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傳首九邊”
是明王朝所特有的一種懲罰，專用于邊塞統兵大将身上。
可以泛指：将有罪之人處死後取下首級，朝廷專門派出一支類似欽差的隊伍，拿着這首級到北方九邊示衆，對邊關将士起到言傳身教的警示作用。這樣的懲罰不僅十分殘忍，并且非常不道德，古時候交通不便，拿着的首級用石灰等材料加工防止腐爛，花費數月時間帶着它走邊九邊。如此做法不僅讓死者生前名譽盡損，還讓死者死後不得安甯，是封建文化中的
“魂飛魄散”
的下場。
同樣可以專指熊廷弼為閹黨所害的事件，因為這樣的慘事隻有他經曆過，袁崇煥也不過是
“遂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裡，籍其家”
。
磔
是古代一種分裂肢體的酷刑。
傳首九邊
是皇帝和群臣恨到極緻才會做出的懲罰決定，熊廷弼作為明朝末年傑出的将領，三入遼東統軍抗擊後金。熊廷弼與廣甯巡撫不和終緻兵敗潰退，戰敗消息傳回京師，王化貞被下獄，熊廷弼先被罷官後入獄，三司會審判其死刑，因不願賄賂魏忠賢而導緻罪名坐實，
“傳首九邊，棄屍荒野，天下冤之”
。四年後，熊廷弼沉冤昭雪，首級才被允許拿回去安葬。當然，這要求不是皇帝主動提出的，而是大學士韓爌等大臣聯名上書求來的。這段故事用電影拍出來，絕對能驚豔四座。傳首九邊的故事就到這，那麼九邊是哪裡？為何說它關系到明朝的國運？
九邊在哪裡？
九邊是明朝為抵禦北方大草原上的蒙古，而在北部邊防地帶設定的九個軍事重鎮，其前身是洪武年間的九大塞王的軍事組織。九邊，又稱九鎮，是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年間北部邊境沿長城防線陸續設立的。《明史-地理志一》：
其邊陲要地稱重鎮者凡九：曰遼東、曰薊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甯夏、曰甘肅、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統衛所關堡，環列兵戎。綱維布置，可謂深且固矣。
遼東指遼河以東地區，今遼甯省東部和南部；薊州是如今的隸屬天津市；宣府沒有現成地名，隻有如今的一個大緻區域範圍，東起居庸關四海治，西達今山西東北隅陽高縣的西洋河；大同是山西大同；榆林是如今陝西省榆林市；甯夏、甘肅、太原三地，隻要是個稍微有點地理常識的中國人都清楚在哪；固原是今天甯夏回族自治區的固原市。
九邊是認為構造的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文化分界點，東至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幾乎将明王朝的北部邊境全包攬下。這事是理所當然的事，也不看看大明帝都北京城地理位置有多北。九邊主要防禦的敵人是遊牧民族，前中期是主要防備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後期是主要抵禦女真人。九邊位于抵禦蒙古、女真等遊牧民族的第一線，可以當作萬裡長城來看，将其分作九大戰區，職責明确分工合作。《明史稿·兵志》提到為何設定九邊，為何在這些地區設定九邊：
明初北邊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中包大甯、開平、東勝，而嘉峪之外，置哈密為屬國，延袤萬裡，設兵鎮戍，聯絡其間。成祖都北平，扆山負海，憑塞為險。自棄大甯于兀良哈，宣、遼間隔，京師屏蔽漸薄。已而興和廢，開平孤峙難守，乃遷衛于獨石，而東勝亦内移。宣、大、延綏皆當敵沖。久之，河套淪棄，甯夏、固原邊患日急，哈密入于土魯番，關外即絕域矣。
朱棣靖難成功削藩九大塞王，而後遷都北平，後來曆代皇帝逐漸設定專門隸屬中央的軍事機構衛戍邊疆。
九邊軍鎮
軍鎮是東晉十六國時期新興的一種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實行的軍事化管制，一般設定在軍事要沖，當地居民與普通百姓分開，稱
“鎮民”
。軍鎮是一個擁有土地、人口、軍隊、後勤、軍饷、邊牆、城堡、墩台、兵器、馬匹等組成的軍事實體、戰争巨人。都司衛所和九邊總兵鎮守是并存相制的，并不會出現一家獨大或是類似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局面。九邊總兵鎮守是集合都司衛所、大将鎮守與塞王守邊等制度于一體的。永樂年間北邊塞王守邊制度的土崩瓦解，意味另一項軍事制度即将興起。九邊總兵鎮守制度直接脫胎于大将鎮守制度，不同于行都督府、都衛，具有濃烈的軍事色彩，專為征伐服務，有着便宜行事、節制諸将、軍法從事之權。俨然一副土皇帝的外表。
總兵者，總率軍馬、統兵征伐也。朱元璋起義初期便曾任職過總兵，鎮守和陽，專制軍事，軍法從事，地位甚高，權力極重。雖然自古以來，皇帝皆會主動授予統兵大将便宜行事的權力，但實際上，這種便宜行事是建立在皇帝所默許的限制上，若是不被默許，興許仗一打完就被撤職問罪。元代總兵明确擁有便宜行事的權力，由法律章程規定：
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拟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則宣命敕牒随所索而給之，無有考核其實者。
洪武開國時期，因結束元末亂世的征戰需要，總兵數量頗多，後來數量逐漸減少，含金量漸高，乃是大明最進階别軍官級别。九邊軍鎮皆有着一位總兵，作為最高軍事指揮官。蒙古屢次氣勢洶洶的侵犯襲來，軍權分散不利于打仗，是以九邊總兵事權逐漸歸一，本來用以防止割據分離出去的督理錢糧、懲治罪犯權力，也被收回。九邊軍鎮的地位是等同于地方行省的。甘肅鎮是最早固定和建立下來，蓋因斬斷北、西、南三大蒙古勢力、控制西域之鎖鑰的需要。
甘肅鎮、甯夏鎮是為攻略防禦蒙古的右側；宣府鎮、薊州鎮分别為京師北門與東藩，用以保護北京城，屬内圍防護；大同鎮是藩屏山西，遮京師之右，遼東鎮是藩屏山東，庇京師之左，屬外圍防護；榆林鎮處在
形勝之地，五路襟喉，長城因河為塞，洛水之交，三水所會，邊陲之郡，秦地要區
，專控河套地區；固原鎮偏屬内地，是以地位較低，也是為防範蒙古所設；太原鎮居京師之右，控扼西北，實形勝沖要之地。九邊軍鎮的設立将北京城完美保護。
九邊軍鎮不僅能調動自己軍鎮内的兵馬，備禦軍隊、外地都司衛所，甚至京營亦受其節制調遣。無論從中央集權角度，或是國家安全角度，九邊皆與有明一代之國運血肉相連。
以文禦武
九邊軍鎮的勢力和權力愈發壯大，而且作為軍事長官的總兵由中央下派任職改為地方升遷，是不是有熟悉的感覺？像是唐末的藩鎮，九邊軍鎮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軍事集團，不再完全受中央管制，武治色彩濃厚的開國初期這樣的情況實屬正常，當王朝趨于穩定、内部戰争愈少、統治秩序穩固，文官勢力逐漸擡頭，九邊軍鎮不可避免地北逐漸滲透。從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熾時期開始，皇帝就專門從中央選出文臣安插到軍鎮中，做參贊之官，書寫機要文書。參贊無參與軍事謀議的權力，地位低于總兵，是以形成以文協武的祥和局面，但這隻是暫時的。
往後，參贊職權擴大，可以總兵一同操練軍馬、修治城池、管理糧饷，軍中機務，皆與謀議，享便宜行事的權力。熟悉明代史的讀者一定知道，這便是巡撫的前身。巡撫主管民政，而軍鎮總兵有軍權，随着時間的發展，糧饷事務繁重，總兵不友善協調地方行政事務和中央文官體系，陸陸續續設定巡撫，與總兵一同管理軍鎮事務。早在數十年前，内地已經推廣巡撫制度。不僅是巡撫，中央還建立提督制度、鎮守制度，提督地位高于總兵，鎮守地位等同于總兵。不過，明代的九邊軍鎮，可以沒有巡撫、提督和鎮守，唯獨不可缺少總兵。
各鎮巡撫職權大小是有一定差別的，這是根據地方情況的不同調整的，例如榆林鎮巡撫兼督延安、甯夏兵備，及陝西錢糧和甘肅馬政。反觀薊州鎮巡撫，最初并無管理糧饷的權力。巡撫管理的事務繁多，最終形成文武相制的格局。九邊軍鎮内有宦官鎮守、文官巡撫與武備總兵，分别代表着皇帝、文官和武臣。巡撫職權的擴大意味着文官群體将手伸到兵權的最深處。明朝中後期，
巡撫可節制副總兵以下武臣，并獲給旗牌，得以便宜行事、軍法從事
總結
九邊軍鎮分峙北邊，彼此獨立，卻形成一個完整的大明北疆邊防體系。各個軍鎮内部，巡撫和總兵的關系好壞影響着整個軍鎮的情況，明朝末年多少敗仗，是因為總兵和巡撫不和引起的——
巡撫看不起總兵，總兵看不慣巡撫。
而九邊軍鎮的外部，本應互相支援的一體攻防，卻常出現視同秦越、袖手旁觀的現象，地方權力異常的分散，有着巨大的互相掣肘之弊。之後明廷再實行總督制度，陝西三邊總督、薊遼保定總督，宣大陝西總督，這些軍政權力層層疊疊的，十分臃腫。别看總督節制三鎮，實際上仍遭到種種牽制，同時确定下，文官成為九邊軍鎮的最高軍政長官，武臣與宦官皆在其下。也就是說，九邊軍鎮是戰是守、是攻是防、是支援還是等待，全在文官群體掌握下。但是呢，文人相輕，互相都看不起，也會進行分裂内鬥，算不得一個整體。
明朝總兵、巡撫和總督等制度建設，為清代的地方軍政制度創新建構提供了借鑒，并隐隐将其推廣至全國。
參考文獻：《明棄河套(國防長城觀之謬說)》《論明代封藩與軍事職權之轉移》《明代九邊鎮》《明代北邊防衛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