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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17日，是山東半島東端的小城威海衛曆史上最恥辱的一天。
威海衛相伴的威海灣，以及海中的劉公島，是中國第一支近代化的國家海軍——北洋海軍的重要軍港，然而，當天這座軍港向敵手敞開了門戶。 上午9時許，一艘艘飄揚着旭日旗的日本軍艦編隊駛入威海灣。 與此同時，北洋海軍練習艦“康濟”載着提督丁汝昌、總兵劉步蟾等人的靈柩，以及殘存的海軍軍官，黯然駛出威海灣，這是當天海灣中唯一一艘還懸挂着龍旗的軍艦。 中日軍艦交錯相遇時，日方鳴炮緻哀，曾經稱雄東亞的北洋海軍，就在這樣凄 凄慘慘的場景中告别曆史舞台。
丁汝昌等的靈柩從劉公島鐵碼頭運上“康濟”艦。來源/作者供圖
20年前的1875年，清政府受日本1874年侵台事件的刺激，經責成沿海各省将軍、督撫讨論海防政策，決定由南、北洋通商大臣分别負責籌建南、北洋海軍，以此作為中國近代化海軍建設的基本戰略。而後，因為北洋海防事關京畿門戶的海上安全，重要性突出，得以一枝獨秀，優先建設。經北洋大臣李鴻章10餘年的苦心經營，建成了一支總兵力3000餘人，在編艦艇25艘（其中戰鬥艦艇15艘）的艦隊，以及以天津、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煙台、膠澳（今青島）等軍港為支撐點，包含了炮台、學堂、機器局、醫院等機構的龐大後路體系。1888年，北洋水師全軍獲得國家正式編制，改稱北洋海軍，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支采用海軍番号的國家經制武裝。
北洋海軍在中國軍事制度史、海軍史等領域開創了全新篇章，由于裝備完全近代化，人員也高度專業化，是當時清王朝最特異的一支武裝力量，被譽為是“模傲歐洲”的艦隊。然而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北洋海軍被停止了裝備的更新，在技術發展一日千裡的大背景下，迅速被日本海軍超越。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北韓和中國的甲午戰争，北洋海軍在海上首當其沖，與日本海軍苦苦搏殺，最終在1895年戰力耗竭，兵敗劉公島。
北洋水師操練圖檔。來源/陳悅:《中國海軍百年軍服(一)》，《現代艦船》 2006年第6期
接艦
1895年2月17日劉公島失守後，北洋海軍殘存官兵集結至距離威海最近的重要港口城市煙台等待處置。根據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訓示，除被日軍放還的“康濟”艦還需保留官兵外，殘存的其他官兵在補發完積欠的軍饷後全部遣散（鑒于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是在2月11日向日方做出有條件投降的意思表示，應發的軍饷隻計算到2月12日為止），概不留用，艦長一級的高層軍官還将被進一步追究戰敗的責任。
清政府開革北洋海軍軍官的檔案記錄。來源/作者供圖
作為北洋海軍戰敗的連鎖反應，3月12日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具折上奏，以“衙門暫無待辦要件”為由，自請撤銷機構，額定的海軍經費也全部解交戶部，同時申請将原北洋海軍官弁來源的天津水師學堂、昆明湖水師學堂等也一律裁撤停辦。到了這一年的7月22日，署理直隸總督王文韶更是以“艦艇已失”，将北洋海軍的全部315個軍官實缺全部奏銷。至此，北洋海軍這支部隊從編制上也不複存在。
北洋海軍覆滅後，清王朝所采取的這番處置，一方面源自中國傳統軍事道德和清王朝軍律中對敗軍的懲罰姿态，另一方面由于戰争中北洋海軍的艦船損失殆盡，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等海防要港也相繼被日本侵占，事實上北洋海上武裝也幾乎沒有了生機。
轉機在1895年的夏季來到。
1894年8月1日甲午戰争全面爆發後，慈禧太後谕旨将此前各省報效頤和園工程的“海軍巨款”本金全部用于購買海軍軍火，時任北洋大臣李鴻章通過中國駐外使領館開始過一輪臨陣抱佛腳般的海外購艦行動，在國際市場上打探有關艦船出售的種種消息，甚至與歐洲以及南美洲國家接洽，意圖轉購外國海軍的現成軍艦，以便快速充實北洋海軍戰力。然而這些購艦行動，幾乎都以失敗告終，僅有的成績是1894年8月在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訂造了一艘概念型的魚雷炮艦“飛霆”，以及1894年10月在德國伏爾铿公司訂造了一艘名為“飛鷹”的新式魚雷炮艦。
由于訂造的時間較晚，“飛霆”“飛鷹”沒有能趕在戰争期間來華，二艦完工時已經是甲午戰争結束後。1895年夏季，接受這兩艘軍艦的事物被擺到了北洋大臣的台面上，為此一批已經被裁撤的原北洋海軍官兵被啟用。
“飛霆”艦。來源/翁巍:《帝國輕騎 清末“飛霆”号魚雷炮艦》，《艦載武器》2006年第8期
1895年6月23日，“飛霆”艦由英方船員駕駛，從英國北部港口紐卡斯爾起航，9月21日平安抵達天津大沽傳遞。為了給該艦配置艦員，北洋大臣王文韶責成組建接艦部隊，包括原“定遠”艦大管輪陳兆锵在内的一批北洋海軍官兵由此重回海上。
回國途中的“飛鷹”艦。來源/作者供圖
7月間，德國伏爾铿公司建造的“飛鷹”艦業已告成，需要盡快派員接收，北洋大臣又啟用了原北洋海軍督操陳恩焘、原“靖遠”艦幫帶劉冠雄，由二人在直隸、山東、福州等地招募原北洋海軍官兵，組成接艦部隊，于7月18日從上海乘商船前往德國接艦，當年歲末順利駕駛回國，“飛鷹”艦成為甲午戰争後中國海軍重新活躍在國際舞台上的第一艘軍艦。
因為北洋海軍的編制已經撤銷，此時這些獲得啟用的原北洋海軍軍官，都沒有正式的官職身份，其任職屬于臨時性的“差委”，和當年北洋水師最初組建時的景象十分相似，漸漸巨多的北洋海防的軍艦，也開始重新使用北洋水師這一非正式番号。
調防
就在“飛霆”“飛鷹”陸續回國、成軍後不久，北洋海防又遇到了對重建海軍的急迫要求。
1895年5月8日，清王朝和日本政府代表在山東煙台完成換約手續，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正式生效，甲午戰争結束。《馬關條約》中，日本不僅索取了巨額的軍費賠償金，而且還侵占中國的遼東半島和中國台灣，使得東北亞地區的國家力量格局發生劇烈變化。對東北亞地區利益抱有企圖的俄國、法國、德國對此不甘坐視，聯手對日本進行威脅“勸告”，要求日本将遼東半島歸還中國，史稱”三國幹涉還遼”。1895年11月8日，清王朝與日本在北京簽訂有關中國贖回遼東的《遼南條約》，據此，在清王朝支付完贖遼費後，日軍将從遼東撤離，包括重要軍港旅順在内的遼東地區将由中國收回。而随着旅順的回歸，重新建構北洋海防的問題就迫在眉睫。
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的簽字。來源/紀錄片《甲午》截圖
甲午戰争結束時，中國海岸線上稍有規模的近代化艦隊還有住在吳淞口内的南洋水師。應王文韶的奏請，就在《遼南條約》簽訂的當天，1895年11月8日清政府谕令南洋大臣張之洞，要求南洋水師當時全部的5艘主力艦“開濟”“鏡清”“寰泰”“南琛”“南瑞”一并北上，到北洋地區“填防”。張之洞認為南洋的這些軍艦樣式老舊，不堪大用，又與總理船政大臣邊寶泉協商，将船政僅有的1艘主力艦——魚雷巡洋艦“福靖”也抽調北上，和南北洋水師軍艦一起前往北洋。時隔不久，北洋大臣更直接與船政接洽，調用船政新造的“通濟”号練習艦，由原北洋海軍軍官李和接管北上，擔負培育新一代海軍軍官的重任。
這些臨時借調北上的軍艦，與北洋海防當時的“飛霆”“飛鷹”“康濟”聚首後，俨然也成了一支略有規模的艦隊，空白許久的黃渤海地區終于又出現了龍旗艦隊的航迹，成為重建海軍的某種重要迹象。
收回旅順後，停泊在旅順東港池的“飛鷹”艦。來源/作者供圖
購艦
中國近代海軍建設起始于19世紀60年代，最初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上奏清廷，申請創辦船政，使得海軍建設的具體工作一度改由設在福州馬尾的總理船政衙門負責。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發生後，清政府調整海軍建設戰略，改由南北洋大臣主持，在其背後則又恢複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導，北洋海防早期購置蚊子船等軍艦，無一不是經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一局面發展到1885年中法戰争後，清王朝新設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再度将海軍建設權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移出。到了1895年北洋海軍戰敗，海軍衙門撤銷，海軍建設主導權理論上又重新回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東院正房。來源/cnki學術知識圖檔庫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
海軍建設主導權多變的背後，透露的是清王朝高層的權力博弈，以及頂層戰略的模糊不清。在既往由海軍衙門大臣醇親王奕譞主導的北洋海軍掃地一空，海軍建設權重新出現到總理衙門視野中時，恭親王奕訢主持的總理衙門似乎想要展示自身的能力，在1896年的開始了一番手筆頗大的建設動作。
總理衙門通過中國駐外使館這一管道，意圖購置一批全新的軍艦，恢複海軍。
收藏于北京大學的“海容”級巡洋艦原廠模型。來源/作者供圖
1896年5、6月間，經過前期的反複方案論證與修訂，總理衙門一舉向德國伏爾铿公司訂造了3艘同型的穹甲巡洋艦，以帶有“海”字的詞語命名為“海容”“海籌”“海琛”，這種單艦排水量2950噸的軍艦，設計上酷似甲午戰争中北洋海軍所面對的強大對手——日本海軍的新式巡洋艦“吉野”，全艦的大、中口徑火炮全部是克虜伯速射炮。
“海龍”級驅逐艦。來源/作者供圖
緊随其後，總理衙門又向德國希肖造船廠訂造了4級驅逐艦，也都用帶有“海”字的名詞命名，稱為“海龍”“海犀”“海青”“海華”，這艘軍艦排水量305噸，航速32節，屬于當時世界上最新式、航速最高的軍艦之一。
“海天”号巡洋艦。來源/作者供圖
按照總理衙門最初的計劃，原本還将要在德國伏爾铿公司定造2艘主力艦，其設計屬于一種排水量接近萬噸的小型前無畏艦，然而後來可能受到英國勢力的影響，這2艘主力艦改向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訂造，設計則改成了一種4300噸級的穹甲巡洋艦，命名“海天”“海圻”。
總理衙門在1896年密集發出的這批軍艦訂單，清晰地勾勒出了一隻艦隊的大緻面貌，未來這5艘“海”字巡洋艦和4艘“海”字驅逐艦，将會組成新海軍的主力陣容，再輔之以國内已有的“飛霆”“飛鷹”等艦船，重建海軍呼之欲出。不太為人所知的是，經曆了甲午戰敗後的賠款勒索，清王朝的國庫實際瀕于枯竭，總理衙門用于購買這批艦船的資金，實際上大量來源于在國際市場上發行政府公債所籌集的款項。
短時間内大量密集地定造軍艦，立即對海軍專業人員提出了需求。為了保證艦船建造品質，有一批原北洋海軍軍官被紛紛啟用，派往歐洲擔任監造官，其中曾宗瀛、林鳴埙赴德國監造“海容”等巡洋艦，呂文經、蔡灏元、何嘉蘭、呂調镛、林國禧監造“海龍”級驅逐艦，程璧光、林國祥、盧守孟、譚學衡、陳鎮培、黎弼良赴英國監造“海天”“海圻”。
重生
1896年在歐洲定造的9艘艦艇，集中于1898至1899年陸續建成，由建造方負責雇用水手駕駛到中國傳遞。這艘艦艇所需配置的艦員多達千餘人，為了使其盡快成軍，數量更多的原北洋海軍官兵在此時被召喚起用。
建立北洋水師首任統領葉祖珪，幫統薩鎮冰。來源/遼甯衛視《船政學堂》截圖
當年4月17日，清廷下旨，原北洋海軍殘存官兵中原官職最高的軍官葉祖珪被取消革職處分，開複原官原銜，重新起用，統領新組成的這支艦隊。原“康濟”艦艦長薩鎮冰也被取消革職處分，開複官、銜，擔任幫統領，艦隊的名稱仍稱為北洋水師，由北洋大臣節制，事實上相當于清王朝的國家海軍。（北洋海軍1895年覆亡時，殘存的最進階軍官是副将葉祖珪和邱寶仁，在北洋海防重新起用舊将時，邱寶仁以健康欠佳不肯複出，葉祖珪于是成為新艦隊的領袖。）
此後到了1902至1903年，經時任北洋大臣袁世凱上奏申請，因甲午戰敗而背負革職處分，以革職留營身份在艦隊中任職的海軍軍官，一一被取消革職、開複官職。1904年，時值甲午戰争爆發10周年之際，北洋水師統領葉祖珪向北洋大臣袁世凱呈文，代表北洋水師全軍提出了一個積郁已久的請求。
中日甲午戰争中，北洋海軍曾在豐島、大東溝、威海衛浴血奮戰，大量忠勇将士為國捐軀，然而因為最終的戰敗，不僅艦隊編制取消、人員遣散，犧牲的烈士除死是最烈的鄧世昌、林永升外，幾乎都處于無人提及的地位，長期未得到國家的祭典，葉祖珪申請為北洋海軍犧牲烈士設專祠祭祀。此舉，既是祭祀烈士，實際也是對北洋海軍的正名，肯定這支艦隊在甲午海戰中曾經付出的犧牲和努力。
事關重大，經曆猶豫、磋商、辯論，袁世凱在1907年作出了決斷，準許在天津設立北洋海軍昭忠祠。這支在1895年被撤銷編制的軍隊，至此不僅完成了艦船的重建，人員的啟用開複，也實作了精神的重振。
天津市文物管理部門在北洋海軍昭忠祠遺址發現3塊精雕細刻的大型石座。來源/《天津發現北洋海軍昭忠祠碑刻》，《科技潮》1998年第9期
此後，清王朝在1909年整編全國軍艦，甲午後重建的北洋水師終于獲得正式編制，成為精制的巡洋艦隊，其曆史綿延，在辛亥革命中舉義于九江，民國時期轉身為海軍主力的第一艦隊，1937年浴血江陰阻塞線，抗戰勝利後重組為海防艦隊，其中海防第二艦隊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江面起義，追根溯源，脈絡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