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巴黎大區（ le-de-France，曆史上形成的以巴黎為中心的法國大區）至今依然是重大城市與建築改造的現場。在上海西岸美術館與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陳合作項目特展“巴黎建築（1948-2020）：城市程序的見證”中，能夠看到這些尺度、風格與品質各異的建築實踐和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展覽英文名稱中的“Greater Paris”（直譯為“更大的巴黎”）指向巴黎從單中心城市向多中心都市群的演變，在這一過程中，建築師們找到了大展身手的土地。
展覽舉行之際，策展人、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建築設計部門，博物館研究員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Olivier Cinqualbre）與助理策展人澤伊内普·艾京（Zeynep Aygün）共同接受了《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的專訪。
兩位策展人表示，無論是法國本土還是國外的建築師，是這些作品的品質讓它們成為“巴黎的”，并持續為這座城市賦予其身份。作為國内首個将策展角度聚焦于國際城市發展程序的美術館特展，上海西岸美術館希望在跨國界、跨文化的語境下，藉由“巴黎”案例呼應中國本土蓬勃發展的城市更新與建築建設圖景，這對展覽所在的同樣作為國際城市的上海來說，或許也是一種參考，試圖引發探讨“什麼樣的城市是好的城市”。
“巴黎建築 1948-2020：城市程序的見證”西岸美術館展覽現場
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拿破侖三世時期，塞納區長官、男爵奧斯曼主持巴黎改造計劃，用林蔭大道取代了一些中世紀街道，以基于直線和幾何學精度的設計重塑了城市的部分區域，改造完成以後，巴黎形成了單中心、放射狀交通網、主軸線與塞納河平行的格局。這次改造使巴黎從中世紀城鎮脫胎為一座現代城市，但也對巴黎古老的曆史建築和城市風貌造成了嚴重破壞。與此同時，城市空間承受着人口激增的壓力，這一困境在二戰後變本加厲，住房問題成為當時巴黎最緊迫的問題，舊城區的單中心格局和老化的城市功能使得巴黎難堪重任。
梅羅吉設計的讓·穆蘭中心俱樂部
讓·普魯維設計的14套獨戶住宅
起初，建築師在郊區找到了他們的“試驗田”。安德烈·布呂耶爾（André Bruyère）在巴黎郊區弗勒裡－梅羅吉設計的讓·穆蘭中心俱樂部是展覽“巴黎建築”中時間最早的作品。這所創傷康複中心建于1948年，包括劇院、娛樂室和圖書館，當大批巴黎居民在棚戶區或單調的闆式住宅中難以維持體面生活時，布呂耶爾希望在他的項目中注入更多的人文關懷。讓·普魯維（Jean Prouvé）則在默東建造了14套獨戶住宅，希望“為一代人建造臨時的家園”，出乎他意料的是，時至今日，這座理想的臨時家園依然屹立。
20世紀60年代，巴黎規劃部門針對巴黎大區展開了較大規模的規劃改造。規定不再增加城區的居住密度，工業、金融業等功能遷出中心區，在大巴黎地區沿着塞納河向下遊地區發展，形成帶狀城市。規劃打破了單一中心模式，建設了以拉德芳斯為代表的衛星城市中心，吸引大量的工業、金融業和人口遷出中心區。
衛星城的發展和人口遷移催生了對于巴黎周邊城鎮大型住宅建築開發的需求。作者貝納德·馬爾尚在《巴黎城市史》一書中寫道，1958年，優先城市化區（ZUP）政令頒布，規定被劃定的土地專門用來修建住宅，且必須在動工之前就事先規劃好未來居民必需的基礎設施。到1969年，巴黎大區共有12個優先城市化區和上百個居住小區，這些小區擁有住房30萬套。很快，這種對房屋數量而非品質的強調暴露出了諸多弊端，興建大型居民小區的熱潮日漸式微。即便如此，這一時期仍然誕生了不少創新的住宅項目。
法國經濟和财政部，保羅·舍梅托夫以及博爾哈·維夫多羅，1982-1988年
勒妮·加尤斯特以及讓·勒諾迪，中心城區改造項目，塞納河畔伊夫裡，1969－1982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展覽将昔日這些頗具實驗性的項目帶入了觀衆的視野。其中，保羅·舍梅托夫的沙利特之家、讓·勒諾迪的消防站展現了野蠻主義美學；埃米爾·阿約的“阿約大樓”、愛德華·門克斯的“單身移民居所”、阿列克西·約西奇等人的“星城”以及勒妮·加尤斯特與讓·勒諾迪的“星型建築”等一改住宅建築的單調乏味，從居民的需求出發，代之以多樣性的形态和多元化的功能。
約翰·奧托·馮·斯普雷克爾森、保羅·安德魯以及彼得·賴斯，拉德芳斯大拱門，皮托，1982－1989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拉德芳斯大拱門是這座巴黎衛星城市的标志，也可以被視為大巴黎地區規劃改造中的一個“紀念碑”。展覽“巴黎建築”展出了“大拱門”的模型與照片，它位于巴黎著名的曆史軸線西側末端，于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開放，與老凱旋門遙遙相望。這是一座屬于20世紀的凱旋門，建築采用鋼筋混凝土架構，外表覆寫着玻璃與意大利卡拉拉的大理石。為了調和其大尺度帶來的空曠感，建築師在裡面設計了一個張拉膜做的頂篷，讓整個空間與人更為親近。
進入21世紀，“大巴黎”規劃有了新的發展。2007年，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首次提出巴黎大都會發展計劃（Paris Métro pole），覆寫巴黎及其周邊城鎮。2009年，大巴黎快線（Grand Paris Express）公布，作為大都會發展計劃的一部分，這一地鐵路網長達200公裡，環繞巴黎，共包含6條路線，預計将于2024年至2030年間通車，将連接配接巴黎近郊地區，包括巴黎各重要機場，并環繞市區一圈。對于建築師們而言，這項計劃無疑将産生新的機遇。
作為“機遇之地”的巴黎并非隻有一張張等着被填寫的“白紙”，更多的時候，設計者們面對的是擁有自己曆史的土地。随着城市空間功能需求的變化，迫切的重建如何與過去相融合，成為了他們思考的重心。
曆史上，巴黎東西部地區在功能結構和發展水準上存在着明顯差異。工業革命以來，巴黎東區作為傳統工業聚集地區，城市化發展水準一直落後于西部地區。70年代經濟結構調整以後，東部地區因為傳統工業的蕭條，出現了大面積的工業和鐵路廢棄用地，面臨居住條件惡化、城市景觀敗落等嚴重問題；另一方面，它坐擁塞納河景觀，并從19世紀起便充當巴黎港口和倉庫，這些優勢使巴黎東部成為城市更新的重點。
伯納德·屈米，拉維萊特公園，巴黎，1982－1998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20世紀80年代，巴黎新城市化計劃集中于巴黎東部的再開發，提出創造綠色空間的必要性，并設想對工業和鐵路用地進行重新劃分。拉維萊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便是一個例子，這座公園由廢棄的屠宰場改造而來，是前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2年發起的大型工程之一。瑞士建築師伯納德·屈米被任命為公園的首席設計師，他創作出許多名為“遊樂場”的紅色小亭子，為這個已經被科學工業城占據的區域帶來人氣和活力。此後，許多巴黎市内的重要地理位置都得到了投資：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夏萊蒂體育場、法國國家圖書館等大型工程将塞納河畔的風景融入地标設計；社會住房項目也在巴黎東部得到了開發。
倫佐·皮亞諾以及理查德·羅傑斯，喬治·蓬皮杜國家藝術與文化中心，巴黎，1971－1977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密特朗的“偉大工程”見證了一批外國建築師在巴黎的成就，在展覽中，能夠看到長長的國際建築師名單，而這種從國際競賽中尋找建設者的熱潮正是從蓬皮杜中心自身的設計開始。1969年12月，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宣布決定在巴黎建立一個藝術中心，舉行了一次國際競賽。1970年，由倫佐·皮亞諾和理查德·羅傑斯組成的意大利-英國建築師團隊成為了獲勝者。蓬皮杜中心所展現的高技建築特色在今天多麼為人稱道，在當時就顯得多麼離經叛道。巴黎人認為它與城市的傳統風景格格不入，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外國建築組合在他們颠覆性的方案中保留了部分昔日中央廣場的空地，被稱為“城市的呼吸”，或許也意味着新與舊、外來和本土之間的調和。
對話｜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
策展人、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建築設計部門，博物館研究員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Olivier Cinqualbre）
助理策展人澤伊内普·艾京（Zeynep Aygün）
澎湃新聞：如何了解“大巴黎”（Greater Paris）的概念，這一概念在展覽中是怎樣展現的？
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出現在蓬皮杜中心館藏中的作品以及組成此次展覽的展品都位于巴黎及其鄰近地區。我們使用了“大巴黎”這個在今天與都市發展前景相聯系的概念。目前位于館藏中的新城項目沒有出現在此次展覽中，因為它們屬于另一個特别的語境。雖然大型設施主要位于首都，但較小的項目分布在不同地方，它們之間沒有等級關系。
澎湃新聞：城市的擴張常常會導緻諸多問題，被概括為“城市蔓延”，巴黎的城市規劃為人稱道，在城市擴張方面能夠給其他地方帶來怎樣的經驗？
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确切地來說，城市蔓延是新城擴充所導緻的，而巴黎及其市郊都以高密度為特色：無論是巴黎住房還是巴黎各島上的密度，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大規模住宅區的密度還是20世紀70年代在市郊對于城市中心的更新。在突破和大展宏圖的時代過去後，在經曆了汽車、高速公路的城市化之後，今天的城市化是為了尋求一種更廣泛的機動性，對環境的破壞更小。現在，是公共交通網絡的路線構成了空間。
夏爾·戴高樂機場2号航站樓，保羅·安德魯，1969-2003年
澎湃新聞：我們在展覽中看到，巴黎的建築景觀有很大一部分由國際建築師的作品構成，與此同時城市保持了自身的辨識度。上海同樣擁有大量的國際建築師作品。在您看來，城市如何在達到國際化的同時，避免被同質化？
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巴黎的建築景觀并非一直都有國際建築師的介入。這與一些特定的時期有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圍繞蓬皮杜中心的國際競賽，由外國建築師拔得頭籌。此後，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發起的一系列“偉大工程”為建築創造帶來了生機，出乎意料地鼓舞了外國建築師來到巴黎，參與到城市的更新當中。
一個城市的國際性是可以獨立于外國建築師的貢獻之外的，因為還有很多其他因素考量。無論是法國本土還是國外的建築師，是這些作品的品質讓它們成為“巴黎的”，并持續為這座城市豐富其國際化名片。即使法國和其他國家的建築師在各種國家和城市中工作，對于環境的考量以及城市的曆史特性會讓這些實踐變得多樣化，而不會複制出标準化的國際形象。
美國文化中心（現為法國電影資料館），弗蘭克·歐文·蓋裡，1988-1993年
巴黎愛樂音樂廳，讓·努維爾，2006-2015年
澎湃新聞：和巴黎一樣，上海既是國際城市，也有自己的曆史。曆史和發展如何在城市中有機地共存？
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20世紀60到70年代，巴黎經曆了違背老城的城市幹預和操作：道路的布局因為建築的拆除而遭到破壞，一些項目的尺寸超過了街道的輪廓。70、80年代之交，一場主要受到意大利影響的建築運動對舊城進行了重新思考，其提議基于将曆史納入考量。
澎湃新聞：回顧過去70年，有哪些主要的建築熱潮曾在巴黎發生？作為“機遇之地”，巴黎為今天新一代的建築師留下了怎樣的機會？
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戰後，巴黎及周邊地區的實踐反映出當時建設性的、審美的思潮。現代建築終于在委托之外找到了一席之地。這幅現代思潮可能包含了不那麼正統的研究。建造技藝以混凝土的使用為主導，但是，一些革新性的項目推廣了金屬的使用，例如愛德華·阿爾貝（ douard Albert）設計的巴黎第一座摩天大樓，當然還有蓬皮杜中心。全玻璃的外立面不再是辦公樓的特權：例如讓·普魯維在新興工業與技術中心（CNIT）中展開的研究，以及随後彼得·賴斯（Peter Rice）的結構性玻璃。從野蠻主義到後現代運動，從解構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在時間的推移中，人們的審美在不斷演變，也誕生了很多個性化的風格。
新一代建築師的挑戰在于獲得巴黎郊區的委任：無論是與大巴黎地鐵網相關的建設——車站以及住宅項目，還是諸如巴黎-薩克雷大學這樣的大型項目。
克魯勒巴爾博大樓，愛德華·阿爾貝，1957-1960年
多米尼克·佩羅，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1989－1995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澎湃新聞：回到展覽，此次展品來自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建築館藏。相比于一般的藝術收藏，蓬皮杜對于建築收藏的流程是怎樣的？你們有怎樣的标準？對于此次在上海的展覽，如何選擇能代表館藏的作品？
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與澤伊内普·艾京：對于這次展覽，我們優先選擇的是那些我們認為最接近廣泛的非專業大衆的項目，他們通過展出的藏品，也能了解到某位建築師的創作是怎樣的。
我們的收藏原則是選擇那些我們認為在他們各自的時代最具有革新性的建築師最重要的項目。選擇主要着眼于由圖紙和模型所反映出的設計過程。這一過程既有完成的，也有未完成的項目，後者在我們的收藏中也有自己的位置。我們的建築收藏始于1914年，涵蓋直到最近幾年的所有時期，我們對曆史文獻的解讀也讓藏品的選擇變得更加簡單。而到了當下階段，作品進入館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冒險，也就是基于對項目能夠成功的期望。
展覽“巴黎建築（1948-2020）：城市程序的見證”将展至202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