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裡，清代法律應該說是非常健全的，同時清朝懲貪“執法未嘗不嚴”，僅乾隆一朝，因A錢受賄而被處死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餘人，但仍然無法遏制吏治日下的趨勢，所謂“誅殛愈衆，貪風愈甚”。很多清史研究者都認為清代吏治腐敗，跟清朝制定的“完贓減等”定例有着無法分割的關系。
（清朝第一貪官和大人）
清朝的“完贓減等”定例普遍而長期适用于侵盜、A錢等犯罪，對清代愈演愈烈的吏治腐敗，無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曆代法律體系都把獎廉懲貪作為治官之本，因為吏治清明與否關系國家長治久安。早在春秋時期，晏子相齊時便說過：“廉者，政之本也”，漢文帝也認為“廉吏，政之表也”。清朝的康熙也深知“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為要”。
中國的封建王朝懲貪的法律有一個基本特點，即以贓定罪，嚴治枉法。唐律有“六贓”，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監臨“三贓”，俱指官吏而言，而以枉法最重，不枉法次之，受所監臨又次之。
自唐宋以來，枉法贓皆有死罪。唐律規定:諸監臨主司受财而枉法者，至十五疋絞;不枉法者，最高刑罰為加役流。宋朝雖然比較仁厚，對一般犯罪都能從輕，獨于治贓吏最嚴。宋太祖、太宗兩朝，官吏因贓罪處死者便高達五十餘人。王安石曾說:“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
明太祖朱元璋對吏治的治理更加嚴格，“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枭首示衆，剝皮實草。法令森嚴，百職厘舉。”官吏一涉贓罪，不但本人要治罪，甚至其子孫也不得出仕為官。
清初貫徹“治國安民，首在懲貪”的宗旨，将枉法贓八十兩定為實絞、監候兩種處罰。但是對于“A錢”犯罪之外的官吏對國家财物的非法占有，定為“侵盜”罪，懲罰比“A錢罪”為寬。
相對明朝，清朝對官員侵盜罪的懲罰比較寬大，并将這種“寬大”逐漸擴充到A錢犯罪的處罰之中。康熙二十七年，将貪贓罪的死刑門檻提高到三百兩。雍正三年，又把死刑門檻提高到一千兩以上，多以斬監候為主，并作為“正例”相沿。是以說清代“律文極嚴，而例則極寬”。緻使清代侵貪犯罪，實際上适用死刑的案例較少。
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書賴都奏稱，現在虧空積至八百餘萬之多，其中不無家産可以清還，請分限減等，并嚴承追官員處分之例，經吏、戶、兵、刑四部會議:凡侵盜挪移應追之贓，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賠，完者免死減等發落，不完照原拟監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屬追賠。如果家産全無，保題豁免。四部議奏後，奉旨依議，欽遵在案。
乾隆十二年，刑部上奏：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盜挪移應追之贓，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減二等，應滿徒;二年内全完，死罪應滿流，不完者照原拟監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減免之處，請乾隆聖斷。乾隆大惑不解，下令“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間審明實系侵盜之犯，曾無一人正法者乎?并令将三年内虧空全完，作何拟罪之處，一并查奏。”
經過大學士張廷玉等人查閱刑部案卷，共查出四十起，處理結果大體有六種情況:其中有在監病故者，有限内全完照例減為流徒者，有援赦得免者，有奉恩旨減豁者，有妻子入辛者庫者，有發往軍台效力者。
之後張廷玉等複奏:完贓減等立法本意是給侵盜罪犯，特别是死刑犯人寬以時日，使虧空得以補齊，但因“定例隻照原拟監追，而曆來成案又未拟入情實，竟似拖欠帑項可以不至正法，誠如聖谕，如此科斷，殊非懲貪之意”。為此建議:嗣後虧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贓減等仍照定例辦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虧空全完者，令該部具折請旨，或照二年之例減流，或照原拟監候，其完贓不能及半者，應即入于情實案内，以彰國法。使得“侵盜人員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複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貪風或可稍戢。”
根據此次核查，雍正十三年間，沒有官員因侵貪被處死刑。特别是侵貪數額達450萬兩以上，最後仍有四十萬兩沒有“完贓”的原山西巡撫蘇克濟，也奉“特旨釋放”。這說明完贓減等例在雍正一朝廣泛适用。而無論從立法到司法，雍正朝對完贓減等例，實行得更為寬縱。
雍正元年據此定例:侵盜錢糧挪移虧空監追等犯，遇恩赦仍行監禁嚴追，有能三年内全完，免罪釋放。這遠比康熙五十七年“完贓減等”例更為寬縱。由此，“完贓減等”例也被稱為“完贓減等”免罪例。
同治年間刑部編纂的《大清律例根原》載道：“凡侵盜、挪移等贓，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軍、流、徒罪等犯，免罪。”也就是說，“完贓減等”例的全稱應該是“完贓減等”免罪例。它将“完贓減等”免罪限定三年期限，侵盜犯死罪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贓款退還，減死罪二等，處以徒刑;侵盜犯死罪以下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贓款退還，免罪釋放。侵盜犯死罪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贓款退還，減死罪一等，處以流刑;侵盜犯死罪以下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贓款退還，各減一等發落。而在第三年全完，沒有具體規定。如果三年仍然不完，采取的是模糊處理，死罪“瘐死獄中”，死罪以下發落。
雍正初年，國庫虧空數額巨大，達到了二千萬之巨。當時戶部虧空達259萬兩，江南地區虧空達到800萬兩，監押待審的官員有數百名之多。面對如此巨額虧空，雍正下令:勒限一年，令其先完挪移之項，後完侵欺之項。若完挪移數内完足侵欺之數，其餘侵欺挪移之數委屬力不能限内全完者，暫停正法，仍再勒限監追。
同時，雍正對《戶律》“挪移出納”律進行修改，制定了“完贓減等”例，内容更為寬縱:挪移二萬兩以上者，雖屬挪移，亦照侵盜錢糧例拟斬，監候。統限一年，果能盡數全完，俱免罪。若不完，再限一年追完，減二等發落。二年限滿不完，再限一年追完，減一等發落。若三年限滿不能全完者，除完過若幹之外，照現在未完之數治罪。
清朝将侵盜犯死罪另定“完贓減等”免罪例，是基于為賠補巨額虧空的特殊背景。但是定例之初原為侵挪倉庫錢糧，例應追賠，其犯罪本由虧帑，是以限内完帑尚可從寬。但是因為規定上有了“等贓”二字，是以在處理時，幾乎所有的貪官污吏都遵循了這兩個字，概從減免。
這種對法律條文的廣泛适用，無異于縱容官吏的A錢行為，對吏治影響甚大。故乾隆初年不斷有官員奏請修改或者廢止。因為康熙設寬大之條，系專指侵盜挪移倉庫錢糧者而言，其犯枉法、不枉法贓者原不在内。而後來的A錢官吏牽扯援引，對貪贓枉法行為進行減等、免罪，助長了官吏的A錢行為。是以A錢犯罪應停止“完贓減等”。
但是這些建議并沒有得到乾隆的采納。因為刑部尚書尹繼善極言完贓減免之例行之已久，不宜一朝廢除，隻宜對A錢犯罪限制适用完贓減等例。如果貪贓官員果能在年限内還完，死罪減一等改流，流罪以下各減一等發落。如限内不完，死罪照原拟監追，流罪以下各照原拟發落，應追贓物照例追賠。這個建議經乾隆與大學士及九卿詳議後，得到了準許。至此，“完贓減等”免罪例修改為：“完贓隻減等，不免罪。”雖然相比這前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完贓可以減等，仍為官員貪贓枉法開設了友善之門。
乾隆一朝A錢案件頻發，處理時皆做減等處理，導緻了侵貪之風蔓延。乾隆六年規定，官員貪贓，完贓後照例減等，便可結案。嗣後官員有犯侵貪等案者，亦照此辦理。并将這條規定寫進了《大清律例》第37條之中。
對于地方大吏的侵貪案件，乾隆處理上也趨向寬縱，或者一再拖延。乾隆十二年，涿州知州張德榮虧空一案，刑部奏稱張德榮例應拟斬，但虧空銀兩尚未追完，應請緩決。乾隆下令把原來無限期監追縮短為二限即兩年。兩年後張德榮仍然無法補全虧空，于是便被乾隆正法。乾隆為些還特别頒發谕旨，說朕之本意，不特為止侵盜，實乃以懲貪婪。并表示?“權不改勒限之例。若後來侵貪者複多，必照此旨辦理。”
張德榮之死盡管對官員有所震懾，但并沒有出現乾隆帝所期待的“旋轉之機”。侵貪之風繼續蔓延。乾隆二十二年處理湖南布政使楊灏和湖南巡撫蔣炳侵盜案時，這兩位地方大員在期限内完贓，秋審時将其拟入緩決。但乾隆仍然十分憤怒，親自将楊灏改為斬立決。但是這種個案，隻是乾隆當時心情激憤之下的處理，而并沒有将這種處理的方法寫進律條。是以此案後，貴西道員鈕嗣昌侵虧案因限内完贓，便被判為減等發往軍台效力。
乾隆一朝，因侵貪而立案的多達三十多起，其中正法或賜令自盡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六位。
而府縣官員，受到正法的更多。僅甘肅冒赈案，執行斬決的州縣官就有五十六人。以上受到嚴厲懲處的侵貪犯罪，多數都是無法完成“完贓”，做不到“減等”才受到的懲罰。乾隆晚年也不得不承認“朕數年來率從寬典，以緻各省督撫中潔己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而防閑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朕先當自責。”
乾隆帝去世後，嘉慶在修改侵貪法律時，将乾隆的“侵虧完贓不準減等”例删除，并于嘉慶七年恢複了“完贓減等”舊例，并在實際執法中有擴大的趨向。如嘉慶十八年福州府平潭同知徐濤贓至一千兩以上，按監守自盜律拟斬監候。次年，因徐濤在一年内完贓，便在“斬罪上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自此，清朝便極少有因侵貪犯罪而受到正法者，侵貪之風亦如脫缰之馬，吏治江河日下，最後終于使得清朝氣數已盡，走向了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