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曆史研習社
作者 | 羅新（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書）
我們熟悉的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話與僞史，其中有些将會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則因史料匮乏、證據單一而使質疑者無可奈何。我們不僅應該勇于揭破神話、創造新知，更需要在那些暫時難以撼動的新老神話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離。
確定曆史知識的正确與準确，不濫用或錯用曆史，關乎人類的精神健康與心智發育，而這正是曆史學家的職責。在新著《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中，學者羅新向我們示範了一種健康的解釋曆史的态度。
”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裡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比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裡，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裡唱道，“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
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裡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并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糨糊從腦子裡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衆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僞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征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于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适應性變化而已。
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衆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标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标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迹。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資料與推測，特别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于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于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緻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于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此書着力于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并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并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
18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内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征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别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隻是深淺之别。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19世紀被納入“白人”範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實體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着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隻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着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征着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着不潔、低俗、病态與恐怖。
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随着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滞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
亞洲人真的是“黃皮膚”嗎？
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顔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确并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範圍内，難以達成一緻。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作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曆史性跳躍。
18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别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隻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并不明确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
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顔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顔色由fuscus改為luridu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顔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并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适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dus顔色就意味着悲傷和可疑。
18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裡程碑性的發展來自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号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機關和以膚色為标準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采用體質特征特别是頭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别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
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抛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裡。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隻專注于頭骨分析，但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進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埃塞俄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于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備選顔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标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在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膚色存有争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被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采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并不是一個随意的、友善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曆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曆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複提示蒙古與鞑靼的差別，他把鞑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與歐洲人一樣都屬于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緻。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
解剖學所證明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于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準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内眦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闆有直接的相關性；而埃塞俄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于猿類。
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于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蔔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猶太人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隻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并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含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并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并無這種積極用例，是以接受過程較為曲折。
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并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于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曆史依據卻是13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曆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标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20世紀初的西方漫畫：西方列強紛紛制造"黃禍論"
從1972年理查德·勒沃汀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标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于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曆經長久的反複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曆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裡反複唱着“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
隻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迹了。這不僅是出于所謂“政治正确”，其實主要是出于“知識正确”，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抛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成為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隻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曆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荒謬和危險。
本文選自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象力》，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