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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曆了更換導演、疫情延期等風波後，《誤殺2》終于得以在大銀幕上與觀衆們見面，但伴随着電影的質疑聲也不絕于耳。原因很簡單，《誤殺2》講述的是一個新的故事，和“誤殺電影宇宙”的關系，或許隻有相似的演員陣容與電影主創團隊了。
可以看到的是，無論從故事還是電影宣發，用第一部的“舊瓶”裝“新酒”，《誤殺2》注定逃不開苛責的評判與拉踩對比前作的陰影。或許正因放低預期，才可以客觀看待電影作品本身。《誤殺2》用“新點子”妝點了“新酒”，但是依然不可避免這些“老問題”。
為什麼是“誤殺”？
《誤殺2》被質疑的第一關，就是“憑什麼還叫《誤殺》”。《誤殺1》的命名來源于原版《誤殺瞞天記》，那麼講述了全新故事的第二部，如何建立起和“誤殺”這個沖突點，甚至“誤殺電影宇宙”的口碑和影響力的聯系呢？
看完了《誤殺2》可以發現，“誤殺”這個動詞，或是說犯罪事實本身已經不再是整部電影的“麥格芬”。在第一部中，平平在反抗過程中誤殺實保的素察是後續一切複仇以及揭黑行動出現的由頭。
但是在《誤殺2》中，肖央飾演的林日朗的兒子小蟲被“偷心”建立在權力壓迫的預謀前提之下，而林日朗對于薩丁（及其背後的市長）一行人的複仇也是建立在與犯罪小說形成互文之上。在電影最後，薩丁指令狙擊手強行處決林日朗，實際上也在這位失意的點電影編劇的計劃之中。這一局，隻有“殺”，沒有“誤”。
那麼“誤殺”這個情節究竟怎麼展現在《誤殺2》之中呢？電影主創在映後談中給出的解讀是“對于一個人的定義，也是一種’誤殺’”。
“誤殺”不僅僅是在生理上因為錯誤或失誤或誤會奪取一個人的生命，更是處于社會中的他者，因為主觀意義（或是利益驅動下）“誤解”或“誤讀”，而宣布另一個個體的社會性死亡。
是以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說，林日朗在本片中被“誤殺”了兩次，一次源于強權的壓迫，一次則源于公衆的否定。
是以，《誤殺2》的名字不僅僅來源于對相應IP的繼承，更是引導觀衆在觀影過程中，對于“誤殺”産生新的，或是說更多元化的解讀，畢竟人是的社會動物。而這些具有批判色彩的賦義，可以反映出了電影中的第二條叙事線索——公衆的聲音。
在林日朗的複仇犯罪表演實行完成後，整部電影的講故事的“場”就縮減了不少，故事情景隻有兩個：劫持案發生的醫院裡，有大量公衆圍觀的醫院外。如果将這兩個場景再簡化成大家會熟悉的場景的話，就是“舞台”與“觀衆席”。
醫院急診大廳，是林日朗表演拷問強權以及發聲的舞台，林日朗的妻兒所在的醫院住院部，是為這場表演源源不斷提供新的動機和支撐的“背景”，而醫院外圍觀的群衆，在媒介終端背後的所有人，都是這場表演的觀衆。
但是與傳統戲劇或者電影舞台中封閉的雙向資訊傳遞不同，《誤殺2》中呈現的舞台，是開放的“全景式監獄”。在圍觀林日朗的同時，戲裡和戲外的觀衆已經對林日朗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審判。
從最初釋放懷孕人質時被蓋章“好爸爸”、“好人”，到“殺死”警察後被唾棄為“殺人犯”，“虧我們之前還幫他說話”，再到真相水落石出後，衆人集體沉默，輿論的一而再三地反轉，也像極了銀幕外現實中每天都在上演的“反轉新聞”。
對于“烏合之衆”的描寫和拷問在影視作品中并不新鮮，但是《誤殺2》将前作生理性死亡延伸至“社會性死亡”的命題，将“誤殺”的概念擴大，使得電影的宣發和制作思路更加具有說服力。
并回歸作品本身，幫助叙事拓展對于公平、正義、道德等多元度、深層次情感有更加多元化的探讨，實則一個“新點子”。
是以，是嶄新的故事，不再是實體或生理意義的“誤殺”，《誤殺2》的表達仍然具有說服力，并足以沖出銀幕，使得銀幕外的“審判者”們同樣參與其中——和第一部中“查查他的觀影記錄”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道單純的銀幕“海龜湯”
客觀來講，《誤殺2》的懸疑塑造水準低于前作，但在懸疑之外，《誤殺2》又走出來了一條新的“講故事”的路。與前作從鋪墊到解密再到回歸的循環式結構不同，《誤殺2》的開頭使用了一種當下十分流行的推理遊戲模式——“海龜湯”。
“海龜湯”是一種情景推理猜謎遊戲，其玩法是由出題者提出一個難以了解，不符合邏輯的事件，參與猜題者可以提出任何問題以試圖縮小範圍并找出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但出題者僅能則以“是（對）”、“不是（不對）”或“沒有關系”來回答問題。
《誤殺2》的開場，沒有鋪墊，提刀就上，但林日朗看似“完美”的犯罪卻處處顯露着不合邏輯的地方——為什麼不搶銀行而是劫持醫院？為什麼不要錢隻要“一顆心髒”？為什麼不想見警察，卻一定要見記者？這些不符合常理的問号連結部分近景鏡頭帶來的暗示，使得觀衆不由自主地問出相似的問題，而随後電影鏡頭則用“是”或“否”為觀衆回答。
另一個懸疑元素出現在電影的中段，即劫走心髒的幕後真兇身份的反轉。實際上身份反轉這一點并不令人驚訝，甚至在薩丁出現的時候，有經驗的懸疑片觀衆已經知道“必反轉”，這段的亮點在于林日朗通過“詐死”、威脅等方法，成功塑造出了恐怖氛圍，增加觀衆對于“反轉”本身的期待。縱觀整部電影的懸疑沖突點的布局，可以說非常工整，很符合戲劇三一律，但缺少驚喜。
從“故事本位”到 “表演本位”
《誤殺1》的成功也極大程度歸功于原作的藍本，雖然講述的故事不同，但《誤殺2》依然是一部翻拍電影，原版是同樣遭受了“失心之痛”的2002年的小衆美國犯罪電影《迫在眉梢》，但同時，你也能看到多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影子。
肖央在《誤殺1》中曾經說過：“當你看過一千部電影，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離奇的事情。”這句話同樣也在本片适用。不知林日朗的編劇身份是不是主創基于黑色幽默的一種自嘲，但顯而易見的是，懸疑色彩削弱之後，電影中情感的對沖就表現地尤為激烈，最為明顯的就是展現在演員們無可挑剔的表演之上。
肖央飾演的林日朗可以輕易在作為父親時的慈愛，作為不幸者的痛苦，作為行兇者時的癫狂，作為揭黑者時的絕望，作為“老實人”時的謹慎和頹唐中自由切換。
宋洋飾演的醫生達馬也可以同時擁有作為精英時的冷峻，面對人間疾苦時的無奈頹廢，面對強權壓迫時的無能狂怒等多層次的形态。
而任達華飾演的警長張正義更是具有獨特性，同時以另一個圓滑的、外放的父親形象，同内斂的林日朗形成對照。可以說，無論是對于情理、法理、道德、正義對沖的控訴，還是對一些社會現象的不滿，對于不幸的哀歎，對于父愛與家庭責任感的讴歌，《誤殺2》所呈現出的情感層面的張力，遠遠大過懸疑性和戲劇性。
但精湛的表演背後，不可回避的依然是故事性缺失的遺憾。好的原創劇本，尤其是懸疑一類智力密集型的劇本更是可遇而不可求，這點必須正視。是以在此基礎上，翻拍是一個讨巧的表達方式，并且縱觀藝術創作史，翻拍也不是“想象力匮乏”或者“一文不值”的佐證。
比如俄國文學巨匠契诃夫的劇本《櫻桃園》也是衆多現代戲劇的藍本，莎士比亞、斯特林堡、易蔔生的經典劇本仍然是NTL一大精品的主要來源；馬丁·斯科塞斯翻拍中國的《無間道》誕生的電影《無間行者》照樣斬獲了第79屆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剪輯、最佳影片等4項大獎。可以說，人類愛看的無非就是愛恨情仇四個字，利用嶄新的手法或是時代精神，讓經典的藍本煥發出新的生機，反而會産生1+1>2的效果。
是以，“翻拍”不是原罪。《誤殺1》的成功證明了觀衆并不抵觸本土化優秀、邏輯自洽并别具一格的翻拍作品。是以，提高故事的說服力、邏輯性，以“展示，而不是講述”的思路，讓觀衆自然而然地進入故事的情境中，才是一個好的劇本應該具有的硬實力。表演、視聽，雖然也足夠重要，但是遇到好的故事本身，才會又錦上添花的效果。
是以，講了一個“新”故事的《誤殺2》雖然沒有達到驚豔或是震撼的高度，但足矣具備一部中上遊國産懸疑片應該具備的要素，甚至在表演和表達方面勝過大部分的同類作品。既然前作的陰影無法避免，那就另辟蹊徑，将“痛點”轉化為“賣點”。
銀幕外衆說紛纭，正如林日朗在“吃瓜群衆”之中也有極其兩極分化和複雜的評價一樣，《誤殺2》也必定會在複雜的口碑和讨論之中，印下一部國産懸疑IP泛化的試探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