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過北京的展覽，我一直在期待它來上海，黃永玉曾說過：“人生在世，我是比較喜歡上海的。”上海，對于他的木刻而言，意義也非同一般。這些木刻來上海，是與往昔的時光、那麼多的老朋友“重聚”，是向他的那些師長們“彙報”……期待沒有落空，今年11月下旬，“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在中華藝術宮開幕了。
隔了七十四年，上海又等來了他的木刻少年。
黃永玉先生
01. 故事從木刻開始
一個年輕人教書攢機票錢，要到上海來，幹什麼呢？搞木刻。
“上海是個開眼界的地方，我想乘這個好機會努力把木刻刻好，别的就沒有什麼了。”這是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走讀1》裡，張序子對朋友講的話，黃永玉先生這部自傳體小說，充滿無數的人生細節和曆史記憶，如果把“張序子”的事情替換成“黃永玉”倒是件件屬實，不算唐突。
黃永玉先生作品
1947年年初，黃永玉背着木刻刀、木刻闆和一些書從廈門來到上海的。上飛機前，行李被狠狠地檢查了一番，尤其是對那刻刀，檢查人員起初是充滿敵意的，後來聽說報上的版畫都是這刻刀刻出來的，還跟他讨論起“木刻好不好學”。
背包裡的木刻，他後來拿到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給李桦、邵克萍、楊可揚看。楊可揚告訴李桦：“他把所有的木刻闆都帶到上海來了。”
黃永玉作品：翠翠和爺爺（1947年）小說《邊城》插圖
黃永玉作品：花環（1947年）小說《邊城》插圖
黃永玉的說法是：“除了它們，我沒有什麼别的東西好帶。”（《走讀1》第197頁）——我們可以了解為：木刻闆，是黃永玉的全部家當；木刻，是他當時人生的中心内容。
七十三年後，籌備他的“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時，他透露了儲存那麼多木刻闆的秘密：“我年輕時用厚帆布做了個大背囊，裝木刻闆、木刻工具、喜愛的書籍，還有一塊被人當笑話講的十幾斤重的磨刀石。聽到槍聲、炮聲，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序言：入木八十年》，《入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裡，萬水千山，就這麼一路背到上海。
黃永玉《入木八十年》
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
真像一位前輩說的那樣：你那麼小啊。是啊，當年黃永玉不過二十三四歲，俨然是經曆過抗戰的老木刻家了。194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十二位常務理事，黃永玉名列其中。别忘了，這個協會可是頂着“中華”“全國”的名号啊，難怪素以排資論輩看人的某些人背後議論：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當理事。
黃永玉不是“阿貓阿狗”，也不是空頭藝術家，他自謙是個“不敢苟且，不敢懶惰”的勞動者，在上海衣食有憂的歲月裡，他卻是最活躍的木刻家之一。
曆史資料可以說話：1948年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編的《中國版畫集》（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10月出版），它是從三屆全國木刻展五百餘幅作品中“由本會第二屆評審委員會會同監事會慎選而來”，這本版畫集中收了黃永玉三幅木刻作品，而享受三幅待遇的也隻有楊可揚、朱鳴岡、章西厓、李桦、陳望和黃永玉六個人。
黃永玉作品：我在海上一輩子（1948年）
蘇聯人羅果夫編的木刻作品集《新木刻》（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年9月版）中黃永玉有四幅作品入選，而全書有四幅作品入選的作者也僅有李桦、龍廷霸、趙延年、楊可揚和黃永玉五人。
這些都證明黃永玉在當時的影響力、活躍程度，當然，還有他的勤奮。連遠在昆明的表叔沈從文都禁不住贊揚他是“一個技術優秀特有個性的木刻作者”，說他的作品：“粗豪與精細同時并存而不相犯相混，兩者還共同形成一種幽默的雅典。”（《一個傳奇的本事》，《沈從文全集》第12卷）
于是，天才、鬼才、大師，這樣的帽子沒少往黃永玉的頭上飛，近年愈甚。記得他九十歲那一年來上海，這樣的帽子也收獲了一籮筐。終于，在離開上海時有一次不公開的小小爆發。
黃永玉98歲生日照
大家送他上飛機，我和他走在前面，照例，他不喜歡别人扶他，我隻是乖乖地靜靜地陪他走着。突然，他冒出一句：大師，什麼大師，我不過運氣好罷了！
他一字一句說得堅定，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該怎麼接話，盡管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敬佩他的态度。我記得，透過機場過道的玻璃，一束強烈的陽光那時正穿了過來。
歸來已成“大師”，歸來已不是少年，這讓我想到他新出版的詩集《見笑集》裡那一首《一個人在家裡》，其中有幾句：“我，我惹了誰啦？/我老不老幹誰什麼事啦？/‘老’又不是我發明的。/‘老’又不是我街上撿的。”（《見笑集》）又想到媒體喜歡稱他為“老頑童”，固然，他幽默、快樂、不循規蹈矩，骨子裡有一種“頑”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一點也不“頑”，比如為人、處世，看人生，看世界，憂郁，悲憫，感恩……認真、莊正、宏大着呢。即如《一個人在家裡》，我讀它，笑不出來，反而要落淚，雖然也許是“蜜淚”。
02. 畫巴金故居要畫個大的
2011年12月1日，巴金故居面向公衆開放，黃先生莅臨揭幕儀式。故居門廳裡挂着他的巨幅畫作《巴先生》，他說這是那一年他畫得最好的畫之一。當初，我怯生生地請李輝老師轉請黃先生給故居開放畫一個藏書票。
給巴先生的故居畫畫，怎麼能畫個這麼大的……他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比劃着，一面笑呵呵地說：我要畫個大的！
黃永玉畫巴金
巴金先生在他的心裡，是海闊天空的那種“大”吧。他書裡寫過：“巴金一生，在道德、文化、情感上對祖國的奉獻那麼大，那麼漫長，那麼深厚，那麼美，那麼義薄雲天！……”（《走讀1》）他也不止一次對我說：坐在巴先生對面，有一種怕，不敢說話。巴先生是何等人物啊，他可以給每一位朋友提意見，每個朋友都會心悅誠服地接受。
故居開放儀式次日，剛上班，我接到消息，黃先生搬離我們安排的飯店。我氣喘籲籲惴惴不安地趕到他新換的酒店，生怕有哪些地方安排不周讓老人家不滿意，那時候，我與他并不熟。老人家在酒店大廳已經等候多時了，他客氣且認真地跟我說：活動已經結束，剩下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能再住你們的酒店。
我無話可說，我深知湖南人的執拗，更何況他是黃永玉。
黃先生倒是提出一個要求，要去紅房子吃西餐，盡管我們一再解釋此房子早已不是彼房子了，老人家還是堅持要去。
坐下來，茶還沒有倒上，故事來了，這回的故事有些“出人意表”，他說紅房子是巴金四川老家的一個老管家開的，當年，巴先生請他們吃西餐時，紅房子老闆是如何畢恭畢敬地接待他們。
咦，這個故事，我卻從來沒有聽說過，巴金的家人也沒有聽過。黃先生是認真，還寫到他的書中呢，在《走讀1》第240頁。那麼，就是待考了？可是不必考了，一面吃着飯，一面聽黃先生講故事，是一種享受，是一種學習。他講的故事，大家都愛聽。
03. 念舊也是一個人的品德
對着黃浦江，聽他講張正宇、陸志庠，感歎章西厓的命運。
講唐弢、臧克家、李桦和更多幫助他的前輩，話語中充滿了感恩以及對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感慨。
講當年吃不上飯，靠近中午了與小夥伴商量怎麼辦，去找某電影明星解決午飯吧。去了，明星還睡眼惺忪呢，在被窩裡早已識破他們的詭計，親切地對他們說：錢在抽屜裡，你們自己拿着去吃飯吧，我再睡一會兒。
講戴英浪先生的革命生涯，聽來感覺比電視劇還精彩。問我認不認識他的兒子戴鐵郎，我連忙搖頭。可是提到這位是《黑貓警長》的創意和導演，哎呀，仿佛太熟了。
他說好久沒有見到戴鐵郎了，當年在台灣，他們是一起泡咖啡館聽音樂的夥伴。又是戴英浪先生通知他台灣警備司令要派人抓他，安排他離開了台灣。
2017年12月8日，黃永玉與戴鐵郎老友重逢
黃永玉手裡拿的是他為戴鐵郎畫的像
（周立民攝于上海）
我通過報社的朋友幫忙聯系到戴鐵郎先生。一個冬天，兩位老朋友在上海見面了。我坐在一旁聽着他們講了一個下午的話。記住了最有趣的對話是，戴先生說這些年是狗陪着他，接着他神秘地對黃先生說：你知道，我有幾條狗？黃先生認真地等着他回答，戴先生得意洋洋地伸出三根手指，大聲說：三隻！黃先生笑呵呵地回答：我有三十隻。
有一段時間，見到黃先生，他就關切地問起唐大郎的書，聽說有人編好了沒有出版社肯出。我告訴他，張偉、祝淳翔二位已經搜集、整理唐大郎文字有年了，老先生記在心上，主動找了相關的人為出書助力，後來給文集題了書名寫了序言。他一再急切地催問：書什麼時候出來呢？為此事，我特意跑到西郊拜見張偉老師，中心思想就是：快點，再快點。
我們得了解老人家這種心理。念舊，也是一個人的品德。
04. 木刻少年的初心之地
我給黃先生寄過一本薄薄的《李桦日記一九四四》。他總是說：到哪裡找李桦這麼好的人啊，再也找不到這樣的人了……
當年在上海，李桦在狄思威路的家，是他們的藝術沙龍，也是經常打牙祭的地方。後來，黃永玉和章西厓搬進來了。一群畫家、作家成了這裡的常客，這裡也留下黃永玉的汗水和木刻夢。
這個地方，黃永玉描述：“進大弄堂右手第二家就是，樓下小花園，種着滿牆肉色十裡香，前後兩房……”（《走讀1》第209頁）其實很小：“一間三公尺乘四公尺的房間，一個門，一個窗戶，外帶一塊兩張雙人床尺寸的洋灰地‘花園’。”（《餘所亞這次真的死了》，《比我老的老頭》）
黃永玉作品：魯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工作者（1954年）
黃先生清楚地記得這裡是904弄5号，可是在上海1947年的老地圖上，我查不到904弄，根據黃先生的描述這裡“對面一片荒涼廣場”，我感覺應當在浙興裡或它附近，地圖上它的旁邊就是大片的“農場”和“空地”。今天，穿過溧陽路，到四平路，這裡是一片大工地，巴金先生曾住過的麥加裡也找不到了。
另外一處被黃永玉看作木刻者的聖地的地方，今天也化作一片綠地了，那是大名路65号，當年台灣銀行上海分行的三層，是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的辦公地。
黃永玉作品：春潮（1961年）
小說裡是這樣寫的：“眼前序子要去的那條路叫大名路，是條不過外白渡橋繞着百老彙大廈往左走，從方向看又算是跟外白渡橋一條線，頂着這個方向的一座大樓上（什麼名字，多少層都忘記了），我們中國偉大的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就在那裡。這幾乎是序子的一個聖地，耶路撒冷！木刻總司令部。”（《走讀1》）
如今，站在這片綠地上，楓葉正紅，銀杏葉正黃，時光交錯，金石不存，所幸黃永玉的四百多幅木刻留下來了，它們正在黃浦江對岸展出。
黃永玉作品：那四月暖和的風（1983年）
去年初夏，疫情尚未結束時，一天上班，我收到黃先生五六頁的長信，其中有這樣的話：“我始終忘不了上海……我至今仍然注心于上海文藝界朋友，看到你們的活動，一代代、一輩輩，相呼相攜，像翻着帶幽香的書頁，好珍貴好溫暖。”
他還表達了大家共同的願望：“疫情期間，大家都在想朋友，我也是。花園花事已過葉成蔭也是一番盛景，就希望有朝一日太平了，約幾位熟（人），坐在底下吃晚飯。”
黃永玉先生在書店 黑妮 攝
是啊，盼望着您回來，九十八歲的少年。我用“回來”，那是因為上海從來都是把您當作“阿拉自家甯（人）”。（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