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漢族王朝，也是引發現代曆史愛好者們兩極分化最厲害的王朝。
當然對于明朝的争議點有很多，而實際控制的領土範圍就是其中一個，尤其是對西藏的統治，在明朝究竟是屬于集權，還是羁縻，就成了網友們争議最厲害的地方。
很多人認為，西藏被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始于清王朝的順治時期，汪郎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因為對西藏的有效統治開始于元朝，明朝繼承了這一遺産。
也就是說，在元、明兩代，西藏絕對處于中央王朝的集權統治之下，而不是某些人口中的羁縻之地。
當然，汪郎口頭上的一句并不算數，我們從曆史的脈絡中，從史書的角落裡，一點點地還原曆史的真相。
1、要想弄清楚明朝對西藏的統治是否屬于中央集權，首先就必須要了解什麼是羁縻制度。
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即用軍事手段和政治壓力進行控制，另一方面用“縻”，即用經濟手段和物質利益給予撫慰。這種源自唐宋，承認當地土著的貴族地位，并賜予王侯爵位，在形式上納入中央朝廷管理，實質上屬于地方自治的制度，在明朝稱為土司制度。
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央王朝的利益，然而，人性的貪婪是帝王無法控制的。一旦土司有了野心，勢必會撕毀和平協定，起兵反抗中央王朝。
如正統年間的麓川之戰，就是因為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父子發起了四次叛亂，進而引發了中央王朝的大軍鎮壓。
也就是說，羁縻制度并不是一勞永逸的，時刻處于暴亂的邊緣，這隻能滿足朝中文人的虛榮心，隻是在形式上實作了“聖人教化之功”，但實質上和中央王朝若即若離，這和吏部向地方派遣流官是不同的。
2、那麼西藏在明朝統治時期，是不是羁縻之地？或者說是不是土司制度？要弄清楚這一點，還需要了解明朝在西藏設定的政體架構。
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将郡縣制度設立為國家政體的根本，曆代開始實行郡縣制。當然，明朝也不例外。
隻是作為大明朝的開國皇帝和總設計師，朱元璋非常重視皇權建設以及地方權力的制約，他對打造政府的組織架構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為此，除了中央直轄的州府外，他在元朝的行省制度上，設定了承宣布政使司，掌管一省行政之權；同時又設定了另外兩大省級機構，即：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别掌管司法、軍事。
這三大省級機構并稱“三司”，而且互不統屬，各對中央負責，可以說是最早的“三權分立”了。
這是明太祖對傳統漢地的政體建構，對于非傳統的漢地，他又單獨設立了行政機構，如治理西藏的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廷遣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員外郎許允德進入藏地，傳達了明朝的善意和诏令，緻使元朝在西藏的舊屬官僚全部接受了明朝的官職。
當然，對西藏地區的官員授職，朱元璋遵循的“以俗官為主，僧官為輔”的政策，大體上都是舊元治藏的官僚。
明朝在設立了烏思藏都指揮使司外，又增設了朵甘都指揮使司；而兩大指揮使司下又設立宣慰司、招讨司、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等各級軍事機構。各衛所的同知、通判等官員都由中央任命産生，在行政上隸屬中央兵部，進一步加強了中央王朝對藏區的管理。
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明朝對西藏的管理又有變化。
朱棣登上皇位後，在藏區建立了一套與行政體制相适應的四級“僧官制度”，這相比于朱元璋的統治時期，明朝中央對藏區的行政管理進一步系統化，也使西藏正式成為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活佛不僅是藏民們的信仰，也是西藏的權力中心。
最著名的就是在靖難成功後的當年，即洪武三十五年，朱棣就派遣藏族宦官侯顯迎請第五世噶瑪巴活佛，并賜封他為“大寶法王”；永樂四年，朱棣又賜封烏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紮巴堅贊為“闡化王”。
而讓清朝津津樂道的金瓶掣簽制度，其實也開始于明朝。
永樂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藏傳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大寶法王”班丹紮釋，受永樂帝的指派，進入西藏審查大寶法王第五世噶瑪巴活佛的轉世靈童，這是中央王朝審驗敕封活佛的轉世靈童的最早記載，而他也成為該制度下審查的第一人。
3、要想弄清楚明朝對西藏統治是否屬于羁縻之策，還需要進一步了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和朝貢體系。
稅賦是一個國家的根本，但對于中國古代的古典王朝來說，“宗藩觀念”一直主導着統治者們對周邊國家和部族的管理思維，這就催生了有别于賦稅的另一種方式，朝貢！
事實上，不光是明朝，對于其他中央王朝來說，萬國來朝一直是盛世的标志。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以中華傳統之地為中心，以中華文明為紐帶，形成了中央王朝為上國，其他周邊國家和部落為藩屬國的宗藩體系，也就誕生了延續千年的“中國和狄夷之辨”。
而沐浴在中華文明下的各地藩屬國，都以得到中央王朝的賜号為榮，官署、服飾、語言等等都會效仿中央王朝，并加上自己的民族特色加以改良，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半島的北韓李朝，自号“小中華”。
這些小國在政治上是獨立的存在，中央王朝不會派遣流官進駐，自然也不會向他們征收賦稅。但是，這些藩屬國每年都會派出使團，帶上貢品向天朝皇帝進貢，并以此希望能夠得到天朝皇帝的賞賜。
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稅賦隻針對自己固有領土上的群眾進行征收，藩屬國隻要履行朝貢的義務即可。
明朝對羁縻之地采取的也是朝貢政策，土司在地方上的行政權是相對獨立的，而且明政府并不對他們征收賦稅。
但是，明朝對西藏地區采取的卻是賦稅政策。
明太祖将藏區納入自己的統治後，要求藏民以馬匹充當銀兩抵為賦稅，還要求藏民承擔徭役，他認為“民之有庸，土之有賦，必不可少”，并沒有因為藏區的特殊性，就減少藏民應該為國家的建設而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但同時藏民也享受漢地的免稅和免徭役的福利。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八十八》記載：
天全六番招讨司八鄉之民，宜悉免其徭役。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記載：
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為土賦。庶使其知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二十》記載：
西甯衛所屬西番土酋亦令真奔言：“諸番族皆野居散聚，射獵為食，請歲輸馬二百匹為常賦。”從之。
不僅如此，為了藏區的經濟、民生發展，明朝還恢複了因為戰争而毀掉的驿站。
《明太宗實錄·卷六十五》記載：
（永樂五年）辛未，敕都指揮同知劉昭、何銘等往西番朵甘烏思藏等處，設立站赤，撫安軍民。
《明太宗實錄·卷八十八》記載：
（永樂七年）陝西都指揮同知何銘等六十人往烏斯藏等處分置驿站，還奏。
明朝對藏區的建設是不遺餘力的，道路的開拓，軍隊的強化，保證了藏區和漢地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往來的暢通，“
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裡，無虞寇盜矣。”
由此可見，西藏是處于大明朝的絕對集權統治之下，并不是想象中的羁縻之地，自然也不會出現在大明朝的宗藩朝貢清單名單中了。
4、最後，我們再看看最直接的證據，即《明史》的記載。
“東起北韓，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裡，南北一萬零九百四裡。”
這是《明史.地理志》中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到明武宗朱厚照止，對明朝疆域的描寫，注意一個關鍵的地方，即“西據吐蕃”。
“據”，是指占有、占據的意思。短短的四個字，就告訴了我們太多的資訊，即明朝占領着西藏，反過來說，明朝對西藏是處于絕對統治之下。
當然也有人會認為這個“據”不能用于占有的解釋，那麼，我們再看“北距大碛”，同樣也是“距”，相同是一個讀音，但因為部首不同，所代表的含義也是不一樣的。
“距”指距離，“大碛”指的是草原大漠，連以來的意思就是：大明朝的北疆止步于草原大漠。
這樣聯系上下文的解讀，自然也就通了。
當然，《明史》的編著者是張廷玉，曆經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是唯一進入清朝太廟享受愛新覺羅家香火的漢臣，他沒有必要為朱明皇家臉上貼金吧？
事實上，《明史》前後編撰近百年，清廷也稽核了近百年，該删的也删了，該改的也改了，留下的自然是清朝皇帝可以接受的東西。
那麼，還有什麼理由去懷疑明朝對西藏行使的不是絕對的主權呢？
參考資料：
《明實錄》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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