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為國家一級文物，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成員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一處古墓中發現該織錦。現收藏于新疆博物館。
該織錦呈圓角長方形，長18.5厘米，寬12.5厘米，用“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為面料，邊上用白絹鑲邊，兩個長邊上各縫綴有3條長約21厘米、寬1.5厘米的白色絹帶，其中3條殘斷。織有八個篆體漢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由于色彩絢爛，文字激揚，紋樣詭秘，意蘊神奇，出土後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一些網友甚至文物專家也給了它許多“神秘”解讀。但現在看來，讓這件檔案的意蘊有個樸素的回歸亦是非常重要的。
織錦的圖案是這樣的：織錦的右側保留着幅邊。紋樣從右側開始是一對牝牡珍禽，雄鳥站在雲紋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頭頂是篆體“五”字，胸部左雲紋上懸挂着一個茱萸花紋。雌鳥站在雲紋上垂首面向雄鳥，其頸上方是一白色圓形紋象征“太陰”，背上方是一個“星”字，尾部下方有一個茱萸紋。與“星”字間隔一個茱萸花紋的是“出”字。“東”字在兩個雲紋間隙之上。“東”字的左下方、一個雲紋之上是一紅色圓形紋象征“太陽”。“太陽”左下側是一倒懸雲紋，雲紋凹進處，有一張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獨角瑞獸，尾部下垂，背上長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獸角上方雲紋上端是一個“方”字。“利”字隔着一個雲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雲紋的左側是一個身着豎條斑紋、豹眼圓睜的虎形動物，後右足踩在雲紋上，舉步向右行，尾部高聳，剛勁有力。其尾部右側是“中”字，左側是“國”字。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8個字也是有出處的，即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中說，“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緻天下。”古代的“五星”指歲星、熒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轉，日月流逝，五星難以聚合。但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這在《天宮書》《漢書》《張耳傳》《漢紀》均有記載。
漢元年并不是劉邦稱帝的公元前202年，而是公元前206年，這中間還有個持續五年的時間，卻連個名字都沒有。漢武帝将劉邦得到傳國玉玺的公元前206年作為漢元年，即：當年十月，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在轵道（今陝西西安城區）旁，向劉邦獻上了傳國玉玺，标志着秦朝至此滅亡。後世史書為了能将秦漢這兩個朝代連續起來，也一直沿用公元前206年為漢元年的說法。
“五星出東方”指五顆行星在一時期内同時出現于東方天空，即“五星連珠”或“五星聚會”現象；“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即出現五星共見東方之天象，則于中國軍國大事有利。這是漢代儒生們附會的結果，他們認為，漢之興是因為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方。
讓現代的人們多少有些搞不清的是，織錦生産于蜀地，即現在的四川，而蜀錦為什麼會帶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句話跑到新疆去了呢？唯一合理的解釋這是一件國庫調撥的東西。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漢武帝發動對匈奴的戰争，打通西域，在當時的朝廷中有一批人認為是勞民傷财，沒有多少意義的，包括《史記》的作者司馬遷都是反對的，在史記裡多處流露出對戰争不滿。司馬遷與漢武帝是同時代人，能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句話寫入《史記》，可見漢元年“五星連珠”或“五星聚會”現象在當時已經是深入人心，而作為漢武帝，拿它來做做輿論宣傳的文章，是沒什麼不可以的。
中國織錦是中國技術水準最高的絲織物，用彩色的金縷線織成各種花紋的織品，織錦是以而得名。周代絲織物中出現織錦，花紋五色燦爛，技藝臻于成熟。漢代設有織室、錦署，專門織造織錦，供宮廷享用。自漢武帝後，中國織錦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波斯（今伊朗）、大秦（古羅馬帝國）等國。漢武帝打通絲路後，讓蜀地生産一批絲綢，織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調撥到今新疆，以宣示打通絲路的“合理性”，是一件太自然和正常不過的事情。西域的群眾，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應該是少數民族，他們對絲綢上的漢字可能不認識，又因為漢字本身就是天然的美觀，是以被當成飾物、做成衣物，甚至被帶進墳墓，作為陪葬品，也都是再也自然和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更能證明這一點的是，在發現“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的古墓中，還發現了“讨南羌”的織錦殘片，經過專家們的研究，殘片與織錦護臂系同一批絲綢，也就是說，當年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宣傳口号還有“讨南羌”幾個字，應該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讨南羌”。但是，在今天的研究裡，可能是出于民族團結的考慮，“讨南羌”幾個字被一些人省去，又被另一些人牽強附會。
附會者認為，“讨南羌”說的是西漢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至十一月，漢後将軍趙充國平西羌之戰。神爵（公元前61年三月－公元前58年），是漢宣帝的第四個年号，一共使用四年。戰争主要發生在今天蘭州至西甯一帶，是漢朝平定西羌的一次大規模戰役。我要說的是，這件事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基本扯不上關系，而且是針對西羌并非“南羌”。那麼，“南羌”就是一個曆史命題了——過去，生活在塔裡木盆地的人們，把我們今天說的喀喇昆侖山與昆侖山的古代羌人稱為南羌、南山羌，而在地理上，喀喇昆侖山與昆侖山的确在塔裡木盆地的南邊，就像河西走廊的張掖一帶至今仍把祁連山稱為南山一樣。是以，“南羌”的“南”應該是地理的概念，“羌”即是當時生活在這一區域的羌族人。
我要說的是，羌人在漢代及其以前的生存是個非常廣闊的地域概念，甚至包括着整個中國西部，漢武帝時，他們除了在青藏高原上的生存空間之外，還有在河西走廊與西域的存在。在西域的塔裡木盆地，他們應該是和史籍裡的月氏人、塞種人等一起雜居，是這一區域的民族構成之一。漢武帝打通西域後，與中原的貿易之路開始繁榮，而當時的羌人分明還想做一些切斷絲路、雁過拔毛的事情。是以，保障絲路暢通應是當時漢王朝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而這也是對“讨南羌”的合了解讀，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團結沒有一毛錢關系。
新疆幹燥少雨，有利于地下有機物的保藏，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塔裡木盆地、羅布泊荒漠以及吐魯番盆地等絲路沿線的古代墓葬中，發掘出土大量色澤鮮豔、儲存良好的紡織品，其中以漢唐時期的絲綢最為豐富。在漢代之前，烏魯木齊附近天山阿拉溝戰國時期墓葬就出土過出土鳳鳥紋絲繡，另外，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曲曼墓地也發現過戰國時期絲綢殘迹，阿勒泰地區哈巴河縣喀拉蘇墓地出土銅器表面殘留絲綢殘迹。同時，位于安陽市殷墟宮殿宗廟區丙組基址西南的商代婦好墓，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700多件是來自新疆的軟玉。這些，雖然缺少文字的記載，但歲月留下來的華美鱗爪，卻說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絲綢之路的曆史遠遠早于西漢。是以，“讨南羌”保障絲路再次暢通應是西漢政府的曆史使命與擔當。
2020年，考古工作在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發掘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紙文書和木牍。據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工作隊領隊胡興軍介紹，紙文書出土時多呈團狀，經初步釋讀，确認此烽燧遺址為一處遊弈所駐地。孔雀河烽燧群東線的軍事防線，可能被稱為“樓蘭路”，此烽燧遺址駐守“樓蘭路”沿途，管理若幹烽燧，負責附近的防禦。文書性質主要為唐武周至開元年間，遊弈所與下轄各烽鋪及上級管理機構之間的軍事文書，内容詳細記錄了與孔雀河沿線烽燧有關的各級軍事設施名稱。[i]
更詳盡一些的曆史資料是這樣的：公元670年後，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渾地區，打開了通往安西四鎮的門戶，焉耆東境在此時已處于唐與吐蕃争奪的前沿陣地，作為連接配接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的咽喉要地，需要嚴密防守。為防止吐蕃沿“樓蘭路”偷襲焉耆鎮，故在鎮東的孔雀河一線修築各級軍事設施，設定警烽線路。唐代“樓蘭路”的防禦其實是漢代“讨南羌”保障絲路暢通的傳承與延續，南羌不過是一個指代，不同時間有着不同的民族。
在此，漢武帝的政宣目的已經非常清晰，繡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讨南羌”的絲綢被從國庫裡調撥了出來，到達西域，老百姓們将它們穿戴在身上，既達到了宣傳的效果，也讓絲綢再次點亮了絲路的文明貿易，也造就了絲路的空前繁榮。
這樣一來，“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的錦被 、錦枕，出現在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深處漢代精絕國的故地就成了一件更加正常的事情，既顯示了絲綢之路上十分活躍的商業貿易活動及漢王朝與西域城邦諸國的密切關系，也為今天人們研究我國絲綢織造史、裝飾圖案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而曆史在這個時候已經不需要那些牽強附會的解釋了，因為曆史事件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個曆史事件都有着自己鮮明的時代主題，根本不需要後世研究者的自作多情。
本文圖檔來自網絡，感謝原作者！
[i] 張曉龍《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出土700多件唐代紙文書和木牍》，新華網，2020-07-16。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來關注西部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