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禅代對于整個三國時代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從某種層面上看，它影響了之後幾百年的華夏文明政治格局，而這僅僅是它所帶來的直接影響。
如果将是以而來間接的文化和思想影響計算進去，那麼魏晉禅代的意義則更加難以估量，也正是因為如此，主導此次事件的司馬家族，也有了相當程度的知名度。當然這裡說的前提指的是并不去讨論道德層面的定義，因為如果從道德層面入手，司馬家族則會變得臭名昭著，在幾乎違反了所處時代幾乎所有的基本處世準則後，他們終于獲得了整個帝國的支配權。
但是當今天的我們重新翻開這段曆史時，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細節，那就是除了司馬懿父子以外，司馬家族有一個身影也在其中若隐若現，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卻成為了司馬家族中極少數沒有在之後的曆史評價中背負上罵名而遺臭萬年，反而有着比較普遍贊譽的成員，這個人就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
司馬孚字叔達，是司馬懿的三弟。實際上司馬懿兄弟八人早在漢獻帝時代就已經大名遠揚。漢末的政壇流行對于人物的品鑒和賞析，而司馬兄弟作為大族司馬氏的青年才俊力量，自然也少不了大量名士為他們的聲望背書，所謂的“司馬八達”，也就是以誕生了。然而實際上真正出仕魏國且對政治上影響力比較巨大的，也隻有司馬懿和司馬孚兩人。
跟哥哥司馬懿不同的是，司馬孚沒有裝病拒絕曹操的出仕指令，最開始也并沒有在曹操手下從事具體的政治謀劃和參與具體的政務，而是直接接受曹植的征辟，成為了曹植手下的文學掾。這個職位有點類似于私人秘書和助理的職能，主要負責幫助曹植起草一些個人的指令和诏書，不過這并不代表司馬孚沒有實際的權力，史書記載司馬孚經常去主動勸告曹植，讓曹植收斂自己的行為，不要把自己文人的氣息表現出來。
當然我們都知道以曹植的性格這些話基本都當做了耳旁風，但是很耐人尋味的是，每次即使不接受司馬孚的勸告，曹植也能非常罕見地跟司馬孚道歉解釋清楚。從這裡或許我們能得到兩點結論，第一司馬孚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否則他沒必要去冒着得罪上司的危險指出上司行為的錯誤，第二點司馬孚是個情商很高的人，能讓自己的頂頭上司接受自己的觀點而不至于翻臉不認人。須知曹植并不是一個嘻嘻哈哈的老好人，而是一個會為了一己之怒直接動手殺人的情緒化官二代，能在曹植手下安穩的工作這麼久，而且沒有受到任何的排擠和打擊，司馬孚已經表現出了自己非同尋常的水準。曹操在人生的後期，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接班人問題的考慮上，排除掉戰争販子曹彰，真正有能力也有資格繼承曹操位置的，就隻有曹丕和曹植。也許有這麼一個可能，在司馬懿積極為曹丕謀劃未來而最終得到曹丕信任成為所謂的親信“四友”之時，司馬孚在曹植手下，也做着相同的事情。
司馬家族作為一個跟随東漢王朝統治而延續多年的世家大族，雞蛋不裝在一個籃子裡的道理，他們是清楚的，也是非常明晰的。司馬懿和司馬孚作為最傑出的兩個人才，分别投靠到敵對的兩個繼承候選者陣營，更大的可能實際上也是為了家族存續考慮。大概也正因如此，司馬懿和司馬孚可能也一直保持着比較緊密的聯絡，無論最終誰輔助的對象得勢，對于對方來說都會有恃無恐的生存下去，最多是改換門庭而已。
最終比較善于僞裝和掩飾自己的曹丕更勝一籌，成為了魏王太子，此時的司馬孚也被哥哥推薦成為了曹丕的中庶子，跟哥哥一起開始輔佐曹丕。而在曹操病死後的整個曹丕時代，司馬孚也是不溫不火的平穩上升，由此或許也可以驗證我們的猜測，司馬孚那段輔佐曹植的經曆，并沒有對他的仕途産生過什麼緻命性的影響，曹丕依然信任他，而在哥哥身邊的司馬孚，所扮演的也是一個存在感不強卻不可擷取的輔助角色，此時的他或許已經明白了，這個角色将一直延續到他未來的人生中，很難改變。
曹丕不僅沒有繼承曹操的軍事政治才能，同時也沒有繼承父親的長壽（漢代能活到六十歲以上已經是高壽了），公元226年，曹丕駕崩，時年二十二歲的曹叡繼位。司馬懿作為曹丕的親信兼好友，成為輔政大臣，地位也随之水漲船高，掌握了更多的實際權力。二十二歲的曹叡對父親給自己的留下的人才有着非常沖突的心理，一方面他并不想讓這些人跟自己分享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另一方面，母親的死和父親的常年冷落又讓他很缺少安全感，通過對大臣們的籠絡和有限信任，曹叡渴望從他們身上獲得一定的回報。
這個時候司馬孚進入了他的眼睛，一方面司馬孚是司馬懿的弟弟，曹叡對他相對了解，另一方面司馬孚跟曹丕的關系遠遠沒有司馬懿跟曹丕親近，一旦提拔司馬孚，不會讓其産生“是看在先帝的面子”上這種感懷他人的心理，而是會更好的控制在自己手中，讓他成為自己的親信。正是基于這個原則，曹叡在先給司馬孚戴上一頂“得到司馬懿兄弟二人，我還有啥可擔心”的高帽之後，任命他成為度支尚書，掌握國家的财政。在這個位置上司馬孚幹的得心應手，此時的司馬懿因為處理了孟達叛亂事件得到了曹叡的有限重用，被調往西北地區抵抗諸葛亮的北伐，而司馬孚也利用自己度支尚書的身份為司馬懿提供了各種便利，例如利用關中地區屯田，進行不同部隊的修整和調換等等。司馬懿對抗諸葛亮的最終成功，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司馬懿采取了固守不戰的措施和傑出的軍事能力，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司馬孚在背後的支援和努力也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司馬懿在整個曹魏政權的網絡和人際關系遠遠沒有後人想象的這麼和諧，無論是曹魏元老重臣還是夏侯氏親族對于司馬懿的态度一直是非常謹慎和值得玩味的，魏明帝在某一次咨詢重臣陳矯對于司馬懿的看法時，陳矯就曾經說過：
司馬懿是風評一時的名臣，但是能不能托付社稷國家，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司馬孚的支援，司馬懿在西北戰場上，不能說一定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但至少也會增添很多困難。
不過事情在公元234年後發生了變化，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司馬懿依靠龜縮政策所獲得的兵權再也沒有了适合的理由把控。曹叡本來對于司馬懿就不夠信任，剛好借由蜀漢停止北伐的緣由将司馬懿調回到國内。然而司馬孚的位置卻沒有受到影響，很明顯對于曹叡來說，司馬孚才是自己人。不過此時的曹叡也不會想到，自己跟父親曹丕一樣，也隻剩下五年的壽命了。公元239年，在諸葛亮死後以為高枕無憂的曹叡病入膏肓，也許再給他幾年生命，魏國的曆史程序會大不相同？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此時的曹叡不得不如多年前的父親般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後事。
然而曹叡的環境遠遠不及自己的父親，最大的問題在于曹叡并沒有自己的成年子嗣，他的三個親生兒子和一個養子都先于他早早離世，隻有一個養子曹芳時年七歲，這種情況下所能選擇的輔政大臣毫無疑問的要慎之又慎。因為曹丕時代就一以貫之的壓制宗室政策作祟，曹叡能夠依賴的宗室重臣非常之少，而司馬懿的身份又很特殊，他既是先帝曹丕的輔政大臣，又立下了赫赫軍功，甚至在曹叡駕崩前的一年平定了遼東公孫淵之亂。此時曹叡托孤的對象已經不是他想不想，而是能不能有其他人的問題，于是乎，曹叡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選擇了自己并不信任的司馬懿，而他或許也希望賭一把，畢竟對面就是另一個托孤重臣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輔佐劉禅。也許司馬懿也會如此呢？他讓曹芳抱住司馬懿的脖子，司馬懿也連連恸哭，表示自己一定不會辜負曹叡的期待，會成為一個忠臣。曹叡在難以體會的心境中去世了。
而此時的司馬孚，還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從容不迫的履行職責，或許司馬孚本來就是這樣的人，他沒有什麼過人的才智，但是每一件交給他的事情，他都會辦的滴水不漏，把一切細節都處理好，而這種才能也會在未來決定他，乃至于司馬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