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相對寬松、健康的環境下，多些關注、多些關聯并不是壞事，至少有利于考古學家們開展項目，有利于傳播知識。
▲航拍漢文帝霸陵，墓坑内大量珍貴文物曝光。視訊/新京報我們視訊
文 | 周文翰
12月14日上午，據新京報報道，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會議，聚焦甘肅、河南、陝西三個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會上公布了陝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一時間，“漢文帝霸陵被發現”引起廣泛關注。
▲12月14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會議。圖/央視
這樣一條看似偏門的“考古新聞”，竟上了熱搜第一。當然，這和國人大多熱衷皇帝的故事不無關系——就連拍賣會上，凡是皇帝禦用之物如印章、器物乃至題跋過的書畫收藏品都能賣出數千萬數億的“天價”。這是漫長曆史塑造的文化意識，還是數十年來宮鬥劇、皇帝戲造成的影響所緻，值得思量。
當然，這也和新聞内容充滿了戲劇性有關。因為元明清近700年來，人們都以為漢文帝霸陵在凸起如山的“鳳凰嘴”這個地方，許多地方官員還立碑為證，如清代的學問大家、陝西巡撫畢沅還在那裡立了一塊“漢文帝霸陵”的石碑，供人們憑吊。國家在此設立的重點文物保護機關的核心區也在鳳凰嘴，吸引了千千萬萬的慕古之人前去探訪。
而今天的考古學家研究、勘查、試挖掘證明漢文帝霸陵的真實位置，在距離鳳凰嘴一公裡外的“江村大墓”（以前多推測這是漢文帝之女館陶公主之墓），這種“颠覆式”認知當然也讓大家充滿了好奇。
這件事可以勾連的因素特别豐富。江村大墓位于白鹿原，很容易讓人想到陳忠實的著名小說《白鹿原》，還有有關的電影、戲劇等；也能聯想到“文景之治”等《史記》《漢書》裡記述的故事，想起唐詩宋詞裡的感歎。
而這次考古發掘也如以前的一些考古發現一樣，是在盜墓賊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
早在2002年，拍賣市場上就出現了可能出自西安帝陵的被盜文物。2016年公安部門發現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漢雲陵”（漢武帝妃嫔“鈎弋夫人”之墓）遭遇盜賊侵擾，警方順藤摸瓜，抓捕了數個盜墓團夥，發現他們侵擾偷盜過陝西、甘肅數個墓葬，包括漢宣帝的杜陵、白鹿原江村大墓叢葬坑等。
這些盜墓賊之後都被審判服刑，而西漢帝陵保護管理中心及其下屬的霸陵管護部等部門負有失察責任的官員也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随後，才有了陝西省、西安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勘探和挖掘。
總之，這件事讓曆史愛好者、文物藝術品愛好者、刑事案件研究者等等許多領域的人都有話可說，自然能引起層層漣漪。當然，這也離不開電視、手機移動推送媒體、報刊等等的報道加持。
考古學當然是一門在理論、方法與實踐意義上自有曆史文化傳承的人文學科或者社會科學，可是一則考古事件能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卻是因為這一“事件”連結了許多社會現實、文化傳統、大衆意識等等因素乃至刑事案件、經濟利益。
▲霸陵陵區外景。圖/央視
這提醒我們，今天的“考古學實踐”已經密切地與社會公共文化的建設連接配接在一起。有時候，推動“考古學實踐”發展的或許并不是考古學學術共同體内部的某個研究，而是外面一個偶然事件的刺激——一起盜墓案、一部流行小說、一部電影、一個正要進行的地産項目或者基礎設施建設。
當然，也有可能是文物管理體制的變化、技術手段的革命性更新，種種因素都可以促成一次重要考古發現。
其實，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源和發展，一直就是在與社會層面“諸多現實因素”互動下推進的。在一個相對寬松、健康的環境下，多些關注、多些關聯并不是壞事，至少有利于考古學家開展項目，有利于傳播知識。
考古學的發展也離不開嚴謹工作的考古學家。2017年開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團隊持續數年對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進行搶救性發掘，最終确認了“江村大墓”最可能的墓主是漢文帝，正是他們腳踏實地的研究從學術層面提供了證據，揭開了這個秘密。
總之，漢文帝霸陵被發現，不隻是一個考古事件。這是一個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促成的“熱搜”。這或許道出了未來考古發掘的趨勢：雖是考古，但不限于考古。無論如何，我們期待看見更多考古發現，填補曆史研究，也充實社會生活。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 | 周文翰（建築和藝術評論家 ）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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