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s mueve al jugador, y éste, la pieza.
Qué dios detrás de Dios la trama empieza
De polvo y tiempo y sue o y agonías?
—— Ajedrez, J.L. Borges
上帝移動棋手，棋手移動棋子。
而上帝背後又是哪位神祇，開啟了這場
塵埃、時間、睡夢與痛苦的陰謀詭計？
——《棋》博爾赫斯
古典式鄉愁是古人獨享的體驗。今天，當我們說故鄉回不去了，并不是指回鄉之路漫長，而是說家鄉在飛快地分崩離析。家鄉在遠離我們。
家鄉甚至可能隻是賽博朋克中的居民點，它難以再産出任何思鄉之情。出生于本世紀的中國青年的處境可能普遍如此。毫無疑問，随着城鎮化程序深入，越來越多人在現代城市出生：在鎮裡、城裡、都會裡。這些詞在今天的意思與過去也大不相同。在19世紀它們意味着大理石、磚木結構，20世紀意味着混凝土、玻璃，21世紀意味着碳纖維、矽晶體或尚無名稱的材料。若更深層地凝視大地，今天組成我們居所的不是物質，而是資料。我們的場域、腳下風化中的大地、沙漠中的營地、滄茫大海中的孤舟，都是一束資訊流。我們住在一粒沙上，很清楚它明天就随風而去，飄零在無限的“沙之書”中的某處。巴迪歐說，拉比德·本·拉比阿的懸詩和馬拉美的《骰子一擲》都暗示我們，在流變的偶然中找不到确定，隻能一次次地尋找新偶然，因為“昔日熙攘的場所，空無一物的場所，在早晨被遺棄”“被抹去的，一天和每天的營地”“基于此的一切現實就都溶解了”[1]。是以我們沒有故鄉，我們居住在流變的0/1之中。可見的家鄉隻是被0/1的理念所制作出來的，是可拆卸、替換、重組的部件。
我們今天和未來的城市會是什麼？
2016年，本傑明·布拉頓出版了《棧：論軟體與主權》[2]。他認為，計算機愈發強大的計算能力所推動的自動化工廠、網際網路、移動端應用程式、雲平台、物聯網、智慧城市等一系列我們近30年的生活方式，産生了一種全新的全球化生态和治理結構（大衆能從這次的全球疫情治理中明顯感受到這種變化，布拉頓也以《真實的複仇：後疫情世界的政治》[3]重申對全球化政治走向的看法）。随後，他還提出2022大地重塑計劃（The Terraforming 2022 Program）[4]，借用原本殖民類地行星并創造人居生态系統的“地球化改造”思想，用這一思路來重新設計并制作地球母星，以緩和現在的生态環境和人居需求之間的沖突。
布拉頓的“資料文明”模型構架，以棧協定（protocol stack）的多層結構邏輯為基礎。這類計算機語言協定，可以資料準确、高速、高品質地通過無線電波、網線、無線網絡傳輸到目的地。它好比是語言學家制定的自然語言文法，即文法，如“主謂賓結構”：兒童隻要學會了這套語言協定，就可以學會用句子來部署自身的思想表達。同樣，人們也可以用類似的協定來部署其他東西，如，場所。布拉頓把這顆藍色星球分為地球、雲、城市、位址、界面和使用者六個層級，它們以“棧”的形式分布。在全球化計算意識與算法治理時代下，布拉頓用計算機語言重新解讀了城市規劃和政治哲學，并诠釋了“人類世地球文明”。
如何了解“棧”？讓我們暫離布拉頓，回到源頭。在Java語言中，棧區（stack）代表一種資料項按序排列的資料結構，是系統自動配置設定的臨時存儲區。它的特征為：a）自動化：系統自動配置設定，無須人力申請，也不能人為操作；b）子產品化：若空間足夠，系統逐一為标準化需求做配置設定，反之則不；c）高速：配置設定速度快。反之，有另一種配置設定方式，稱為堆區（heap），其特征相反：手動、非标準、低速。類比一下，棧區就像片場便當，所有便當都一樣分發給500個從業人員；堆區就像是廚師專門為某一個重要任務（或人物）而做菜。這兩個詞原本意思相同：英語中stack指一疊東西，heap也是；漢語中“棧”是倉儲區、栅欄内、堆物之處，“堆”也是堆疊東西的形式與場所。兩者無異，就像“聚”或“集”，隻是使用習慣不同，但計算機術語賦予了它們獨特的意思。布拉頓借用“棧”的概念，表達資訊技術的子產品化、垂直化的運作所帶來的獨特生成能力（此時stack也譯作堆棧、堆疊，但覅與heap混淆），提供了一種基礎設施建設的新視角以及搭建平台城市的新思路。
但回到計算機語言，堆/棧分野的思維也可以用來了解城市的生成。最初的“堆”從何而來？法語中，agglomération一詞的曆史演變也表達出了“堆積物生成城市”這一思想：它最初表示一團、一堆、堆積，形象地看就是結塊的沙塊、雪堆，然後引申出粘結，再變成了結合、團結，最後變成聚落、集落，居民點，城市及其郊區的總稱。幾個例子：古雅典，典型的堆，人們圍繞着山丘上的衛城（Acropolis，高地之城邦）建立起了這座城市；龍達，海明威眼中最适合與人私奔的城鎮，背靠峭壁而建立，也是典型的堆；諸多城市圍繞港口、河道而建立，比如比雷埃夫斯、亞曆山大、香港、上海；其他城市或盤踞湖泊、良田、礦山、集市、神廟，或遏南北交通之要沖，其背後都是人們自然的聚集意識。而城市的“棧”則是一種規劃設計好的可複制子產品，就像用樂高積木來搭建。始建于元明兩代的北京城（以及各種京城）有最早的城市規劃，道路寬闊而标準，友善調動軍隊，路邊的四合院猶如一個個子產品；現代城規的典範，1853-1873的“奧斯曼計劃”也蘊含相同的思想；再晚些，紐約的曼哈頓島和巴塞羅那新城，以及類似的城規開始遍及全球。堆是因各類偶然目的而形成的聚集，棧則是以速度與數量本身為目的的無目的性的複制。棧是擴建，是以它不含本真性[5]。
連接配接這些城市的通道也像“資訊高速公路”（30年前我們用高速公路來類比計算機通訊網絡，而今天網際網路早已是更為人熟悉的東西，竟讓我們要反過來類比）。高速公路就像資訊流，汽車就像是把我們配置設定入城市的資訊簇。洛杉矶縣的英格爾伍德有一個壯觀的高速公路交叉路口，不少加州人都在那裡開錯過車道。全球各地也每天都上演着類似的事：當我夜間在寶山和浦東的高速公路駕駛時，感覺和在洛杉矶、東京或巴黎的郊外别無二緻——每個城市的高速公路都一模一樣，像是文明的雲層自動配置設定給每個城市的“棧”。而老城區歪歪扭扭的小路則是“堆”出來的。“堆”就是“棧”這個烏托邦的他者，就是異托邦空間[6]。
當我們被配置設定進城市之後，所居的建築也是如此。蒙特利爾的Habitat 67、東京的中銀膠囊大廈、巴黎的蓬皮杜中心、上海的中遠兩灣城、普吉的納卡酒店，就像一個個三磷酸腺苷的分子結構，野蠻主義、新陳代謝主義、高技派或芝加哥學派，這些不朽的鋼筋混凝土就像沉睡的矽基生命體，嵌入我們的城市。我們竟居住在标準化的水泥火柴盒裡并以此為榮，海德格爾一定大為惱怒！[7]更不幸的是，我們的衣食住行乃至一切日常生活都是如此：快消食物（食堂便當、可樂、餓了嗎）、快消服裝（淘寶店、優衣庫）通過集散中心（義烏、阿裡巴巴）配置設定部署，我們的知識和朋友也是這麼被百度和騰訊如此部署的。現代化城市中的大衆需求，全都通過城市的“擴建意志”進行棧區式配置設定（擴建意志讓城市表現為一隻永不滿足的野獸）。棧就像一塊塊壓縮餅幹，如果你有幸嘗過，就知道它的味道。而生活和居所中僅存的“堆”，就是人們在老城區（la cité）裡留下的每一個腳步，或是那個梅斯基爾希人在托特瑙山裡為自己建的林中小屋。
這就是堆/棧在雲、城市、位址的映射，兩者分别代表了城市生長的兩種類型：主體性和無意識。人類學上，人因社會分工、合作、交換等目的而有聚集需求，造就了天然的集市和聚落，成為無血緣關系的城市的雛形，這就是“城市主體性”；而主權機器的規劃、“哲學王”的籌謀看似是少數人的意志，其實是城市中每個人推動的集體的“城市無意識”（因為是民主默許了集權團體實施擴張計劃，不然後者必将垮台或流失人口）。當還未存在城市規劃時，城市以堆的方式形成；當城市規劃出現後，棧就出現了。堆，看似是無意識形成的集市、城邦，但背後是聚集者們的集體主體，并形成了城市氣質（ethos）。棧，看似是當局有意規劃，但背後是社會無意識的擴張欲望，代表了城市意志（Wille）。就像博爾赫斯說的，在那些造物者的背後，還有一股難以具名的神秘力量[8]。
如今兩股力量各自推動城市的生成，但我們發現在“計算社會”出現後[9]，“棧”的集體無意識的力量遠遠大于“堆”的力量。如今，全球資本主義的集體無意識授意了民主，民主又默許了主權機器快速擴張城市，主權機器就執行了棧協定，把人群快速打包、配置設定、部署到一個個城市棧區裡，形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政治地理重塑”[10]，這種重塑孰優孰劣還有待時日考驗。是以，維利裡奧會說，後勤學代表了現代性[11]。物流（後勤學）、财務流（金融學）、資訊流（情報學）無一不是主權機器最關注的工具。而巴迪歐會稱之為對“數”的濫用和計算之惡[12]。布拉頓認為“棧”是解放，“堆”是沉淪，但可能恰恰相反。若當“棧”出現症狀，當它沉淪，别忘了“堆”，别忘了本真性。
兩者疊在一起，就是我們現在的世界。我們現在把這個堆/棧所疊加的世界叫做“元城”，或元宇宙（Metaverse），一個疊加了虛拟實境（堆）的現實（棧），即疊加了我們的主體性訴求與日常無意識生存的雙重生活。這對于柏拉圖主義者們而言并不陌生，“堆”就是理念世界。
參考書目
[1] Badiou A., Petit Manuel d'inesthétique, Seuil, 1998
[2] Bratton B., The Stack：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The MIT Press, 2016
[3] Bratton B.,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Verso, 2021
[4] Bratton B., The Terraforming, Strelka, 2019
[5] 馬丁·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見《林中路》，商務印書館，2018
[6] Foucault M.,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Gallimard, 2001.
[7] 馬丁·海德格爾，“築·居·思”，見《演講與論文集》，p. 152-171，三聯書店，2005
[8] Borges J., Selected Poems, Penguin, 1999
[9] Bourdieu P.,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92-1993), Seuil, 2017
[10] 陸興華，《人類世與平台城市：城市哲學1》，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
[11] Bratton B., Introduction to Virilio’s Speed and Politics, Semiotext(e), 2007
[12] Badiou A., Un, multiple, multiplicité(s), Multitudes 2000/1, n° 1, p. 195-211.
（本文為作者在同濟法國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元城”工作坊上的發言，原标題為“堆與棧：生成城市的主體性與無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