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中極少數人能做偉大的事情，但是，每個人都可以用崇高的愛去做平凡的事。”而她正如自己所說，用盡自己一生的愛去做了許許多多看似平凡的事，而這許許多多的平凡最終聚沙成塔，她還是成了能夠做偉大事情的極少數人中的一位。
她在1979年時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她盡自己全部的愛和一生緻力于慈善，為需要幫助的窮人服務，哪怕是極細小的瑣事她都會盡心做好，她就是在無數細小的平凡中聞名于世界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一生的行善被贊譽為“貧民聖人”，然而卻有人在她死後诟病其虛僞，還有長篇大論的文章來揭開她僞善的面目，究竟是“聖人”還是“僞善”，公道自在人心。
成為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阿爾巴尼亞裔人，1910年出于奧斯曼帝國科索沃省斯科普裡一個富裕的家庭，本名是艾格尼斯·剛察·博加丘。她的父親是當地頗為成功的雜貨承包商，她是家裡最受疼愛的小女兒，除了父母還有哥哥和姐姐的加倍愛護，一家人信奉天主教。
也許因為她一直生活在富足的家境中，一直成長在家人的疼愛和呵護中，她的内心積蓄了滿滿的溫暖與愛心，是以在她十二歲加入一個天主教的兒童慈善會時，她的内心就開始像蓄滿了能量的小太陽一樣，湧動着想要幫助貧寒的愛和溫暖。
那時，隻有十二歲的她，卻受到心靈的感召，向往着自己以後能夠竭盡所能地幫助貧寒，就這樣過完此生。
終于十五歲了，她長大了，她可以很好地照顧自己，可以和姐姐一起去參加傳教士的訓練，于是她毫不猶豫的和姐姐一起踏上了去往印度接受傳教士的訓練，這一天，她已經等了很久、期盼了很久。
三年後，十八歲的她進入愛爾蘭羅雷托修會，并在都柏林、印度大吉嶺繼續傳教士的訓練。三個學期之後，她終于可以獨立工作，來到印度加爾各答的她在聖瑪莉羅雷托修會中學任教地理。
1931年，在二十一歲這一年她正式成為修女，并在六年後毅然決然誓發終身願，成為終身修女，從此改名為特蕾莎修女。
做平凡的事需要的卻是崇高的愛
1947年，東巴基斯坦從印度脫離而獨立，導緻數以萬計的被回教徒迫害的印度教徒和難民湧入加爾各答，随之而來的是難以控制的霍亂等疫病的爆發。
特蕾莎修女的心與加爾各答街頭巷尾的難民一起飽受着折磨，流離失所的難民們被饑餓和病痛折磨着，特蕾莎修女的心則被不忍和焦急折磨着。
在此之前，特蕾莎修女就向加爾各答的總主教請求離開學校和修會以便去幫助那些陷于苦難的窮苦群眾，但是一直沒有得到許可。
這一次，在大批難民的痛苦之下，感同身受的特蕾莎修女更加迫切的想要去幫助他們，于是她更加堅定的向總主教與梵蒂岡請求，終于在1948年，特蕾莎修女如願獲許以自由修女的身份行善。
同時，特蕾莎修女還分管到了一個社群，可以讓她專門去幫助其中有需求的窮苦群眾。特蕾莎修女立即去參加醫療教育訓練，并于1950年10月與另外十二位修女一起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開始了她們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救助工作。
車站後面的貧民窟是特蕾莎修女主要的救助服務地點，可想而知，貧民窟到處都是破爛不堪的小木屋，而這樣幾乎無法踏入的小木屋卻是那些衣衫褴褛的貧民難得的避身之所。
這一天，一個剛剛斷肢不久隻剩下一條腿的可憐的孩子拄着拐棍來向特蕾莎求助，他實在餓極了，根本顧不上自己斷肢處還在流血的傷口，而隻想向特蕾莎讨些吃的。
當特蕾莎修女準備拿藥給小孩包紮流血的傷口時，小孩卻說他是想要些吃的，但特蕾莎修女當時隻有五個盧比，沒有足夠的錢可以給小孩賣到食物，于是她很抱歉的告訴小孩她隻能幫助他包紮傷口而沒有能夠賣食物的錢。
當特蕾莎修女準備給小孩的傷口塗藥時，小孩卻突然抓過特蕾莎修女手中的藥品，一邊嚷着“這個給我”一邊拄着拐棍向貧民窟裡面跑去。
特蕾莎修女不放心這孩子，于是跟着小孩一直跑進了一個破爛得不能再破爛的小窩棚，雜亂的窩棚裡面有一塊木闆，上面躺着一個虛弱的婦女，婦女的身邊還有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女孩和一個小嬰兒。這三個人都已經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顯然身體狀況已經非常糟糕。
特蕾莎修女了解到斷肢的小男孩叫巴布，窩棚裡那兩個小孩是他的妹妹和弟弟，木闆上躺着的婦女是他們的母親，患有結核病。
特蕾莎修女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她所帶的維生素丸都留給了他們。巴布的母親十分感激特蕾莎修女，同時還懇請她再去看看另外一個生病的老婦人，對此特蕾莎修女自然責無旁貸，但同時她也心有震動：已經自顧不暇的病人還關心惦記着另外需要幫助的人，這些人雖然貧窮但卻十分善良。
那一天，特蕾莎修女不僅去看望了巴布母親所說的生病的老婦人，她還接連看望了許多貧民窟裡的家庭，小巴布和一群貧民窟的小孩子一直好奇的跟在特蕾莎修女身旁，他們都非常喜歡特蕾莎修女，還請求她明天一定要再過來。
這一天深入貧民窟的經曆讓特蕾莎修女徹夜難眠，貧民窟那群可憐的孩子們沒飯吃、沒衣穿，最讓她憂慮的是他們不學習文化知識，長大後就很難謀生，那沒飯吃、沒衣穿的生活就會一直持續下去。特蕾莎修女想要從根本上解救這些孩子脫離貧苦，于是她萌生了開辦露天學校的想法。
想到還要做到，第二天特蕾莎修女就在一棵大樹下以樹下的空地為教室，以地面為黑闆開始講課。
漸漸地，來聽課的孩子越來越多，大家還齊心協力用破布、木闆等搭起了遮風擋雨的簡陋帳篷。就在這樣的“教室”裡，特蕾莎修女不僅教會了孩子們簡單地讀寫，還教會他們衛生常識、生活技能等。特蕾莎修女的學校，學生人數最多時達到了五百多人。
和孩子一樣力薄無助的還有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無兒無女、無家可歸的老年人還有垂死者。為了幫助這類人群，特蕾莎修女特地到市公所保健課想申請了一個可以收容這類人群的場所。
在加爾各答有名的卡裡寺院求得一處地方，但卻因為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而遭到印度教區婆羅門的強烈反對。特蕾莎并沒有是以放棄，而是用自己救助病患臨危老人的善舉感動了許多印度人，也包括之前反對她的那些人。
1952年，特蕾莎修女正式成立了一所貧病、垂死者收容院，向垂死者傳播着主人的關愛，曾有一位老人在臨終前拉着特蕾莎的手由衷的感激到：“我這一生活得像條狗，而我現在死得像個人，謝謝了。”
七年後，特蕾莎修女的“仁愛傳教會”在印度首都新德裡和蘭奇也分别開設了同樣的垂死者收容院。
無端的诟病
诟病特蕾莎修女的是三個加拿大人，據說他們是學者，而且最初他們都很喜歡特蕾莎修女，據這三位學者說正是因為他們喜歡才收集了許多特蕾莎修女的資料。
而在收集這些資料的過程中他們竟然發現對特蕾莎修女“貧民聖人”的贊譽隻是媒體言過其實的包裝，于是乎這三位學者還長篇大論了一篇名為《特蕾莎修女的陰暗面》的論文欲揭開特蕾莎修女的僞善面目，此時特蕾莎修女已經長眠地下十五年，這三位所謂的學者究竟意欲何為。
在文中，三位學者談到特蕾莎修女對待貧民難民并不如報道出來的那般的善良，不僅極少踏足貧民區，甚至連小孩子向她招手也隻是面無表情地回應了一下。
我們不清楚文章的真實性，但特蕾莎修女盡其一生的高貴善舉大家是看在眼裡的，特蕾莎修女的諾貝爾和平獎是世界的肯定和贊譽，難道世人都是愚蠢的，隻有這三位所謂的學者足夠聰明嗎？這像是跳梁小醜滑稽的笑話，顯然，世人心中的公道自會還特蕾莎修女的清譽。
小結：
特蕾莎修女自己曾經說過：“你今天做的善事，人們往往明天就會忘記；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因為特蕾莎修女行善并不是想要人們記住，她行善的目的隻在于善事本身，她隻是想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得到幫助，僅此而已。
盡管在特蕾莎修女離世十五年後有人無端诟病她一生的善行，但那些獲得過她幫助的人從不曾忘記她的善良和溫暖并一直感懷，特蕾莎修女一生高貴的善行早已屹立于世間和人們的心中，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