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内閣
甲午之後，北韓在日本逼迫下，改名大韓帝國，但南韓的實權操縱在日本手中。日俄戰争後，日本完全控制了北韓。而南韓不是一下子滅亡而是日本一步步穩紮穩打進行的。随着南韓滅亡的局勢一天天明朗，清政府的危機意識也逐漸加強。雖然從時間上看清政府在八國侵華之後就已經宣布要改革，但是那隻是空口白話，當清政府看到了今天南韓真的有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于是才舉國發奮圖強大改革。
日韓合并後的南韓
一、正式滅亡南韓前，日本對南韓的蠶食
甲午戰争之前，日本憑借種種和北韓的不平等條約，逐漸控制了北韓中央。甲午戰争開戰，清政府作戰不力，失去了北韓王城，日本由此控制了北韓王室，日本得以以北韓王的名義通電北韓全國，聲明是北韓王室請求日軍出兵驅逐清軍，日本不是來侵略的，是來幫助北韓人民恢複獨立的。甲午戰後，中國勢力完全退出了北韓半島，但是俄國勢力馬上跟進。日俄因北韓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最終爆發了日俄戰争，俄國戰敗，日本終于獨霸了北韓。
而日本對南韓的滅亡，不是1910年的《日韓合并條約》一下子就能合并的，在這之前，日本早已蠶食了南韓作為獨立國家的種種權力。換句話說，南韓空有大韓帝國的威名，實際上，整個國家的重要部門的實際掌握者全是日本人。而日本對南韓主權的蠶食正是通過甲午之後的三次日韓協定進行的。
二、三次日韓協定
1904年8月22日，日韓簽訂了第一次日韓協定，日本要求南韓聘用日本人充當南韓國家财務和外交的顧問。名義上的财務大臣、外務大臣是南韓人，但是這是表面的。實際上，這兩權掌握在日本顧問手中，日本顧問作為這兩大臣的太上大臣獨攬了财務、外交權。這樣日本就攫取了南韓作為獨立國家最重要的外交權、财務權。南韓對外交往，和誰交往、和誰簽訂條約都需要經過日本顧問的允許；而南韓的國家财政安排，日本一清二楚。
1905年11月17日，日俄戰争結束後不久，簽訂了第二次日韓協定，真正剝奪了南韓的外交權，這下子南韓的外交大臣已經不是南韓人了，但作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怎麼能給南韓皇帝當手下呢？是以日本專門在北韓設定了統監府，“幫助”南韓管理外交，可是統監府雖然名義上隻管外交，實際上手已經伸向了南韓政府的各個部門，成為了南韓政府的太上政府。伊藤博文就是第一任統監府長官。
伊藤博文
1907年7月24日，簽訂了第三次日韓協定，解散南韓軍隊，南韓由日軍保護；司法也有日本法官處理。至此作為國家獨立象征中的另外幾項軍事權、司法權也被剝奪了。大韓帝國真的是空有架子，完全是日本囊中之物。
日韓合并條約
日本遲遲不肯真正滅亡南韓的原因就是缺一個合理的借口。1909年10月26日侵略頭子伊藤博文被志士安重根刺殺，這給了日本一個絕好的借口，日本朝野瘋狂鼓吹吞并南韓。1910年經過韓奸們的“請願”，哭着喊着求南韓加入大日本帝國吧、我們南韓人也是日本人（日韓同祖論）。日本隻好“委屈的”接受了南韓“人民”提出的“合邦要求”。1910年8月22日日韓簽訂了《日韓合并條約》，南韓滅亡，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是以侵華日軍中有南韓人，東北一般稱他們為“二鬼子”）
三、滅亡南韓，中國的反應
以上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滅亡南韓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不是一蹴而就，是以随着南韓危機的加深，中國必然有所反應。雖然當時的清政府人才凋零，李中堂去世了，張之洞臨危受命，但是晚清政局詭谲多變，自天平天國之亂以來崛起的洋務派漢族士大夫的權力，以八國侵華為開端，又被滿洲貴族打壓回去了。是以至此時，士大夫中的能人(開明的滿族士人都不行）影響力大不如李鴻章時代，此時主導政局的就是滿洲大貴族(奕劻、載沣等王爺們，一般的滿族旗人都不行)。
清朝督撫
這些王爺們出于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他們也真的不是整天吸鴉片、逛妓院，他們也是真心想清朝好的人。是以面對南韓的危機，唇亡齒寒，清朝中央必然有所反應，其反應就是清末新政的真正執行。
日韓合并後，根據《近代中韓關系史資料彙編》所載，攝政王載沣當時就召集重臣那桐、毓朗
“密議對待之策”
，強調以韓為鑒，
“民心不可使之渙散”
，又趕緊召集東三省總督錫良進京，商讨對策。當然日韓合并後，對一般官員也是深有刺激。恽毓鼎可作為一般官員的代表，他在日記中寫道
“日本滅韓，東三省已無可設防，京師亦難安枕。此正我君臣上下卧薪嘗膽、全力保邦之時”
。（《恽毓鼎澄齋日記》）
當時清政府的具體對策就是：1.處理好邊境、僑民問題，中朝邊境的具體畫割、北韓人的國籍歸屬。2.打算本着國際法原則，對日抗議，因為《馬關條約》規定南韓獨立。但是在那個弱肉強食的近代，弱國無外交啊，抗議自然無效，是以清政府改為
“各國如何應付，我亦一律辦理。”
?（《清季外交史料全書》）跟列強的風走。
日軍在南韓
四、清末新政真的開始了
清朝對南韓亡國的反應，除了在東北進行善後處理外，最直接的刺激還是軍事改革。
近代以來屢戰屢敗的确是因為中國軍事落後。南韓滅國更是因為南韓軍事不行，是以練兵強軍又提上了日程。新政中清政府計劃編練新式陸軍，重建海軍。日本正式滅亡南韓幾天後，軍谘大臣載濤上疏請求練兵籌饷加強國防。他認為列強之是以國富兵強，就是因為列強重視軍事，列強甚至可以以國家收入的一半為軍費，是以中國要想對内維持統治，對外維護國權也得強兵，他說
“故一切費用皆可力求節省，惟練兵一項，無論如何拮據，總當力任其難。”（
《管理軍谘處事務載濤奏為練兵籌饷籌劃國防敬陳管見事》
）
海軍大臣載洵與薩鎮冰提出了重建海軍計劃：因國庫空虛，希望可以先購置小船，建立模闆；早日組建海軍部，仿照列強的軍事體制；并提出仿照日本的聯合艦隊模式，将中國領海劃分區域，各守海疆。
日軍鎮壓北韓反日運動
如果說軍事上占了全國奮發的大部分精力，内政上自然也不能馬虎。其表現就是加速憲政。這種加速的呼聲不僅來自民間，甚至清政府官員大吏也開始呼籲了加速憲政。這時候的請願立憲有三股合流趨勢，即資産階級立憲派發動開國會的請願、地方督撫上疏支援、駐外使臣奏請維護。支援立憲的大官總計：“
湖廣總督陳夔龍、兩江總督端方、河南巡撫林紹年、四川總督趙爾巽，皆以請開國會為言。使臣中則孫寶琦、胡維德、李家駒三人，請速定年限”（
孟森:《憲政篇》
立憲派和地方督撫、駐外使臣的關聯，都是以日本滅南韓為鑒
“南韓之亡，此皆于我國有制死之幾”
（《福建谘議局第二次會議速記錄）這給了清朝中央巨大的壓力。
三次開國會請願後，1910年11月清朝中央發上谕答應限時開國會，這也是以南韓滅亡為借鑒加速了清政府的改革吧。
清末時近代化
文史君說：
把原定9年預備立憲期縮短為3年，即把國會時間提前到宣統五年（1913年）。這無疑是清政府因為南韓滅亡，在日益緊逼的危機下的無奈之舉。就這樣通過南韓滅亡的教訓加速了清朝立憲的腳步，清政府也想亡羊補牢。至1911年5月為開國會清朝組織了内閣，但這個内閣就是衆所周知的“皇族内閣”，此時的清朝仍不願放棄獨裁，将人民對清朝的最後一點眷戀都損傷殆盡。誠如出洋考察的大臣于式枚所稱:?
“（憲政）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
此言得之！
參考文獻
1.?韓正校《論清末新政時期滿漢關系的調整》《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19年9月
2.?李細珠《日韓合并與清明新政》《近代史研究》2011年7月
3.?辛東明《康梁對“日韓合并”的評析》《南韓學論文集》2011年4月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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