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的開端/魯先聖
在公元前500年前後的春秋戰國時代，當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類居住的地方還處在洪荒蒙昧的時候，我們民族接連幸運地産生了一批思想大家。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民族像我們一樣擁有這樣恢宏的開端。正是因為有了這樣氣勢宏大、浩浩蕩蕩的起點，文明的焰火才在世界的東方星火燎原。
公元前551年的春秋時代，孔子誕生了。這是個什麼時代？正是周文疲弊、禮崩樂壞、九鼎失位的時代。雖然生活貧苦，但是他15歲就“志于學”，30歲以後就開始授徒講學、修詩書禮樂。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孔子，他帶着自己的弟子，帶着自己“仁、禮”的信念，帶着自己的智慧之火，執着地周遊列國，往返在理想和碰壁之間。不論那些國君們有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但是，他智慧的火把，卻毫無疑問地照亮了時代的夜空。宋人蔡季通對此有過精辟的描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更重要的，是孔子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隻要送上一點幹瘦肉，就可以成為他的學生。他的深厚學養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批追随者，他的弟子達到空前的三千人之衆。他把自己的智慧傳授給他們，等于在那個近乎蠻荒的時代，播撒下至少三千粒文明智慧的種子，進而使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在以後的歲月中不僅僅沒有中斷流失，而是得以發揚光大、綿延不絕。
而就在孔子誕生前的幾十年，我們民族幸運地擁有了另一個滿腹才學的人，他是東周王室的史官，負責掌管史書、檔案、天文、曆法。這個人是老子。這個時候，周王室内部産生了内亂，國家已經是九州分裂，他的守藏室面臨着典籍失散的危險。王室中已經沒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他就收拾起重要的典籍，帶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著述五千言的《道德經》，騎着那隻名響千古的青牛，悠然地向函谷關而來了。
“紫氣東來”這個象征着吉祥智慧的典故誕生了，玄奧而深刻的《道德經》問世了，他把天、地、人濃縮在五千字的微篇之内，他提出“治大國若烹小鮮”，抛開傳統的“天命”觀，為春秋時期的亂世之學開拓出新的天地“道”，自己也是以成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的鼻祖，受到無數帝王的封賜和膜拜。《道德經》中的辯證法思想，他深刻的“無為而治”的智慧，直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輝。
孔子和老子，成為我們民族恢宏的文明和思想開端的大纛。而孔子的學生，毫無疑問，是其中重要的成員。孔子弟子三千，賢者72人，而其中孔子最得意最有成就的弟子是顔回。“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成為千百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依靠。顔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實于個人的行動中，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顔回以其高尚的道德人格影響社會，啟迪後世。顔回的言行展現了他善于領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觀規律，順應自然，但又重視人的能動性，守道而不移其志。顔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後世稱他為“複聖”，便是對其重于立德的肯定。
另一個重要的孔門弟子是被尊為“宗聖”的曾參。他頗得孔子真傳，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孫子孔伋師從曾參，又傳授給孟子。因之，曾參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學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他的修齊治平的政治觀，省身、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寶貴的的社會意義。曾參是孔子學說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曾參以他的建樹，走進大儒殿堂，與孔子、孟子、顔子、子思比肩共稱為五大聖人。
歲月的車輪滾滾向前，在老子和孔子之後大約經過了150多年，中華民族已經進入到百家争鳴的戰國時代。這個時候，我們民族又迎來了兩個重要的人物，一個是生于公元前372年的孟轲，一個是生于公元前369年的莊周。
孟轲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發展。他生活在諸侯互相攻伐“無義戰”的時代，目睹了人民遭受塗炭的社會現實，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發展了民本思想，明确提出“民為貴”，“君為輕”。政治上主張實行“王道”、“仁政”，反對“霸道”、“暴政”。他勸統治者重視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賦稅，減輕刑罰，使百姓“不饑不寒”。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由于他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後世把他與孔子合稱為“孔孟”。他強調人應該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行拂亂其所為，是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種凜然難犯的铮铮傲骨，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千古典範。
而莊周先生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涵蓋着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還是歸依于老子的哲學。後世将他與老子并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他的思想包含着樸素辯證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無為”，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他認為“道”是“先天生地”的，屬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他主張“無為”，放棄一切妄為。又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是以他否定知識，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質差別，極力否定現實，幻想一種“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反對一切社會制度，擯棄一切文化知識。他的文章想像力很強，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諷刺的意味，對後世文學語言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我們以無比崇敬的目光仰望這些先哲聖賢的時候，自然不會遺漏在孔子、老子死後與孟子、莊子誕生前的歲月間隙裡，有一個被稱為“賤人”的群體，他們穿梭于諸侯之間，以不同于孔門的學說和修行，宣傳着“兼愛”“尚同”“尚賢”的思想。他們在粗衣淡食的苦修中，在“賤人之學”的嘲諷中，一邊咀嚼着時代的苦難，一邊實踐着自己的平民理想。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是誕生于公元前468年的墨子，他是黑暗王國的理想主義者。
梁啟超把墨子同孔子、老子并成為中國古代的“三聖”。他曾經這樣評價墨子：“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義務觀念之強，犧牲精神之富，基督之外，墨子而已。”
就是在這個上下不過三百年的時代裡，我們的民族還誕生了為儒學注入新的生命力的荀子，誕生了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倡導“帝王之學”的韓非子，他們兩人為春秋以降的諸子聖賢劃了一個完美的句号。
可以想象，在那個遙遠的時代裡，這樣一群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他們每天都在論辯和遊說，在各國之間頻繁穿梭，無論是設壇授徒，還是作為政治智囊、軍事參謀、外交使節，他們通過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智慧，深刻影響着國君的決策和社會傾向，促使中華民族迅速從洪荒蒙昧走向成熟的文明。
壹點号 魯先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