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再回到《塘沽協定》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中國人民的抗日鬥争日益高漲，而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會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的，它肆無忌憚地開始了新的侵略行動。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方針，我們之前已經介紹了，它準備利用反動派的“攘外必先安内”造成的有利時機，走政治經濟侵略之路，逐漸把華北從中國分離出去。毫無疑問，侵略華北同樣是蓄謀已久的，《塘沽協定》無疑是一個标志性事件，在這之前，侵略華北處于醞釀階段，在這之後，侵略華北的大門洞開，它進入了具體實施階段。《塘沽協定》後，侵略華北的方案是密集出籠，其宗旨隻有一個：在華北“根絕排日”、“削弱國民黨的勢力”，使其最終與國民黨中央政權分離。
遵循這一宗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行動再次密集展開了。從将中國視為其當然勢力範圍的“天羽聲明”到“不威脅、不侵略”的廣田“協和”外交，再到分離華北政策的代表作“多田駿聲明”；從蠻橫無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張北事件和察東事件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華北自治事件”；從漢奸賣國賊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黨政軍撤離華北後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從滿鐵對華北經濟情報的大規模刺探到華北經濟掠奪計劃的出台；從對華北經濟資源的全方位瘋狂掠奪到對華北交通命脈的全面掌控；從竭力破壞有利于中國經濟統一的币制改革到力圖從币制上分離中國的“華北自主币制”；從沖擊中國金融的白銀走私到破壞中國經濟的武裝走私，從侵犯中國海關自主權到肆無忌憚的“冀東特别關稅”；從主張走“溫和”侵略道路的外務省到主張走“強硬”侵略道路的軍部，從外務省的“理想主義”到關東軍的“實幹主義”；從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總代表滿鐵和興中公司到從這種掠奪中大發橫财的日本财閥；最後就是從分離華北到分離内蒙；凡此種種——這些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種種“傑作”、種種表現、種種罪惡，我們就不向大家做詳細的展示了。
總之一點，華北已經不是中國人民的華北了，而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橫行不已的“王道樂土”。日本帝國主義是步步緊逼，國民黨政府是節節後退，華北政權消亡殆盡，中國人民的苦難不斷加重，中華民族的危機不斷加深。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同時也到了被迫着發出最後吼聲的時候。
直到此時此刻，我們的國民黨反動派總算不能不有所改變了，總算準備從它那賣國妥協的反動牢籠裡走出來，盡管它依然念念不忘“悅耳動聽”的廣田“協和”外交，念念不忘親日媚日的《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讨》，念念不忘中日“提攜”“親善”的“邦交敦睦令”，念念不忘血腥鎮壓人民抗日運動的種種“功績”。國民黨反動派的改變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首先，反動派也不是鐵闆一塊，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相适應，反動派内部不同派别投靠不同的帝國主義；随着日帝侵淩日盛，英美派也感到了生存危機，與親日派沖突加深，開始排擠後者，表現出一些抗日的傾向。其次，國民黨中央軍閥和地方軍閥沖突也在加深；中央軍閥對日不斷妥協退讓，也使地方軍閥感到生存危機，同時地方軍閥也乘着這抗日大潮向中央軍閥發起新的挑戰。當然，若沒有廣大人民群衆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産黨這個強大外力逼迫其變化，面對強大的日帝侵淩，反動派的這些小小變化會立刻煙消雲散。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反動派的變化也在表明中國抗日救亡運動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就連拒絕抗日最頑固的部分都開始轉變态度。作為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中國共産黨正确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及時調整了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這一深刻變化轉變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最深厚、最強大的力量源泉。“九·一八”以來，共産黨始終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列，直接上司或參與了一系列抗日行動，提出了一些與其他力量共同合作抗日的主張。然而，在這一時期之初，共産黨未能真正擔負起抗日救亡運動的上司責任。從客觀上講，這是反動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抗日救亡運動興起之時同時也是反動派“圍剿”人民革命力量的高潮之時。從主觀上講，這一時期共産黨始終未能徹底擺脫“左”傾錯誤思想，與其他抗日力量合作的力度還不夠，還未真正學會與它們進行正确的合作。
嚴重的“左”傾錯誤使共産黨人民革命力量遭遇重大損失，被迫開始兩萬五千裡長征。長征是共産黨自覺擺脫一切“左”和右的革命錯誤的開始，是它走向成熟的開始，同時也是它轉變所肩負的曆史任務，自覺承擔起抗日救亡運動上司責任的開始。長征的方向既是儲存和發展自己的方向，更是北上抗日的方向。長征結束後，共産黨将中國革命的大學營放在了西北陝甘革命根據地，新的革命征程由此開始。共産黨全面承擔起抗日救亡運動的上司責任，以先進的革命理論、徹底的革命立場和堅定的革命意志，推動這一運動走向新的發展高度，迎來新的發展高潮。
抗日救亡運動的目前任務就是順應人民的要求和時代的潮流，将各階級人民、各派政治力量，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團結起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抗擊日寇并将其驅逐出中國的強大力量。從“八一宣言”到瓦窯堡會議，再到《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其中心任務隻有一個，那就是迅速在全中國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一切力量共赴國難。對共産黨來說，确立這樣的中心任務是繼遵義會議後自身的又一次重大轉變，是徹底糾正一切革命錯誤的縱深推進。遵義會議解決的是長征開始後極為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而此次轉變解決的是政治路線問題，徹底糾正長期以來存在的拒絕與其他政治派别合作抗日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确立了統一戰線的正确政策方針。“八一宣言”是此次轉變的開始，瓦窯堡會議初步确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确政策，而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則對這一轉變作了更為深入的論述。
“九·一八”以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重大變化已經昭示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但工農小資産階級這些基本群衆，就是民族資産階級甚或反動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都表現出抗日的傾向。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着重分析了民族資産階級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民族資産階級是中國革命中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協性的一個特殊革命階級。1924-1927年的大革命，它表現出革命性，後來又加入了反革命營壘，表現出妥協性。随着日帝亡我中華之勢日顯，随着國民黨反動派壓迫日重，民族資産階級再次表現出革命性，有重新加入革命營壘的可能性。民族資産階級的變化隻是整個反革命營壘變化的一個代表，反革命營壘對日投降妥協政策日益不得人心，其内部更多的力量分化出來，反對這一政策。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共産黨要順應民族革命的大勢，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擴大民族抗日的陣營，縮小侵略者和反動派的陣營，這是中華民族赢得抗日救亡運動勝利的唯一出路。
共産黨要想擔負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上司責任，就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先鋒模範作用，以最堅定、最積極的姿态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使這一戰線成為堅定不移、充滿生機的抗日戰線。共産黨要調整自己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使之适應發展統一戰線的需要。共産黨要維護好、發展好各抗日階級的利益——當然首先要維護好工農小資産階級這些基本群衆的利益，同時兼顧其他抗日階級的利益，以此帶領它們堅決反對日帝和反動派的利益，最終實作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發展。是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本質上就是群衆路線，是相信群衆，依靠群衆，發動群衆，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最終赢得抗日戰争勝利的根本所在。
共産黨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要想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成一個堅定不移地推動民族革命進步的戰線，不能隻靠團結，也要靠鬥争。統一戰線内部各派力量政治經濟地位千差萬别，利益訴求各不相同，有堅定的革命者，也有動搖不定者。對于前者，共産黨要做他們毫無疑義的代表者；對于後者，共産黨要堅決對之進行批評，以共産黨的先進性克服他們的落後性。至于一貫對日妥協的反動派，共産黨更要動員群衆與之展開堅決的鬥争，以共産黨的革命徹底性擊垮其極端反動性。
與統一戰線内部鬥争相聯系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統一戰線的上司權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敗與否不但取決于共産黨善于承擔起上司責任，也取決于共産黨敢于承擔起上司責任。有了共産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有了共産黨，抗日救亡運動才能走上興旺發達的康莊大道。對于掌握上司權，共産黨必須當仁不讓，在這方面，在警惕“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的同時，要警惕右傾妥協主義錯誤。在統一戰線内部，共産黨可以有妥協，但是必須是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中國革命進步的妥協。不管是團結、鬥争和妥協，都要服從于抗日的大局，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而非無原則的。
共産黨堅信，此時正在進行的抗日救亡運動無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先兆，而抗日統一戰線無非是民族革命力量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發動。抗日救亡運動已經成為中國革命新的環節，成為推動這一革命的新動力。中華民族的危機越深重，改變這一危機的動力就越強勁。澎湃洶湧的革命大潮終将浩蕩于中華大地，使古老中國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中國如此，世界也是如此。德意日法西斯蓄謀發動一場奴役世界人民的世界大戰無非是帝國主義危機加深的反映，無非激起新的世界革命大潮，将帝國主義制度徹底埋葬。
有了新的革命認識，有了新的革命方針政策，共産黨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鬥争中，全面承擔起這一鬥争的上司責任。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究其實質，就是宣傳群衆、發動群衆、組織群衆，讓群衆的澎湃力量真正奮發起來：廣泛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向群衆指明抗日救亡運動的正确方向；深入到群衆當中去，走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以實際的抗日鬥争把群衆發動起來，以各種形式的抗日團體把群衆組織起來，把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落到實處，變成群衆的實際行動。在華北這個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哨，共産黨積極深入到正在蓬勃發展的群衆抗日鬥争中，以更大的規模上司群組織群衆開展抵制日貨，反對走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行動，維護群衆的實際利益；通過舉行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等行動，将群衆的鬥争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蠶食華北政權的政治侵略行動。在全國範圍内，共産黨積極參與、上司群組織各界抗日救國團體，争取把更多的力量組織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使這一運動以更加浩大之勢呈現出來。
積極加強與上層人士的聯系，将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結合起來，是新時期共産黨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加強與愛國民主人士、國民黨左派人士和國民黨愛國将領的聯系，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有助于共産黨與這些進步人士達成共識，協力推動中國抗日大局的發展；加強對東北軍、西北軍的工作，把這兩支新加入的“剿共”力量轉變成抗日力量，縮小了反動派的陣營，擴大了抗日的陣營，也為之後的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加強與各地方實力派（地方軍閥）特别是華北地方實力派的聯系，推動他們轉向抗日的方向，利用他們反蔣懼日的心理，推動與共産黨的合作，進而依靠他們的掩護，積極行動，擴大活動，發動群衆，發展組織，推動抗日力量的壯大。在這場全方位、大規模的抗日統一戰線運動中，我們始終能夠看到共産黨人孜孜不倦的努力，看到他們夙夜在公的身影，看到他們抓住一切機遇積極行動的實幹精神。
在抗日統一戰線運動中，如何處理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派的關系，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共産黨将革命的大學營放在西北，開始全力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時，蔣介石反動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國策未變，繼續對人民革命力量實施“圍剿”。但與此同時，反動派内部的變化繼續悄然進行着：在對日妥協的主調中出現了強硬的成分，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所表明的對日外交政策中出現了某種帶有底線性質的東西。
而日本帝國主義也感到與蔣介石政府的談判不那麼順遂了，對華北的政治經濟侵略也不那麼順利了，盡管這主要是人民反抗的結果，但蔣介石政府也時不時從中作梗。在五全大會後的國民黨政府人事變動中，英美派甚或愛國抗日力量的實力在上升，親日派的地位在下降。這一切表明，蔣介石反動派有轉向抗日的可能，當然反動派害怕革命甚于帝國主義侵略的本性未變，人民的覺醒永遠是它最大的敵人，是以要想推動反動派實作這種轉變，光靠團結和妥協是遠遠不夠的，鬥争才是主要手段。要讓反動派切實感受到最廣大人民群衆不可動搖的抗日意志，感受到不可違逆的抗戰大潮，基于此，共産黨将統一戰線确立之初的“反蔣抗日”方針逐漸調整為“逼蔣抗日”方針。顯然，“逼蔣抗日”方針既是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它的實作又需要統一戰線政策的深入落實，需要最廣泛抗日力量的深入發動，而在中國共産黨的上司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深入推進，人民群衆所蘊藏的力量被廣泛發動，侵略者正在遭遇到越來越猛烈的抵抗，同時反動派的獨裁統治也遭遇到越來越強烈的沖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已經走進了曆史的死胡同，盡管這一政策極其不願退出曆史舞台，還在做垂死掙紮。
1935年爆發于北平的“一二·九”運動是中國抗日救亡運動中的裡程碑事件，是共産黨上司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取得的重大成果。說它是裡程碑事件，是因為以它為引擎，中華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動，這一發動是持久的，不斷向新的高潮邁進，直至迎來全面抗戰；說它是重大成果，是因為在共産黨的上司下，它本身及其後一系列抗日救亡行動，都是中華民族抗日力量的動員，這一動員是經久不息的，不斷向更大規模、更深層次邁進，直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九·一八”以來，北平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特别是日帝開始侵略華北後，愈加高漲。廣大愛國學生以滿腔的愛國熱情始終站在這一運動的前列，而共産黨則是這一運動的上司者。新時期，共産黨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為指導，以反對日帝蠶食華北和反動派對日妥協為宗旨，運用正确的行動政策，推進北平人民特别是廣大愛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救亡力量不斷蓄積，一場更大規模的抗日行動已經在醞釀之中。
1935年12月9日，這是一個被曆史銘記的日子，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這是日帝侵略華北的最新“成果”——為導火索，北平人民被長期壓抑得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在以共産黨為核心的北平學聯的上司下，數千名愛國學生開始了大規模示威遊行，他們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強烈要求：停止内戰，立即抗日，給人民以愛國抗日的民主自由。愛國學生的行動遭到反動派鎮壓，然而這隻是人民愛國主義行動的一個開始，反動派鎮壓隻會激起更強的反抗怒潮、更高的抗日熱潮。在共産黨的上司下，更大規模的抗日遊行展開了，它席卷整個北平城，并将影響力擴充到全國，擴充到海内外。12月16日，被推遲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總算成立了，而北平人民的抗日行動也達到了高潮，參加這一鬥争的已經不限于廣大愛國學生，而是包括廣大市民、勞工、農民、文化界、教育界等社會各階層。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開始了，數萬人的市民大會召開了，一系列關于組織群眾、共同抗日、誓死反對日帝侵華的決議案通過了。
在國民黨反動派強力鎮壓下，“一二·九”運動走向低潮，但全國的抗日救亡熱潮卻被掀起了。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各地愛國學生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請願或罷課，支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勞工緊急呼籲援助學生的救國運動，各地勞工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鬥争；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等各界愛國人士以各種方式支援北平人民愛國行動；各地抗日愛國組織紛紛發表通電，聲援北平學生愛國行動。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到處響徹抗日救亡的号角。
于是，“一二·九”激動人心的局面結束了，更深廣的行動開始了。作為“一二·九”運動的先鋒，廣大愛國學生并沒有把自己的行動局限于“一二·九”運動，而是在共産黨的上司和号召下，“把反日救國運動擴大起來！到勞工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喚起他們救國的覺悟，推動他們建立救國的組織。”于是，一條與更廣泛的實踐結合、與更廣大的群衆結合的抗日救亡新路展現在了廣大愛國進步青年面前了，他們也勇敢地走上了這條道路，繼續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也唯有走這條道路，抗日救亡運動才能獲得深厚之基、浩蕩之勢。
于是“一二·九”運動結束了，它的精神卻在中華大地大放光芒。在廣大愛國人士和共産黨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在“一二·九”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地各界各派的抗日救亡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迅速成長起來，群衆被更大規模地喚醒、發動群組織起來了。而随着形勢的發展，各地抗日救亡組織出現了進一步聯合的趨勢，它的最終成果就是1936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這是一個以愛國知識分子和共産黨員為骨幹，以結束内戰、團結抗日、實作民族解放為宗旨的全國性抗日救亡組織。它顯然是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運動取得的又一大成果，而它的行動宗旨本質上講完全是統一戰線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國抗日救亡運動再次達到新的高度。在它的推動下，各地抗日救亡組織繼續大規模發展，抗日救亡的大潮湧動于中華大地。
面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持續高漲，國民黨反動派又恐懼起來了，害怕革命甚于外敵入侵的本性又暴露出來了。它頒布以鎮壓抗日運動為目的《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它逮捕了全國救國會領袖人物，制造“七君子事件”，它使抗日救亡運動再次處于白色恐怖之下。然而，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已是強弩之末，除了激起更大規模的抗日怒潮外，不會有别的結果。
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大潮的鼓舞下，一件新的抗戰功績——綏遠抗戰勝利誕生了。日帝對華北整體實施政治經濟侵略，又在察綏部分地區實施軍事侵略。察省抗日同盟軍失敗後，日僞軍再次進犯察省，侵占察北數縣，并以此為跳闆準備進犯綏遠。綏遠主席傅作義在共産黨和全國抗日救亡力量的堅定支援下，決心率領全省軍民抗争到底，決不讓日寇進犯一步。日寇誘降不成，遂實施武力占領。綏省軍民勠力同心，士氣高昂，先戰紅格爾圖，再戰百靈廟，作戰積極主動，先發制人，連戰連捷，收複失地。綏遠抗戰不斷勝利，全國人心振奮，萬衆歡騰，各地人民發起了援綏抗日運動，祝電交馳，慰勞不斷。
關于綏遠抗戰勝利的意義，首先，毫無疑問，和之前的抗戰勝利一樣，它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持續高漲提供了新的動力；其次，它再次給“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派當頭一棒。當然，和其他抗戰一樣，綏遠抗戰也沒有發展為全國抗戰、收複一切失地的局面，僅僅達到了保衛綏遠一省的目的，這同樣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必然結果。
介紹了共産黨上司和推動全國救亡運動之後，我們有必要再回到共産黨和人民革命力量自身的發展。共産黨及其上司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無疑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意志最堅定的部分，是發揮先鋒模範和上司作用的一部分。它的發展壯大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和最強大動力。同時，也隻有它發展壯大了，才能在逼迫蔣介石反動派轉向抗日中發揮關鍵作用。
将革命大學營放在西北後，共産黨認識到，伴随着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人民革命力量也将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期，必須抓住機遇，發展共産黨組織，壯大紅軍，擴大革命根據地。對于前一個任務，共産黨全力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同時這一運動的發展也為共産黨組織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統一戰線運動不斷發展，群衆獲得深入動員，不斷覺悟，一批先進分子湧現出來了，并轉化為黨的忠誠戰士。他們奮戰在統一戰線運動各個領域，提高了黨的威信，擴大了黨的群衆基礎，使共産黨正在成為有更大影響力的全國性政黨。
對于後兩個任務，共産黨把它們同謀求直接對日作戰同時兼顧打擊反動派聯系在一起。進入陝甘革命根據地後，共産黨千方百計想實作直接對日作戰，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斷阻擾和“圍剿”，始終未能如願，是以，紅軍這一時期的軍事行動隻實作了打擊反動派，仍然屬于内戰範圍。但紅軍這一時期的軍事行動依然意義重大，它不但擴大了共産黨的影響，壯大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将來的全面抗戰奠定了良好基礎，同時從另一個方面——狠狠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攘外必先安内”——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對實作逼迫反動派停止内戰、轉向抗日具有關鍵意義。
同時，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于服從于抗戰這個最終目的，紅軍意不在擴大内戰，這些軍事行動又帶有避免擴大内戰、降低内戰激烈程度的傾向，帶有從内戰向抗戰過渡的性質。從反動派的角度講，盡管其内戰之心不死，但這一時期蔣介石統治集團由于要處理“兩廣事件”，不得不暫時放松了對共産黨根據地的“圍剿”，而人民抗日救亡力量也通過“兩廣事件”這個曲折途徑暫時牽制住了它的内戰行動，當蔣介石統治集團平息了“兩廣事件”，準備集中力量對付共産黨時，新的更大的事件徹底遏制住了它的内戰之心。
現在讓我們把視線轉移到1936年底的西安，看看在這座古都的發生的偉大事件——西安事變——如何徹底遏制住蔣介石反動派的内戰之心。西安事變無疑是繼“一二·九”運動後中國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又一裡程碑事件，是共産黨上司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如果說“一二·九”運動掀起了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把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力量更徹底地發動起來了；那麼西安事變就是在這一高潮的基礎上，以驚人之舉行巨變之業，逼迫反動派停止内戰，轉向抗日，一舉将中國的抗日救亡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和任何偉大事件一樣，西安事變在偶然性中孕育着必然性。曆史中特殊的一瞬間無非是之前曆史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質變，而偉大事件的當事者反映的無非是時代的要求，執行的無非是人民的意志，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不可能來自人民和曆史之外。當然，當事者并非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正是他們積極作為、主動作為，人民的意志和時代的要求得以展現。而偉大事件也畢竟将曆史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高度。盡管之前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和紅軍對反動派的打擊也是在“逼蔣抗日”，但反動派在緩慢轉向抗日的同時依然在倒行逆施，中國依然在内戰中，“逼蔣抗日”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西安事變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發生的，并且它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談到西安事變，我們就不能不先談一下這一事件的兩個當事方——東北軍和西北軍如何在共産黨和人民抗日救亡力量影響下改變自己的命運，并最終走上與共産黨親密合作的道路。張學良将軍的東北軍懷着國破家亡之恨，從東北撤到華北，又從華北被蔣介石調到西北内戰前線。而張學良本人則懷着國恨家仇，背着不抵抗将軍的罵名，抗日救國之心愈益強烈。他聽從蔣介石指令，丢了東北，丢了熱河，此時又聽從蔣介石指令，“督率”所部積極“剿共”，期望“安内”之後可以立刻“攘外”。然而事與願違，在紅軍的有力打擊下，他是連戰連敗，“攘外”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安内”卻要繼續進行下去。
從這一慘痛的教訓中，他徹底醒悟了，認識到内戰之毫無前途，而東北軍厭惡内戰之心愈加強烈。從與共産黨的接觸中，他認識到了救國救民真理，認識到隻有結束内戰、一緻對外才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從此以後開始了他與共産黨之間真誠相待的合作。
愛國将領楊虎城及其上司下的西北軍在“九·一八”之前與共産黨就有合作。“九·一八”之後，他義憤于日寇侵淩，多次請纓抗戰，均被蔣介石拒絕，非常不滿。與此同時，他與共産黨的合作不斷加強，特别是共産黨發表“八一宣言”之後，他積極與中共中央聯系，雙方合作出現了新局面。
在共産黨的幫助下，東北軍和西北軍兩支同處西北的軍隊也消除了誤會、增進了團結。以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指導，三方合作不斷加強，抗日救亡在西北蔚然成風，西北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并不斷發展。
然而蔣介石反動派不高興了，它要破壞西北的這種局面，破壞全國的這種局面。它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決心未變，想乘着這支力量經過長征大為削弱且在西北立足未穩之機，集中全力一舉将其消滅，徹底鏟除其心腹之患。面對反動派新的内戰瘋狂，既處于西北抗日統一戰線中、又處于西北内戰前線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及其上司下的力量，毅然從民族大義出發，選擇了堅決與共産黨合作、與蔣介石反動派抗争到底。他們先是苦苦勸谏蔣介石，希望他回心轉意，走上抗日道路。然而勸谏非但無效，他們卻有被蔣介石逼上内戰前線的危險。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決定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采取極端手段——兵谏逼迫蔣介石走上抗日之路。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張楊二人突然行動，扣押了蔣介石及其随從軍政人員，解除了蔣系軍警憲特的武裝，控制了西安城；随後通電全國，表明發動此次政變意在逼蔣抗日，并提出了改組政府、停止内戰、釋放愛國人士及政治犯、實施抗日愛國的民主自由、召開救國會議等主張；随後又采取一系列停止内戰、準備抗戰、應對反動派“讨伐”的政治經濟措施。
西安事變之驚人之舉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内外迅速出現了錯綜複雜的局面。各派愛國力量、各救亡團體、廣大群衆首先對張楊二人愛國義舉表示了熱烈歡迎、高度贊揚、堅定擁護。他們發表通電、舉行遊行，抨擊蔣介石反動派的誤國政策，要求一緻抗日。同時大多數愛國力量和救亡團體也表達了避免内戰、和平解決事變的願望，希望事變能夠從抗日救亡的大局出發獲得解決。當然在全國輿論界，擔憂、譴責甚或聲讨張楊的消極反動聲音也大量存在，這是張楊的敢為人先之舉在全社會所引發的必然結果：積極中夾雜着消極，進步夾雜着落後和反動。
事變無疑給國民黨統治集團造成巨大的震動和沖擊，由于“領袖被劫持”、權力真空，它陷入混亂之中。從中央軍閥到地方軍閥，各派勢力從自身利益出發表明了對事變的各自态度：有的支援，有的反對，有的觀望，有的從中投機、謀取私利，局面複雜，不一而足。不過主流的聲音依然是避免内戰，希望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事變的發生使國民黨内親日派和英美派的沖突激化了。親日派乘機活躍起來，利用暫掌兵權之機，力主武力解決事變，意在挑起内戰取蔣而代之，排擠英美派而得勢。他們打着“讨逆”的旗号，調兵遣将，進軍西安，關中地區一時間大兵壓境、戰雲密布。英美派從保蔣安全——蔣是他們的領袖——的角度出發，力主與西安方面和談，反對武力解決。
不過從更深層次的角度講，事變無疑給國民黨統治集團以巨大的震驚和警告，使英美派從中不但看到了親日派的野心，更看到了全國人民要求結束内戰、一緻抗日的不可動搖的意志。無論是打擊親日派，還是維持其統治，英美派都必須做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定。
在國際上，各方對事變的态度大體上與國内類似。英美帝國主義無疑支援英美派的主張，力保蔣介石——其在中國的利益代理人——的安全。日帝無疑支援南京親日派的行動，極力挑唆南京政府對西安動武，這不止是因為它從西安事變中嗅到了抗日的強烈味道，更因為中國越混亂，越有利于它的侵略。最意想不到的是蘇聯對事變的态度。蘇聯作為國際正義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以來對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持支援态度——盡管是謹慎的支援，然而事變發生後，蘇聯卻錯誤地認為事變是中國親日分子的一個“陰謀”，是日帝制造的又一個“挑釁事件”，它太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了。遲遲而來的共産國際訓示也責難西安事變，不過它主張從抗日的立場出發和平解決事變，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
面對突如其來的事變，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中國共産黨又将采取怎樣的态度和對策？對西安事變，共産黨最初并不知情，盡管與事變的發動者有密切的統戰關系。不過，事變的發動者第一時間向共産黨告知了情況，并急切地希望這支先進的政治力量給予有力支援，出面主持大計，推動事變朝正确方向發展。在對事變做出初步分析并對其發動者的請求作出肯定答複後，共産黨也正式成為事變的參與者，投入到事變的緊張鬥争中，以其先進指導思想推動事變朝正确方向發展，成了它的真正主導者：
首先對事變性質作出了正确判斷。中國共産黨并未被蘇聯和共産國際的錯誤判斷所迷惑，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從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願望出發，肯定了事件的積極意義，深刻地指出，事變是在共産黨和全國抗日救亡力量的影響下，國民黨内部一部分力量不滿反動派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戰、一緻抗日而做出的抗日救國義舉。事變反映的是人民的意願，必将給國民黨統治集團以巨大震動，促其内變，轉向抗日。
其次對事變的前途做出了科學的分析。事變雖為愛國之舉，有逼迫反動派轉變之作用，但日帝及南京親日派也在利用事變導緻的複雜局面大做文章，試圖把中國引向一個更黑暗的局面。是以，要想把事變引向一個光明的前途，還需要共産黨和人民抗日救國力量作出積極的努力，而這一努力的核心之處在于始終從民族大義出發，從抗日大局出發，以堅定的立場、堅強的意志，排除幹擾，確定事變始終朝正确方向發展。
最後，采取有效措施，以正确的主張與英美派展開交涉，使事變獲得圓滿解決。有了正确的指導思想、堅定的立場，還必須轉化為具體的措施。在對事變分析研判的同時，共産黨與事變發動者加強團結、共同行動，一系列措施緊鑼密布地展開了：一是明确和平解決的方針，慎重處理蔣介石，確定其個人安全，這是實作“逼蔣抗日”、避免内戰的關鍵所在；二是立即采取緊急軍事措施，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方協調配合，積極準備，應對親日派的“讨伐”，為事變的正确解決打造有力的軍事後盾；三是從民族大義出發，開展溝通說服工作，克服西安方面内部的分歧，達成共識，一緻行動；四是争取群衆，争取輿論，繼續增強抗日正能量，為事變正确解決奠定良好的群衆基礎；五是争取英美派，孤立親日派，揭露後者的陰謀，挫敗其軍事行動，與前者展開談判，達成抗日協定。
一切行動都是為了實作“逼蔣抗日”，西安事變的正确解決最終要歸宿到與國民黨英美派談判能否成功。共産黨和西安方面向英美派表達了和平解決、確定蔣安全的主張，但同時正告之：蔣的這次遭遇完全是其多年來推行反動政策的結果，英美派要想救援蔣介石，就必須改變其錯誤政策，停止“剿共”，全力抗日；與民更始，開放政權，改變獨裁，給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追求進步的民主自由。對共産黨和西安方面主張，人民抗日救亡力量給予高度贊揚，英美派也作出積極回應。英美派在國民黨内部也是積極活動，千方百計地阻擾親日派的反動行動，通過多種管道了解共産黨和西安方面的意圖，了解蔣介石的安全狀況。
雙方先是初步接觸，消除誤會，達成共識；繼而于12月23-24日展開密集談判，并最終達成了改組國民黨及其政府、給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召開各派力量共同參加的救國會議等多項協定。在談判的過程中，蔣介石也改變了态度，接受了共産黨和西安方面的主張。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中國抗日救亡運動迎來的新局面。
張楊及其上司下的東北軍和西北軍以驚人之舉震動寰宇，中國共産黨順應大勢，正确地解決了事變，終于逼迫國民黨反動派做出改變，走向抗日，“逼蔣抗日”的目的終于實作。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終于迎來了一個轉折點：事變扭轉了這一運動的方向，内戰結束，國共兩黨合作局面再次出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事變的正确解決也表明中華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驚濤駭浪中把握自己的命運，為救亡圖存，自己起來解決國内團結問題；表明中國人民日益覺醒，推動曆史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在提升；表明中國共産黨更加成熟，把握客觀規律的自覺性在提高。
西安事變後，國内戰争基本停止了。國民黨于1937年2月15日召開的五屆三中全會是其正式轉變的标志性事件。在全會召開之即，共産黨向國民黨提出了停止内戰、保障人民抗日進步的自由民主、召集各派抗日力量的代表會議、完成抗戰準備、改善人民生活的五項要求，并提出如國民黨實作這些要求，共産黨願作出停止武裝推翻國民黨統治、蘇區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的特區、在特區實施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土地革命的四項保證。五項要求、四項保證是共産黨提出的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礎，是共産黨願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的綱領，是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一次根本性調整，展現了共産黨适應新形勢主動調整自我的先進品格，表達共産黨從民族大義出發，願與包括國民黨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合作的真誠願望，因而得到全國人民和國民黨内廣大黨員的贊同。
新形勢下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全會無疑是一次其抗日愛國力量大振其氣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不但有國民黨右派、中派，更有廣大左派，抗日提案不斷提出、接連通過，抗日愛國之聲壓倒了親日反共之聲。在對内政策上，國民黨承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将超出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對共産黨的方針由過去的武裝“圍剿”改為“和平統一”，實際上接受了共産黨停止内戰和合作抗日的主張。對外政策上，它提出“如果讓步超過了限度，隻有出于抗戰之一途”，抗日的堅定性有所提升。蔣介石還提出在一定的條件下開放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集中人才。會議的成果表明，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這為中華民族迎接即将到來的全面抗戰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條件。
然而，在這次會議上，親日反共的聲音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還十分嚣張。“剿共”的提案雖然沒有通過，但卻被明目張膽地提了出來。而《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通過了，反動派是以盛氣淩人、颠倒黑白之勢接受了共産黨的主張。它沒有批評過去的錯誤，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沒有改變其獨裁專制、鎮壓人民的立場，因而它也就不可能有明确徹底的抗日方針，不可能真正把全民族的力量動員起來，與日寇作堅決徹底的鬥争。是以，這次會議又是一次國民黨轉變很不徹底的會議。向人民、向曆史作根本性讓步，在反動派那裡從來是不可能的。
1936年無疑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在各自的侵華和抗日的道路上進行深刻轉變的一年。帝國主義日本爆發了“二·二六”政變，而十個月後的中國爆發了西安事變。兩個事變共同之處是震驚中外、引發巨變；不同之處是，前者把日本帝國主義推進到法西斯獨裁，推向更反動邪惡的局面，後者把中國抗日救亡運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推向更加革命進步的道路。
“二·二六”政變後，軍部的法西斯獨裁雖然尚未完全鞏固，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它的擴軍備戰，确切一點說，隻有将日本帝國主義迅速推向戰争，它才能緩和所面臨的沖突。面對西安事變後中國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面對中國人民團結禦侮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帝國主義越來越意識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政治經濟侵略已經行不通了，必須用更加極端、更加冒險的手段——發動全面侵華戰争——鲸吞中國，奴役中國人民。于是“二·二六”政變後，發動全面侵華戰争，日本帝國主義不但有了可能性，也有了必要性。
面對日帝的全面戰争，中國人民也開始了自己的戰争準備，西安事變為這一準備得以展開奠定了政治基礎。當然，中國的準備是不充分的，因為反動派的轉變不夠徹底，成了準備走向充分的阻礙。當然不管是日本帝國主義，還是中國反動派，都無法阻擋滔滔向前的曆史發展大潮。中國人民還要經曆新的艱苦卓絕，但勝利終将屬于它。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組成部分的日中全面戰争，我們要推到下一卷介紹了，對三十年代日中鬥争史的介紹，我們隻能到此為止，當然接下來的全面戰争無非是之前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無非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帝國主義世界沖突不斷激化、試圖用戰争為自己開辟出路的必然結果。
最後，我們再簡要介紹一下，“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後國際上對中國抗日救亡事業的态度。首先，包括蘇聯在内的世界正義力量繼續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的正義事業，在帝國主義方面，英美也稍稍有所變化，表現出一些傾向于中國的姿态，特别是日帝入侵華北，與它們的沖突更為明顯時，這一姿态也更為明顯。不過，它們“綏靖”日帝的主調未變，繼續堅決避免對侵略者說“不”。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從侵略者的擴軍備戰中大得其利。對中國人民的援助少得可憐，而向侵略者擴軍備戰“輸血”，它們卻樂此不疲。一個不正義的世界，除了讓它的沖突不斷激化直至爆發外，不會有别的結果。蘇聯曾提出在遠東建立一個集體安全機制——正如它在歐洲做的那樣，以阻止日帝進一步的侵略行動，但沒有得到響應——正如這一機制在歐洲結局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