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十分悠久的對外貿易史中，以陸地絲綢之路為主，是大多數人了解的中國古代貿易發展的路線。海上絲綢之路初建之時，更加豐富了華夏文明與其對外的發展與交流。
古代的中國人，總會以《山海經》中對于天地間的描述，作為自己的認知。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向西延展，才将中國古人玄幻式的地理觀逐漸打破。其實，在很多古籍中，都對海洋另一邊的國度有着詳細的描述，比如《魏略》。因為海洋不同于陸地，很多危險性的因素無法準确探知，是以，最開始華夏文明從海洋延展的艱辛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戰國時期，作為陰陽學家的鄒衍就提出過自己“大九州”的世界地理想象。在他看來，天地之中有“九州”，中國是其中一個，四周有瀛海圍繞。當然，這隻是鄒衍當時的一個設想，并沒有進行海洋以外的探詢為依據。在當時，人們的心中，海洋是真正無法逾越的邊界，危險程度遠遠超出了崇山峻嶺，甚至，超過了草原以及荒無人煙的沙漠。
但是，在華夏文明的最初，我們依舊可以看到人們從海洋向外探尋世界的軌迹。在大約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做工精緻的雕花木漿以及湖北宜賓紅花套遺址中獨木舟型的陶器，都證明了：當時的人們在沿海地區進行過短距離的探尋。很多文明初期的古墓中，都出土過擁有貨币功能的海貝。這都說明，在中華文明的早期，人們已經在海上貿易這一方面進行了探索。
古籍中，同樣有着詳盡的描述，在西漢的《尚書大傳》以及《論衡》中記載：“周朝時期，從日本到中國拜訪的節度使，獻上過日本當地的珍禽與香草。”經過推測，當時的航線大體是從北韓半島南端越海，經過對馬海峽、沖島以及大島，最終，抵達築前港口。這是當時的日本古人拜訪中國的航線，築前就是現在的北海道。
近幾年來，日本的考古學家，也在曾經海洋貿易頻繁的地區，發現了來自古老中國的銅劍、明刀錢等等。不同的印記都說明着：從華夏文明剛剛成熟時，海洋上的貿易就很是興盛。
到了春秋時代，很多以齊國、楚國為代表的國家，出于各種目的，積極地在沿海與近海範圍内進行航行。當時，各個國家中，最大的水軍戰船可以容納近百人，足以見得當時各個國家的航海能力已經初具規模。
在古籍《尚書·禹貢》中就有着相關的記載：古人最早航海是由黃河入海，而後，向南路過山東半島，再沿黃海、東海南下。直到長江入海口，沿途中很多港口，比如河北昌黎、江蘇蘇州以及廣州等地區，都是特别興盛的海港貿易集散地。
并且，人們早已經可以精準推算出海洋季風的變化以及适合出海的時間。直到此時，因為陸地上經常會引發各國交戰，承載交通貿易的路線總會是以發生阻斷，而航海路線就會更加的自由與便捷，是以，海洋貿易管道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
到了漢武帝時期，以國家行為得以正式對外在海上開拓社交關系與貿易通道始。在漢武帝統治初期，中國使船會從日南、徐聞、合浦等地出發，在海上航行5個月後，來到現今的馬來半島，之後，會陸續到達緬甸以及印度的各個港口，完成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
在當時，最受西方人歡迎的正是中國的絲綢。使團攜帶在船上的黃金與絲制品，會換回這些國家大量的珍珠、寶石。這也就是曾經的“海上珍寶”傳說。
絲綢是中國華夏文明中最經典的代表，對于世界來講，它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對外海上貿易往來的過程中，與陸地一樣，絲綢成為了最佳的貿易交易物品。除了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北韓與日本外，西方國家以及東亞國家都無法掌握這種精湛的絲綢生産技術。
到了公元238年，日本女王就曾親自到達中國拜訪，當時的中國皇帝魏明帝，在其回贈的禮品中，日本史實精确地記錄了魏明帝送給日本女王的幾十匹上好的中國絲綢。在日本古籍《應神天皇卷》中，也重點記錄過：應神天皇在位期間，北韓向日本進貢的兩名紡織絲綢的工匠。
很多史實都說明，中國古代的紡織技術受到了全世界的敬仰，由此，中國海上貿易之路得以順利開展。
其他國家除了供奉自己的特産、珍寶之外，也會将一些擅長魔術的藝人沿着海上絲綢之路進貢中國。
曾經，羅馬帝國被中國人稱之為“大秦”，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中國與羅馬帝國的往來，也第一次通過海上航線使得強大的中國與歐洲有了對接。由于，羅馬帝國與中國文化背景、風土人情以及地方特産，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是以，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是特别豐富多彩的。
在《後漢書·西域傳》中，就有着古代的羅馬人想要繞過越南、印度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以擷取比原來高出10倍以上的利潤。古羅馬著名的自然博物學家普林尼，也在著作《自然史》中記載，曾經中國與羅馬地區的商人不斷進行着藍寶石、明珠、香料以及珍貴絲制品的貿易。
在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經相當成熟，羅馬人的商船可以穿越尼羅河、紅海，跨越印度洋進入太平洋西南部，最終，到達廣州。随着中國人的世界視角越來越寬闊，《山海經》裡講述的天地觀就被完全打破了。這一時期，古老的中國人并沒有滿足于将航線止步于羅馬。
當他們來到羅馬之後，選擇進一步向西開辟，當時的出海使臣張骞以及班超等，對于西方國度穩紮穩打的經營，使得兩漢時期通過貿易往來更加鼎盛。與此同時，中國對外大規模的探索，更是刺激了國内航海與造船技術的發展。
在古籍中，以及如今能找到的木船殘留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在當時已經很是娴熟的航海技術遺迹。從此，由漢朝建立起來的海上絲綢之路，一直延綿不斷地開展着貿易往來。即便在戰亂不斷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仍舊有着大量的進出口貿易。
在當時，大多數國家還是以各種各樣的珍寶與中國的絲綢進行交易。而且，在國外，很多商人也在大力推廣本國人穿着中國絲綢。就這樣，一開始隻是為了滿足中國古代文明向外探索的絲綢之路，漸漸的演變成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而後，更是成為了大宗貿易的國際管道。
當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也承載起了中西方文化溝通、交流的重任。在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不同國度的佛教徒往來于其中。至今為止，更是留下了許多旅行筆記，如今，廣州的光孝寺、中國佛教禅宗南派等等中國佛教經典，都源自于這個時期。
尤其是東晉高僧法顯的故事，從側面說明了中國絲綢之路創造的奇迹。
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傑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
在東晉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65歲高齡的法顯選擇從長安出發，沿陸上絲綢之路來到印度取經之後，遊曆30餘國，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前後曆時14年，于義熙九年，選擇取水路及絲綢之路回歸本國。途經斯裡蘭卡首都郊區之時，人們還親自為法顯法師建立法顯洞供其休息，至今仍有遺址。可以說，法顯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國，對中國曆史、文化産生很大影響。
在後續的記載中，年事已高的法顯法師，在看到斯裡蘭卡首都的商人，用中國特産的白絹扇供養自己時，不禁潸然淚下。
由此也深刻地說明着：當時的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其他國家進行的深度溝通與貿易往來。在法顯法師後續的回憶錄中，他也清楚地記載了當時不光有貨物載運的貿易往來，從印度到中國廣州，已經出現可以容納200人、航行50日的大型商船。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并不比陸上絲綢之路規模小，甚至，在中國古代貿易鼎盛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更是全世界最繁盛的商業奇迹！
參考資料：
【《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山海經》、《魏略》、《尚書大傳》、《論衡》、《後漢書·西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