008名參會記者的讨論試圖解答上述問題。此外，大會數十個版塊的讨論範圍甚廣，從商業模式到道德困境，還包括虛拟現實等技術，本文從參會業内人士的發言和案例中總結出了五點啟示：
一、科技影響着新聞的方方面面
不管記者是否樂見其成，科技很大程度地影響着新聞報道。來自波士頓公共廣播電台（WBUR）的記者Asma Khalid在大會的第一場主題演講中首次提到了科技的影響，“涉及媒體的真實、信度和質詢”，她曾經參與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對2016年美國大選的報道，現在則轉為報道波士頓的創業公司。Khalid認為，無論作用是好是壞，科技和政治無疑緊密相連。
VICE新聞的記者Elle Reeve則提出，科技給了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平台以機會，使得它們能通過占媒體的“便宜”來盈利，但同時，社交網絡也是記者的寶貴工具，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社交平台直接聯系上事件的一手信源。
社交網絡掌門人也給出了回應——Twitter的聯合創始人、Medium的首席執行官Evan Williams認為，社交平台和媒體并非互斥的關系，而他也在盡量減少科技巨頭和記者之間的隔閡。“矽谷的企業家們并不想讓社會分崩離析，相反，他們非常樂觀地去創新，但沒能預見到平台上可能出現的不良内容。”Williams創辦Medium也是為了改善社交網絡的現狀，“重要的是知道誰該為内容負責”，目前Medium上也不乏低品質的文章，但它會確定作者或媒體的名字清晰地顯示在文章上方。
娛樂與體育節目電視網（ESPN）的Jim Brady認為，數字時代的隐私問題也值得反思，他在一個讨論目前政治氣候與道德的會議版塊提出，現在人們總是暴露在大衆眼前，幾乎已經沒有獨處的空間。
來自人工智能内容分發公司True Anthem的Chris Hart認為，用人工智能來操作日常事務能夠解放人類，讓他們去做更富有創意的事，尤其是在廣告和分發行業，是以人工智能都是以人為本的。新聞智能推薦應用SmartNews的主任記者Rich Jaroslovsky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二、閱聽人渴望本地新聞
在第一場主題演講中，Khalid講了一個趣聞：她開始在全國性媒體工作時，有次回老家，一個當地人告訴她，很驚訝她還會回來。這揭示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深入社群去了解大衆的意見是政治報道最基礎的常識，畢竟這能建立起雙方的互信。”盡管地方媒體本來有能力做出更好的報道，但全國性媒體傾向于把記者派到他們并不熟悉的地域，這就會引起當地記者的不滿。Khalid認為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模式值得推廣——全國性質的中心加上衆多地方分站。
有些地方報道甚至能在全國範圍引起強烈的共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一台的Tamar Charney拿播客“深夜能量（Midnight Oil）”舉例，提出人們渴望積極活躍的地方報道，這個系列報道講述了已有40年曆史的輸油管道對阿拉斯加州造成的影響。
阿拉斯加州公共媒體制作的系列播客，講述了多年以來圍繞輸油管道的風風雨雨，來自npr.org
來自加州的地方新聞網站Berkeleyside的Tracey Taylor、加州非盈利媒體CALmatters的Marcia Parker和專注芝加哥南部地區報道的公民新聞網站City Bureau的Darryl Holliday也都佐證了這一觀點。
Taylor表示，創立地方新聞網站Berkelyside之初，沒人想到它會如此快速地發展起來，但事實證明，本地報道已長期缺位，閱聽人并不滿于這樣的局面，開始大力捐贈支援Berkelyside的報道。Parker也有類似的經曆， CALmatters着重聚焦加州的政策，因為“人們很想了解加州政策，但報道一直都不夠”。
三、衡量報道成功與否
的指數不一定是點選量
在整個大會期間，無論講者還是專家，都普遍認為最好的衡量指數是閱聽人在特定報道上消耗的時間。
紐約公共電台（WNYC）的Manoush Zomorodi在與Williams對談時指出，某些并未引起瘋狂傳播的内容也可以是成功的，事實上，許多優質内容都非常私人化，但Medium這樣的内容平台上怎樣評判呢？Williams同意Zomorodi的觀點，他認為内容不一定必須是高産量、低成本的商品，而Facebook和Twitter追求的純粹是注意力這種商品。
Vox傳媒的Andrew Golis和新聞評論秀The Young Turks的Cenk Uygur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們的網站都更重視視訊的觀看時長而非播放量。Golis說，在Facebook上，視訊隻要靜音播放超過三秒就被視為一次播放，而Vox的視訊平均能吸引到四分鐘的觀看時間，The Young Turks的資料則是五分鐘。對于想要以視訊盈利的媒體，Golis給的建議是：做閱聽人真正喜歡的内容，閱聽人的喜愛遠比點選量重要。
四、閱聽人的參與非常重要
對黨派偏見感到厭倦的不止有選民和讀者，還有記者。The Young Turks的Uygur表示，媒體過分追求中立不僅并不利于新聞事件的客觀性，甚至還可能歪曲事實。準确的報道不一定必須完整地展現事件全貌，而黨派造成的分裂則是對新聞業的嚴重威脅。Uygur說，“共和黨人這麼說，民主黨人那樣說，然後呢？真相是什麼？”
《紐約時報》旗下的雜志記者Nikole Hannah-Jones認為，記者需要思考他們自認為擁有的權力還剩下多少。“以前記者開展工作的前提是閱聽人相信我們，僅僅因為我們是記者就奉上他們的信任，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來自公民新聞平台Hearken的Jennifer Brandel表示，公衆對媒體産生信任的前提是，媒體能聽見大衆的呼聲，且對公共議題保有持久興趣。Hearken提供了一種新型的閱聽人參與方式：在這個平台上，公衆可以通過填表來送出問題，投票決出需要記者回答的問題。舊金山公共媒體KQED開創了一個名為“好奇的灣區（Bay Curious）” 系列，聽衆可以通過Hearken上傳他們想讓KQED調查的議題，比如“在舊金山裸體是合法的嗎？如果是的話，它一直以來都合法嗎？”
KQED網站上名為“好奇的灣區”的特殊版塊，旨在探索閱聽人提出的問題，來自kqed.org
會員制新聞網站De Correspondent的Rob Wijnberg認為，媒體需要相信閱聽人的知識儲備，這點至關重要，因為他們都是各自領域的專家。“我們報道的讀者中可能有一千名醫生，他們可比我們醫藥頻道的記者懂得多得多。”針對這樣的情況，De Correspondent将原先的“評論”部分改成了“貢獻”，邀請閱聽人分享他們的知識。
針對閱聽人參與，芝加哥新聞網站City Bureau的聯合創始人Darryl Holliday也有話要說，他認為City Bureau目前面臨的問題是，目标閱聽人群的發聲機會并不多，甚至連被談論的機會都很少，“獲得信任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媒體能做些什麼呢？Holliday提供的方案是，記者應該走上街頭，敲開閱聽人的門，開展社群活動。必須向讀者證明，媒體是真的關心他們。
Walking Media的創始人John Ness也同意這樣的建議，他說，“我們的一大王牌就是離開新聞編輯室四處走動。”但在一個讨論“本地新聞編輯室中的小小改變就可能帶來巨大不同”的會議版塊中，來自新聞研究機構Poynter的Kristen Hare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這對新聞業來說真的生死攸關嗎，還是我們隻是在照葫蘆畫瓢？”
五、創新永遠是王道
Sara Konrad Baranowski是愛荷華州新聞網站Times Citizen的編輯，她給記者的唯一忠告是，擠出時間來搞創新。上文提到的Uygur說，The Young Turks在初創時并不了解自己的定位，但這正是媒體昂首向前的理由，擔心失敗是沒有意義的，不如冷靜地去嘗試。
網絡新聞人如何看待媒體重點發展視訊的趨勢呢？在全國性媒體争論是否要“向視訊轉型”的同時，Vox的Andrew Golis卻害怕這股趨勢背後的實質并不能經得起考驗。“如果你做視訊隻是因為覺得該做，就别做。事實上，你需要對視訊代表的獨特叙事手法了解并充滿激情。”會議結束後，他又在Twitter上補充道，“如果隻是因為大趨勢而轉向視訊，卻沒有具體的定位和目标，你一定會失敗。”
Golis指出，媒體應該雇傭那些富有創造力、有才華并勇于自學的員工，這樣團隊内部都會互相學習。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嘗試新事物的必要性已刻不容緩。《華盛頓郵報》視訊團隊的進階制片人Nadine Ajaka在她演講的最後一錘定音：“你根本無法想象出五年以後的新聞工作會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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