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與丘吉爾 網絡圖檔）
高林/文
《至暗時刻的反抗:輔佐丘吉爾并拯救英國的年輕人》是一本并不追求長篇大論的書，主題也耳熟能詳——“張伯倫的失敗和丘吉爾的上台”。這個故事光電影都拍了不止一部，相關書籍更是汗牛充棟。但本書作者琳内·奧爾森不但成功地寫出了新意，還颠覆了這個問題上大多數人熟悉的那種認知，讓先被丘吉爾的光芒所掩蓋、後被曆史的塵埃所湮滅的人們慢慢浮出水面，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在電影《至暗時刻》裡都是由群衆演員所扮演，在本書的筆墨中被漸漸還原出曆史中的形象，終究是這些人的勇敢戰勝了張伯倫，雖然曆史隻記住了溫斯頓·丘吉爾。
一
曆史之是以隻記住了丘吉爾，是因為大部分人都把“張伯倫的垮台”和“綏靖政策的破産”混為一談。丘吉爾戰勝了張伯倫、終結了綏靖政策是一種最常見的觀點。但事實上，“張伯倫的政策”并不等于“綏靖政策”，甚至“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也和人們觀念中的“綏靖政策”有着很大距離。張伯倫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作為保守黨的“王儲”，才有機會把手伸出自己掌管的财政部，去積極地幹預英國的外交政策。但到這個時候，“綏靖政策”已經從傳統的“通過妥協和安撫去避免戰争”變成了“通過妥協和安撫盡可能避免戰争馬上爆發”，以便為英國重整軍備争取時間。為了實作這一目标，張伯倫有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必須解決：随着德國在1938年吞并奧地利，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表現出了越來越急切的領土野心。英國雖然對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軍事義務，但英國的盟友法國對這兩個國家卻負有軍事義務。如果德國入侵這兩個國家，英國就可能因為法國對它們的軍事義務被卷入一場世界大戰。
張伯倫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盡可能地讓法國和這兩個國家摘鈎，解除法國對它們的軍事義務。在促使這些國家對德妥協的基礎上，把法國和它們之間的軍事同盟變為一種包括德國在内的共同保障中歐和東歐現狀的新秩序。這個目标的實作需要一個張伯倫所不具備的資源，那就是時間。英國并不了解納粹德國和希特勒，要建立這種了解和信任需要長時間的溝通和互相了解。但張伯倫沒有這樣的時間，希特勒也沒有。1937年張伯倫才終于如願以償成為首相，1938年他就被希特勒對捷克的軍事威脅帶到了戰争的邊緣。
此時的張伯倫犯下了第一個緻命錯誤：在不了解希特勒究竟是否願意遵守協定的情況下，就越過法國、甚至沒帶自己的外交大臣，獨自飛往慕尼黑親自主持簽訂了《慕尼黑協定》。作為首相，他原本可以回避外交問題，卻主動把自己的威望壓在僅僅建立于“希特勒先生不會食言”為基礎的協定上。當1939年3月15日德國軍隊違背協定占領布拉格時，張伯倫就遭到了政治生涯裡最慘痛的一次失敗。希特勒撕毀協定的結果使張伯倫顔面掃地。為了挽回面子，他又犯下第二個緻命錯誤，在外交政策上180度大轉彎，推翻自己一直所極力推行的“綏靖政策”。
綏靖政策的核心是避免英國被法國對捷克和波蘭的軍事義務卷入一場世界大戰。《慕尼黑協定》的本質也是讓捷克人自己對德國妥協，滿足德國的領土要求，避免法國履行對捷克的軍事義務。
可大轉彎後的張伯倫主動向波蘭提出，由英國擔保波蘭不受侵犯，主動對波蘭背上了和法國一樣的軍事義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39年9月3日當張伯倫主動對德國宣戰時，他反而要等待法國跟英國一起投身世界大戰。曾經千方百計避免英國被法國卷入戰争，卻為了自己的面子就推翻了之前所有努力。
是以到1939年9月3日戰争爆發，張伯倫所奉行的“争取時間”的整套外交戰略和政策都已失敗，而且失敗的責無旁貸，但結果又如何呢？張伯倫内閣隻作了微小的調整，就搖身一變成了“戰時内閣”。對他威脅最大的丘吉爾和艾登，前者當上海軍大臣後成了張伯倫内閣在議會裡的辯護人；後者則滿足于一個無足輕重的“自治領大臣”，變得沉默寡言不再批評内閣了。張伯倫的失敗雖然導緻了一場戰争，卻讓他的地位前所未有地鞏固了。綏靖政策破産了，但張伯倫先生并沒有下台。這個反差颠覆了對這段曆史的普遍認知，同時也揭示出本書最引人入勝的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讓戰略上失敗、政策上破産的首相辭職如此之難？按照19世紀的遊戲規則，像張伯倫這樣的首相或者大臣可能已經下台好幾次了。但即使到1940年5月那場最終決定張伯倫命運的“信任投票”裡，他獲得的支援依然在國會占多數，也就是說如果張伯倫決定無視下議院對自己的敵視，繼續坐在他的首相寶座上，其實是做得到的。
二
“反對張伯倫的鬥争”是由下議院的“後座議員”奮不顧身發起的，而他們的“英雄”丘吉爾卻站在張伯倫身邊，站在他們“對面”的陣營裡怒氣沖沖、滿腹狐疑。用憤怒、警惕的目光，充滿敵意地盯着每一個下定決心要把他送進唐甯街十号的“反叛者”們。他們相對于首相、大臣、前大臣這些坐在議會醒目席位上的“前座議員”而言是小人物，但終究也是議員。當作者從他們的角度去講述這段曆史時，客觀上也就提供了一個少有的視角去觀察20世紀30年代英國議會政治的狀況，可謂提供了異常豐富的線索去彌補專門的政治史和政黨史的不足。
首先，到1930年代，英國議會政治的發展水準其實遠比人們想象的要低。一個有趣的事實是，美國議會的參衆兩院為每位議員都提供了辦公場地。除了議會辯論階段，議員們在華盛頓的相當一部分時間是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度過的，但英國議會從沒想過要為議員們提供這樣的服務。對英國的議員們來說，除了下院議事廳，最重要的場所不是辦公室而是下院吸煙室，因為它有整個倫敦最好的酒吧（沒有之一）。盡管曆史上通過過多次限制烈酒銷售的條例和法案，但下院吸煙室從來不受此類法令的限制。議員們不在下院議事廳的時間大部分都聚集在此：喝酒，其次是談生意、套交情、傳八卦。
這是那個古老的鄉紳時代的下議院留下的最大遺産。在那個貴族聚集在上院、他們的兒子、親戚、鄰居和朋友們聚集在下議院為他們的利益辯護和投票的時代裡，這些聚集到倫敦的“紳士們”除了捍衛他們和貴族的共同利益之外，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談生意和套交情，要順利的完成這些任務，酒精類飲料自然必不可少。而且這個鄉紳的時代，距離本書所叙述的時代其實隻有短短的幾十年。到19世紀30年代英國還是一個隻有少數人有權投票的國家，對這些選民來說，最關鍵的是能不能捍衛自己的利益，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選擇，就要考慮各種裙帶關系、交情，或者這個人是否有優秀的口才，投票給他、他能否在下議院裡為自己的主張争取到更多的認同感。是以下議院實際上是英國的利益集團代言人的舞台。傳統的托利黨和輝格黨是依靠這樣的代言人來擷取選票的。議員的影響力、威望、關系背景是用來為黨派争取必要選票的基礎。
是以無論是托利黨還是輝格黨都是少數政治精英的黨。真正迫使它們行動起來跟上曆史腳步的是19世紀以來曆次選舉權的擴大。英國的選民從19世紀初的一百萬暴漲到1928年的三千萬。再沒有哪一個議員可以憑借個人威望、門第或者裙帶關系就能保證自己在選舉中勝出。除了極少數政治明星（比如溫斯頓·丘吉爾）也沒有哪個議員可以憑借個人魅力而不是黨派的“地方選舉協會”保證自己當選。
于是到20世紀20年代，英國政黨和議員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逆轉。在19世紀議員是黨派争取的對象。雖然有“黨鞭”，但議員在議會裡的辯論和投票還有着非常大的自由，因為認同對方的主張而跑到“對面”就座、或為“對面”投票的情況屢見不鮮。但到了20世紀，議員的當選越來越依靠政黨的支援。選民也越來越傾向于投票給“保守黨”“工黨”或者“自由黨”，而不是投票給某一個具體的議員。于是保守黨的政治機器變得越來越強，議員的自由卻變得越來越小。這一點在本書中表現的可謂淋漓盡緻。“可怕的黨鞭”馬傑森對待議員的傲慢态度，一旦有議員不聽話馬上出現“地方協會”的質詢和傳喚。英國的議會政治從少數精英的分聚離合，變成了圍繞着全民普選的現代政黨政治。
但這一個因素還不足以解釋張伯倫的強大，張伯倫确實掌握着保守黨強大的政治機器，但并不足以讓其立于不敗之地。張伯倫之是以到最後一刻還足以在所有的敵人面前獲得多數支援，是因為他在當時的保守黨内幾乎擁有無可替代的地位。
在19世紀末有兩個著名的政治家都竭力想讓自己所屬的政黨跟上時代的腳步。他們是倫道夫·丘吉爾勳爵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前者是溫斯頓·丘吉爾的父親，後者是内維爾·張伯倫的父親。保守黨的倫道夫·丘吉爾受制于自己的貴族氣派而沒能取得什麼真正的成就，但約瑟夫·張伯倫則不同，他是一個伯明翰鐵釘廠的廠主，一方面生産所謂的“工業革命的血液”——工業所需要的最基本的釘子和螺絲釘。另一方面他的企業又是英國制造業衰退的典型，釘子和螺絲釘的技術門檻最低、受外國同類産品沖擊的程度最高。同時又是重人工成本的企業，如果政府不在福利方面加大投入，張伯倫的公司就必須獨立承擔員工的福利成本。如果能夠找到一條既由政府承擔社會福利，又不增加制造業企業稅收的道路，就能增加張伯倫這樣的工廠主的收入。
是以約瑟夫·張伯倫提出了兩條19世紀末以來倍受沖擊的制造業企業主們的共同呼聲——“關稅和福利”。他不僅找到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主張，還用一種企業主的經營和勤奮組織起了支援自己的一派實力，即“統一黨”。統一黨最初是自由黨裡反對《愛爾蘭自治法》的“統一派”，張伯倫率領“自由黨統一派”脫離自由黨，最終加入保守黨，保守黨的名字也因這一聯合而變成了“保守統一黨”。是以實際上20世紀初的保守黨是傳統的保守黨和張伯倫的統一黨合二為一的産物。
當這個二合一的黨接受了張伯倫的“關稅”主張而投入1906年的選舉時。雖然保守黨整體遭到了慘敗，但在能夠當選的一百五十多個議員當中，支援張伯倫的“關稅派”議員卻多達一百二十多人。剩下的“有條件支援關稅”和“支援絕對的自由貿易”的議員一共隻有三十多人。是以從1906年開始，支援張伯倫的一派就成了保守黨内最大的政治勢力。雖然約瑟夫·張伯倫自己因為中風退出了政治舞台，但關稅加福利的主張卻始終是保守黨内的主流主張。20世紀連續兩代保守黨領袖和首相博納·勞和鮑德溫都是關稅運動的支援者。而内維爾·張伯倫作為約瑟夫·張伯倫的兒子更是在“關稅和福利”的道路上身體力行，1924年在鮑德溫的内閣裡擔任統管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的“衛生大臣”，1931年開始又成為“國民内閣”的财政大臣，利用大蕭條導緻的财政崩潰，終于成功地推進了二十五年來不斷被選民否決的“帝國關稅政策”。
張伯倫從姓氏和門第上說代表着約瑟夫·張伯倫以來的“統一黨”的傳統。在政治上又代表着這些人最大的政治理想。作為衛生大臣他在福利領域取得了成功，作為财政大臣他又實作了父親和兄長的理想，建立了英帝國整體的保護關稅。當他終于入主唐甯街十号時，對很多保守黨議員和支援者來說，這就意味着約瑟夫·張伯倫以來二十多年漫長奮鬥的勝利。張伯倫在這些人中間獲得的與其說是“擁護”不如說是“崇拜”。這樣的張伯倫當然是不可戰勝的。
三
那一個不可撼動的張伯倫為什麼終究還是倒台了呢？這和扳倒張伯倫這件事裡時代所發生的演變息息相關。
如前所述，保守黨到20世紀初實際上是保守黨和“自由黨統一派”二合一的“保守統一黨”。依靠“關稅加福利”的主張，統一黨的呼聲迅速在保守黨内成為主流派。但事實上傳統的貴族的保守黨也依然保持着他們的影響。這些人的代表就是索爾斯伯裡勳爵和德比勳爵。1922年，内維爾·張伯倫的哥哥奧斯丁·張伯倫和日後的弟弟一樣坐在保守黨領袖的位置上，正是索爾斯伯裡勳爵發表的“反叛”式的公開信，掀起了保守黨議員們的“反叛熱潮”，最終以一場“信任投票”推翻了奧斯丁。這幾乎可以看做是内維爾·張伯倫命運的預演。但在本書中，索爾斯伯裡勳爵卻是另外一副小心謹慎的形象。這位十八年前沖鋒在前、打翻了一個張伯倫的“貴族老爺”，在面對另一個張伯倫的時候，卻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幾乎到最後時刻才勉為其難地參與了“反綏靖”運動。
跟“塞西爾家族”（索爾斯伯裡侯爵姓塞西爾）的小心謹慎相比形成對照的是卡文迪什家族的激進态度，本書中兩個貫穿始終的人物，哈羅德·麥克米倫和羅伯特·布斯比都是卡文迪什家族的女婿。卡文迪什家族的頭銜是德文郡公爵，德文郡公爵是傳統的“輝格黨貴族”。這個家族是怎麼改換陣營成了保守黨人的呢？當然就是跟約瑟夫·張伯倫一起從自由黨變成“自由黨統一派”，又變成“保守統一黨”了。可見1938年不但議員對政黨的政治影響在下降，随着男女平權的選舉在1928年的實作，連傳統的貴族保守黨也失去了像1922年那樣主動掀起一場反對“外來戶張伯倫”的政治運動所需要的影響力。他們隻能謹慎觀望圍繞張伯倫外交政策在保守黨主流派裡所爆發出來的内讧。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丘吉爾在1940年5月面對這些明顯要把他推上台的反對派時态度如此奇怪。因為從丘吉爾的角度看，這些人幾乎都是張伯倫的人。從跟這些反叛分子的關系上說，丘吉爾甚至還遠不如安東尼·艾登。艾登曾經是這些人公認的領袖，在他們對艾登絕望之前，這些人中間幾乎沒有誰真正信任過丘吉爾。
丘吉爾自己曾經開玩笑說“改換黨派這種事，任何人都難免會幹上一次，但如果你要幹兩次，那就真的需要點真本事了。”丘吉爾自己剛好就是幹了兩次的那種人，他從保守黨跳到自由黨，又從自由黨跳回保守黨。在19世紀的政治遊戲規則裡這不算什麼，但在20世紀黨派壓倒議員的大背景下，在議員都越來越被要求遵循黨鞭的要求去投票的時代，這種反複橫跳的經曆對丘吉爾的政治前途來說絕對不是什麼加分項。
是以當丘吉爾看到一群原本熱烈的擁護張伯倫的年輕議員，現在突然轉而支援自己，他們用來攻擊張伯倫的卻是他所負責的海軍所遭到的失敗，那種沖突、懷疑的感受就不言自明了。丘吉爾之是以堅定的支援張伯倫，對支援自己的反叛者冷嘲熱諷，在張伯倫失敗已成定局時還慫恿他繼續堅持以證明自己的“忠心”的行為，都可以從這個角度解釋。
那麼如果用派系的角度去複盤推翻張伯倫的全過程也就非常有趣了。張伯倫在财政和福利上取得的成就讓他成為當之無愧、無可替代的保守黨黨首。他便越來越多地以一種“美國總統”而不是“英國首相”的态度去掌握更多的權力，越來越頻繁、直接地幹涉其他大臣的事務，他也就開始不可避免的犯錯誤。為了給他的财政政策讓路，他要求英國外交政策緻力于避免戰争，在納粹最虛弱的時刻沒有堅定的去反對納粹，坐視納粹德國的崛起。當納粹真的崛起之後，為了重整軍備趕上德國的腳步，他又需要進一步争取時間。這些互為因果的錯誤，釀成了“綏靖政策”，他對反對意見的壓制最終導緻了原本忠實于他的主流保守黨人的内讧。但這次内讧，卻沒能争取到自由黨和工黨的支援。因為在對方眼中，這些張伯倫的反叛者終究還是忠于黨鞭的，他們即使憤怒到極點，也頂多會給張伯倫投棄權票——這樣的反對是沒有支援的價值的。
這時不引人注目的索爾斯伯裡勳爵的作用就變得非常有趣了，他背後是一直跟張伯倫家族對着幹的貴族保守黨。他出面組織一個跨黨派的監督“綏靖政策”的委員會時，就真正掀起了一場針對張伯倫的反對運動。因為對自由黨和工黨的議員來說，索爾斯伯裡才是真的可能公開反對張伯倫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爾斯伯裡勳爵和他的委員會的加入可謂是給張伯倫内閣敲上了最後一根釘子。他的加入，讓反對黨終于意識到保守黨内确實發生了分裂，那些忿忿不平的年輕議員們并不是在發洩自己的怨氣。有索爾斯伯裡這樣的人撐腰，他們可能就不會滿足于棄權票。一旦時機成熟，這些人可能确實會抛棄自己的黨首，站到“對面去”。這才給最後的“信任投票”打開了道路。
四
種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一起決定了張伯倫、丘吉爾、艾登、英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命運。如果下議院裡19世紀的色彩能夠更濃厚一些，那麼張伯倫很可能早就下台了，會有更強硬的首相以一種更有效的手段去阻止希特勒，世界的命運就可能被改寫。
如果安東尼·艾登能夠以一種更勇敢、更負責任的态度站出來批評張伯倫，在他的帶動下主流保守黨人很可能在1938年就抛棄了張伯倫，丘吉爾就沒有機會在黨首和首相的寶座上坐到1954年。在“戰前議會政治”這出大戲裡，有太多的人還有太多的利益、欲望和理想，彼此碰撞、彼此糾纏，充滿了種種難以想象的不确定性，但結局已經盡人皆知。
在關乎英國和世界命運的時代中，張伯倫犯了錯誤，那些足以匹敵他的人們選擇觀望，書裡這群義無反顧的小人物卻站出來挑戰不可撼動的首相。他們成功了，但成功來的卻太晚了。全書的結尾，晚年的麥克米倫和布斯比坐在一起各自喃喃地說“都過去了。”在他們年輕的歲月，他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那個時候他們還有力量、有鬥志，為之奮鬥的還是一個帝國。當塵埃落定，兩個老人所面對的卻隻有已經鑄成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