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随着一批批西方傳教士來華，中西方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如今國人習慣性地将之稱為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西學東漸”。但當時中國在大多數領域并不比歐洲差，甚至還要先進了不少，何況傳教士數量有限、知識有限，帶來的隻是一些零星的知識，而傳教士來到的是一個至少不比整個歐洲差的文明國度，獲得的知識遠超他們帶來的，是以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當時實際存在的是以東方文化為主導“東學西漸”。
那麼，到底是“西學東漸”，還是“東學西漸”？萬曆三十年（1602年），明朝制作了一張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傳統解釋是在傳教士利瑪窦（下圖）的指導下，李之藻等人制作了這張地圖，利瑪窦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教會中國人制作世界地圖，當然利瑪窦負責繪制海外部分，李之藻負責繪制中國部分。然而本世紀初，香港學者李兆良發現《坤輿萬國全圖》與利瑪窦無關，因為這是一張鄭和船隊繪制的世界地圖，利瑪窦等傳教士從中國學去了這張世界地圖。如果李兆良的結論正确，那麼無疑将推翻很多結論，比如鄭和船隊止于非洲、發現美洲第一人、以及西學東漸。
本世紀初，香港作家、生物化學博士、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的李兆良，在美國東海岸意外發現一塊“宣德金牌”——由黃銅鑄造，設計相當簡單，直徑為7厘米，中間一個小方框，凸鑄着“大明宣德委賜”六個字，通常是由明朝皇帝派使節賜給外族，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後來花了150美元買下。據他介紹，這塊金牌出土于美國東海岸，是美洲大陸原住民印第安切諾基人的居住地（後來該族遷移到了美國西部）。
萬裡之外的美國，竟然發現了明初皇帝賜給外族的金牌，這無疑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現，但首先要确認的是金牌真假。李兆良通過金牌文字、對比文獻、材料分析等，認為金牌是真實的，不是美國人僞造的。會不會是1850年以後的華人或傳教士，将這塊金牌帶到了美洲大陸呢？但從情理上說，他們也實在沒什麼理由帶一塊前朝金牌到美洲去。
更重要的是，李兆良考證了印第安切諾基人的古俗，在美洲印第安人中獨一無二，比如：他們搞不清北鬥的意義，卻手持北鬥旗，而明代帝王獨尊北鬥，北鬥旗是重要儀仗旗幟；他們有一文一武兩個酋長，也有兩面旗幟，白底上有紅色北鬥星的為文旗，顔色相反的是武旗；還有原本與之相鄰的卡托巴人，竟然以擅長制造精美陶瓷而聞名，水準超過同時代歐洲人，且他們制造的陶瓷樣式與明朝“三足宣德爐”極其相似。
如此多的巧合交織在一起，讓李兆良懷疑宣德年間鄭和艦隊曾在切諾基人部落栖息過，甚至部分船員永遠留在了此地，進而教會了當地人很多先進知識，并代表皇帝将宣德金牌賜給了切諾基人。而如果存在一支明朝艦隊來到美洲的話，那麼必然是鄭和艦隊無疑。
這面“宣德金牌”開啟了李兆良的曆史調查之旅，後來在仔細分析《坤輿萬國全圖》時，李兆良有了重大發現。
其一，圖中竟然沒有竟然沒有标注1600年時的歐洲一些主要城市，比如利瑪窦的出生地馬切納，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重要城市佛羅倫薩與托斯卡納，最重要的是竟然沒有代表利瑪窦信仰的宗教領地教皇國，這無疑非常違背常理。
其二，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在1606年才發現澳洲，但在這張圖卻将澳洲标注為“南方之地”，而“南方之地”的拉丁文翻譯為Australis（南方），再後來翻成英文Australia（澳洲）。在中國文獻上，元朝汪大淵曾去過非洲，回程路過澳洲，在《島夷志略》中對澳洲有過描述，鄭和重走一遍汪大淵路線可能性極大。
其三，地圖上出現的一些美洲地理辨別，利瑪窦時代歐洲人還不知曉，是200年後才知道的事情，這些知識應該不是利瑪窦帶來的。
其四，據說《坤輿萬國全圖》參考的母本是奧特裡烏斯（Ortelius）、墨卡托(G.Mercator)等人繪的地圖，但相比之下，他們的世界地圖簡單且錯誤，又怎麼能作為極為精确的《坤輿萬國全圖》的母本？
其五，圖中的中國地名使用習俗，并非1600年的而是1400年的，比如遠安鎮，清虜鎮，威虜鎮，土剌河，殺胡鎮，斡難河、榆木川（永樂去世之地）。在1400年時這些地方與軍事、政治密切相關，但在1600年時已經沒什麼政治意義，為何還會隆重地給予标注？1428年後，越南脫離明朝，自稱“安南”，中國很多文獻上也使用這一說法，但這張地圖上還是沿用舊稱标注“交趾”。
由于鄭和的确有能力全球航行，也有足夠動力探索更遠的地方，因為元代汪大淵已經去過非洲，鄭和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隻是單純的重走一遍汪大淵的路線，勢必會沿着非洲海岸線繼續向南探索。從理論上說，鄭和船隊數萬人，走到非洲東海岸之後，面對史書沒有記載的前路，卻又有漫長的非洲海岸存在，分出幾支小艦隊繼續探索屬于正常思維，不繼續前行反而違背常理。而沿着非洲海岸線，駛過好望角之後，未必不可能穿越大西洋到達美洲。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和元代曾經東南西北大規模觀測，發現在越南觀測北極星與在北方觀測角度大不相同，在開封觀測日食與在西域觀測時間也大不相同，後來元代制作了地球儀，元代趙友欽也由此明确提出“地圓說”。而《元史》中有趙友欽的記載，說明明初宋濂等人是知道地圓說的，也即鄭和等人可能知道地球是圓的，這就說明鄭和船隊有可能去嘗試環球探索，同時也就不存在需要利瑪窦教會中國人“地球是圓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對地球形狀的判斷，還是地理測繪、天文知識等，明初時已經具備繪制全球地圖的技術條件與動力。
根據這些分析，李兆良認為鄭和船隊去過美洲，之後繪制了《坤輿萬國全圖》，萬曆年間重新複制了一份，其中利瑪窦不是幫助指導繪制了地圖，而是學習了《坤輿萬國全圖》，并将之傳到了西方。
對于李兆良的觀點，有人贊同，但也有很多學者反對，甚至斥責其為“民科”胡扯。在筆者看來，某些專業學者完全沒必要貶低李兆良，因為宣德金牌與《坤輿萬國全圖》的真相到底如何，對如今來說其實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李兆良說的一番話，非常值得深思。
李兆良文章中說：“最終的目的不是為鄭和翻案，更不是為中國掙回美洲大陸的主權”，而是為了求真、求實，“我們看曆史，會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但這卻是在按照别人的事實寫曆史。我們過去總是受到‘西學東漸’一詞的影響，認為中國的地理學是由利瑪窦帶來的！為鄭和翻案隻是小事，所謂‘西學東漸’影響中國民心，民氣極大，務必重新審視曆史，以正視聽。”最後他自诩為“中國外交史的鳴冤鼓，對地理學西學東漸的驚堂木”。
1840年之前，中國目空一切，對自己的文化非常自信，但半個世紀之後，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卻變得非常自卑，連中華文明之根——漢字都要廢除，當時洋大人說什麼咱們幾乎都相信，西方學者說“西學東漸”，我們也深信不疑，西方學者提出“中華人種西來說”，我們也深信不疑等等。即便直至今天，甚至很多國人比西方還相信西方，比西方還相信古希臘文明的真實性，而對中華文明不屑一顧。
但“西學東漸”的說法是近代才出現的，當時缺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認為曆史上西方不可能向我們學習過，隻可能我們曾向他們學習。然而，不說晚明時期中華文明整體還超過西方，就說16世紀到18世紀的200多年内，無論稱贊中國還是貶低中國的西方學者，都或多或少地汲取中華文明的一些養分。最典型的是黑格爾（上圖），一邊貶低中國，一邊在《小邏輯》中大段抄襲《道德經》，還在書中對老子隻字不提。種種迹象表明，相比當時所謂的“西學東漸”，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而言，東方對西方的影響可能更大，“東學西漸”的表述可能更為準确。
由于歐洲中心主義的需要，學了中華文明知識的西方學者，卻隐瞞了這一事實，或将很多中國成果套在了更早的古希臘大師頭上。德國哲學家R 艾爾伯菲特在《德國哲學對老子的接受》中一語說破：“歐洲中心論的哲學奠基者黑格爾，以歐洲中心論的方式，讓非歐洲文化為其自己的體系服務，并使得非歐的思想傳統不再有尊嚴。”黑格爾說辯證法源于古希臘的芝諾等（書中卻不抄襲他們的），而不是事實上的老子（書中卻抄襲道德經），就是這種思想的展現。下圖，《道德經》與《小邏輯》的内容比較
最近百餘年來，歐美一些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提出一些颠覆認知的觀點。
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中國的天才》和《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書中指出：“有許多在現代看來是司空見慣、理所當然的東西，而它們則都是中國起源。長期以來，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中國的原創成果，一直都被遺忘，或是蒙在鼓裡。那些奠基現代世界的發明與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均來自古代中國。”
《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裡阿諾斯，肯定了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國：“中世紀千餘年間歐亞大陸上最驚人、最有意義的變化，就是西歐從貧窮落後和默默無聞中崛起。中國人擁有高度發達的文化、先進的工藝...…西歐人拿來了中國的發明，竭盡全力發展它們，并将其用于海外擴張。這種擴張反過來又引緻更大的技術進步。”
英國學者懷海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中說：除了“原始藝術”之外，現代以前的西方沒有科技，承認中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明”。
可見，鄭和有沒有發現美洲，《坤輿萬國全圖》是不是鄭和航海的作品，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西學東漸”說法應該不是當時的主流，而當時的主流是“東學西漸”，傳教士從中國獲得大量知識，才讓中世紀之後“西歐從貧窮落後和默默無聞中崛起”。
如今，我們要複興中華民族，不單單是物質上的複興，還要文化上的複興，無論李兆良的判斷準不準确，但他的行為無疑值得鼓勵，同時他說的“為鄭和翻案隻是小事，所謂‘西學東漸’影響中國民心，民氣極大，務必重新審視曆史，以正視聽”話，更是振聾發聩，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