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6 月 17 日，日本偶像組合 NMB48 成員須藤凜凜花在一年一度的 AKB48 總選舉現場，忽然宣布婚訊，不僅在日本國内形成新聞熱點，也意外地在中文網際網路輿論場引起巨大争議。
倘若站在 48G（即 48Group，也就是 AKB48、AKE48、NMB48 等一系列隸屬同一營運團隊的女子偶像組合的統稱）粉絲的立場，須藤的行為破壞了隊内明文規定的“戀愛禁止條例”，與欺詐無異。而在不了解日本偶像團體運作模式的旁觀者、或即便了解也對其深惡痛絕的人看來，這個條例本身就荒謬至極，滅絕人性。
在這場關于“少女偶像能不能談戀愛”的論争中，48G 粉絲的基本政策，是科普日本偶像産業存在着的一些在普通路人看來匪夷所思的“圈内常識”，反對方的回應則頗為不屑一顧，“一貫如此，便對麼？”。
事實上，“戀愛禁止條例”這一針對少女偶像私生活的行為規範，在偶像産業最初興起時并非業界通例。它反而是近些年，在資本（營運方）、偶像、粉絲之間的話語權此消彼長中逐漸定型的。日本偶像産業和娛樂工業轉型、粉絲經濟的空前壯大和粉絲心理的微妙變化等等，都是這一過程的産物，而并非須藤個人的“私德到底有沒有問題”可以概括。
排開男子偶像組合，在日本女子偶像/組合的發展史上，以 AKB48 誕生的 2005 年為界，可以劃分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
1970 到 1990 年代活躍的少女偶像/組合、偶像女演員，如天地真理（1971）、Candies（1972）、pink lady（1976）、小貓俱樂部（1985）、深田恭子（1996）、以及早安少女組（1998）等，都以電視選秀、綜藝節目或電視劇出道，其核心收入來源，一般是唱片銷售、片酬和廣告代言費等等。
到了 AKB48 籌備出道的本世紀初，網絡作為新媒體迅速崛起，其影響力日漸蓋過以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而日本唱片業的銷售額，也受到網絡下載下傳的沖擊，從 1998 年巅峰時期的 6000 億日元（按目前匯率約折合人民币 370 億元）持續下跌，到 2016 年已不足 3000 億日元。
為應對市場環境變化，AKB48 組合誕生時便沒有采取傳統的盈利方式。
她們在成軍之初便沒有寄希望于電視平台傳播和唱片銷售收入（AKB48的專屬電視綜藝節目是在走紅之後的 2008 年才開播的），轉而以網絡為主要宣傳陣地，每日定期在固定場館舉行小規模公演，打造出新概念——“能見面的偶像”，以吸引核心粉絲以低廉價格重複購買入場券觀看演出（門票價格最初是1000日元，約合人民币60元），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2009 年，第一屆“AKB48 單曲選拔總選舉”開辦，這一活動旨在以粉絲投票的方式确定 48G 成員的人氣排名，以此決定哪些成員夠進入下一張單曲錄制。參加活動的選票，以實體 CD 唱片附贈的形式發放，粉絲為了使自己心儀的偶像獲得更高的名次和更優質的隊内資源，往往不惜成百上千張地購買 CD。粉絲常常是“過度的消費者”——比如須藤發表結婚宣言之後，有目擊者稱見到兩名須藤的粉絲在地鐵站抱頭痛哭，因兩人分别為須藤投了 300 票和 1000 票，這也意味着購入了與投票數相當的實體 CD 唱片。于是，AKB48 總選舉意味着基于隊内競争機制，無所不用其極地鼓勵粉絲過度消費。這套營運模式也被稱為“AKB 商法”，憑借這一政策，48G 在日本唱片業一片凋敝的當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銷售奇迹。總選舉幫助 48G 獲得了今天輝煌的成就（正是從 2009 年開始，AKB48 發售的單曲 CD 銷量幾乎全部超過百萬張）。
顯然，AKB48 所吸引和塑造的粉絲群體，從消費習慣到對媒介的路徑依賴，都大大有别于傳統，可以說是網絡時代新興粉絲群體的代表。
媒介變革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塑造了日本偶像産業前後兩個階段截然不同的營運模式。也直接導緻了偶像産業中資本（營運方）、偶像、粉絲三方之間話語權的此消彼長。
在資本-偶像-粉絲關系中，最為顯著的變化當然是粉絲地位的提升。
1970 到 1990 年代的偶像産業中，電視媒體和以唱片公司、經紀公司為代表的資本（營運方）顯然有着絕對的話語權，是資本和媒體決定哪些偶像能出道，哪些偶像能獲得更多曝光。
在這一時期，比起粉絲的好惡，電視台封殺和唱片公司、經紀公司的雪藏，才是對偶像最緻命的打擊。由于傳播平台單一、狹窄，粉絲隻能在資本推介出的數量有限的偶像中進行選擇（今天的 48G 則是加起來總人數多達數百人的超大型團體），粉絲們既無管道，也無資格幹涉資本的營運政策和偶像的私生活，至多私下表示不滿。 例如元祖級少女偶像組合 Candies 的粉絲後援會，其日常活動不過是組織粉絲在演唱會現場和相關活動現場進行應援（加油助威），最為出格的一次行動，也不過是在組合即将解散之際，号召粉絲會成員多購買幾張唱片，最後一次支援偶像的事業。這樣的粉絲後援會，其性質不過是“愛好者聯盟”，協助經紀公司組織管理粉絲活動罷了。
而在市場極度不景氣的當下，娛樂工業對粉絲經濟的依賴程度急速攀升，所謂的“AKB商法”，固然是精明的商業政策，但離開了粉絲的支援，便無從談起。粉絲用錢投票，不僅足夠幹預資本（營運方）的營運政策（當然粉絲的投票并不能百分百左右營運方的決策，例如大島優子在第二屆AKB48總選舉中獲得第一名，也并沒有在未來一年中持續得到重用 ），也将偶像個人的前途與粉絲的好惡捆綁起來，進而獲得了與偶像進行“協商谏言”的資格：粉絲一旦對偶像産生不滿，便可以選擇停止或減少投票——用錢說話總是最有效。
如果看過 AKB48 總選舉的錄像，你就會知道，偶像們上台緻謝、提起粉絲的時候，總是恭恭敬敬和小心翼翼，說着諸如我努力了，背負着大家的期望，做得不夠好希望粉絲不要對我失望之類的話。這種類似工作彙報的态度，很難在傳統偶像那裡找到。
這樣看來，花大價錢助力偶像上位的 48G 粉絲群體，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股東大會”。
那麼，粉絲為什麼不希望偶像談戀愛呢？
粉絲追星的心理和快感機制，簡要來說是“自我投射、自戀”與“親密關系、性關系想象”兩種的混合。自我投射與自戀心理，是将偶像的成功視作自己的成功進而獲得滿足感，常見于球迷粉絲群體。明星偶像的粉絲群體，也會因為偶像獲得專業獎項等原因而感到與有榮焉（ 稱為“事業粉”）。此外，滿足粉絲對親密關系和性關系的想象也是偶像的基本功能。偶像往往是粉絲的“夢中情人”，在偶像産業内部，也發展出一套完善的“服務”——固定的語言、動作、行為，如用手指比出心形等等。這套話語體系反過來固化“我和我的偶像在戀愛”的想象。而對于 48G 的粉絲來說，除了以上兩種心理，更有一種看着鄰家小妹、女兒成長的快感（稱為“養成粉”）。
如此一來，倘若偶像公開表示自己正在戀愛，則必然破壞粉絲有關親密關系的想象，影響粉絲支援偶像的熱情。雖然這種想法看起來頗為幼稚，但整個偶像産業本就建立在這種想象營造之上，不準粉絲做夢，則意味着這個行業本身沒有了存在必要。
在網絡并不發達的上世紀，粉絲接觸偶像的管道十分有限，哪怕在電視機螢幕裡朝夕相見，也無從獲知偶像在螢幕之外的真實狀态。偶像的形象也大多經過層層包裝。1980年代走紅的偶像歌手小泉今日子就曾唱過一首歌《因為是偶像啊》（《なんてったってアイドル》），歌詞裡寫着 “因為是偶像啊，雖然談着戀愛，但對绯聞還是敬謝不敏，個人形象最重要了……雖然談着戀愛，訪談的時候也要說無可奉告，去問我的經紀人啦”。
偶像一邊談着戀愛，一邊欺騙粉絲說“還是單身”，長久以來幾乎是業界預設的常識。粉絲一邊心懷幻想，一邊承擔被欺騙的風險并自我欺騙，也是固有的行業生态。在粉絲話語權不足的年代，即便偶像爆出绯聞，粉絲也沒有扭轉既成事實的能力，常常隻能撕海報掰唱片以示抗議。
随着粉絲經濟飛速發展，一方面粉絲漸漸強勢，甚至具備了與資本分庭抗禮的可能。而反觀偶像藝人，卻是每況愈下。早年間，偶像們的唱跳實力和演技大多可圈可點，即使失去粉絲支援也可憑業務水準立足。大神級偶像木村拓哉在宣布結婚之後，事業雖受打擊，卻仍然能夠獲得一定的工作機會。然而現如今的偶像藝人，尤其是 48G 這樣走草根路線的偶像團體，則大多沒有粉絲花錢支援便很難在業界立足。面臨總選舉這一隊内競争機制，她們的形勢便更為嚴峻，一旦傳出绯聞，哪怕隻是令少部分粉絲感到不滿進而停止投票，也必然會造成選舉名次的大幅下滑。以至于在 48G 偶像中，有人曾因為傳出绯聞而削發謝罪。
相比起她們的前輩，新時代的偶像們不僅要遵從資方的指令，更要顧及粉絲的需求，兩邊都是金主和老闆，誰都得罪不起。
偶像婚戀生活的禁忌，此前一直算是心照不宣，它是偶像和粉絲共同的心結，也是所有偶像職業生涯中的隐患（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大約就是劉德華長達數十年的隐婚了）。
如今，在偶像産業的力量格局之中，資本和粉絲各執牛耳，偶像個人的自主權反而被壓抑至最低。既有的權力秩序已被打破，建立在其上的陳規舊律也必然被重寫。掌握了話語權的粉絲，此刻又如何能容忍偶像一邊談着戀愛，一邊對自己說謊。
“戀愛禁止條例”對粉絲而言，更像是一份保險協定，最重要的功能是為日漸強勢的消費者——粉絲們解決後顧之憂，保障他們的消費權益，提升他們的消費體驗和消費信心。同時也為資本懲戒違規偶像提供了大義名分。甚至對于偶像來說，也可以通過嚴格執行這一規範來經營自身的品牌、信譽，吸引更多消費者。正是為了順應這一趨勢，在 AKB48 成立之初，“戀愛禁止條例”便成為了白紙黑字的隊内規範。
盡管目前為止，“戀愛禁止條例”僅在日本偶像産業中較為普及，但隻要行業内部的權力結構大緻相似，便不難形成類似的狀況。盡管國産偶像的粉絲群體尚不曾獲得 48G 粉絲般的地位，但他們已經深知自己的購買力足以左右偶像事業的成敗，而粉絲們在社交網絡中制造的熱度，更是資訊時代裡的真金白銀。于是，掌握了話語權的他們也開始發聲與經濟公司交涉，幹涉偶像的工作規劃、團隊的人事安排，甚至偶像的私生活。今年年初，因主演電視劇《大唐榮耀》而走紅的男演員任嘉倫，就因忽然公開戀情而遭到粉絲的強烈抵制——大批粉絲宣布“脫粉”，并紛紛發文規勸他看清楚形勢，不要在事業剛起步的階段得罪粉絲。
圍繞“戀愛禁止條例”所引發的激烈争論，昭示着粉絲經濟和粉圈邏輯正在潛移默化地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本，AKB48總選舉的關注度遠遠高于國會選舉，而 2016 年初，某位偶像組合成員的言論也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引發網絡罵戰。而無論是須藤還是“戀愛禁止條例”，又或者是中文社交網絡中一個個名字不能被提起的流量明星，他們看似随機、漫無目的、光怪陸離地闖入你的日常生活，但所有的一切背後，無不有着一個堅實的、龐大的意義體系——我們避無可避，身在其中，不得不與之發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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