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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公元前81年桑弘羊和群臣關于鹽鐵專營的辯論以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在朝廷上關于國營化的和專營化的辯論發生在1068年8月份的大宋熙甯元年，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朝廷辯論可謂是一次經典的曆史辯論。而這場曆史性的辯論，對後來宋朝的曆史走向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這個過程大概是這樣的，1068年，京師汴州接連發生地震，冀州一帶出現了黃河決口，河朔也發生了巨大的旱災，真是風不調雨不順。為了救災，政府花了不少錢，宋朝财政吃緊。官員請求神宗在例行的南郊典禮中不要再頒發賞賜。按照規矩，典禮中皇帝應該給他的大臣們賞賜金帛财物。
于是，宋神宗請王安石和司馬光到朝廷商議此事。司馬光贊同群臣的提議，認為錢不夠用，需要降低稅收并節省開支。王安石卻認為錢不夠用，就應該增加稅收，擴大開支。
司馬光反駁說，認為增加财政收入不過是多收稅，而多收稅不過隻是掠奪民間财富而已。但王安石也反駁說，理财并不是要從民間搜刮，而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做到财政充足。
司馬光說，天下财物就這麼多，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間。所謂不剝奪民間财物，依靠理财生錢，隻不過是漢代桑弘羊使用過的花招罷了。就這樣，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這個時候，宋神宗出來打了個圓場，宣布作為個人，他贊成司馬光的提法，但是作為皇帝，姑且按照王安石的意見去做吧。
宋神宗繼位後，将國庫理财放在了最為優先的位置上。最初，他采用司馬光的政策減少稅收壓縮開支，但無法完成任務，恰好王安石出來宣布他能讓帝國财政起死回生，這樣宋代的改革就進入了王安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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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開國100多年，溫和的執政政策讓工商業和經濟得以長期快速發展，但另外一面是财富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貧富差距拉大，權貴和豪強商人控制了大部分土地和國家重要産業，士紳經濟模式不斷演變。曆史再一次進入了：開放-管制-半衰-崩潰的循環往複中。
每當在這種背景下，都需要一位重量級的理财大師。1067年，宋神宗登基，選擇了王安石任副宰相進行變法，王安石（1021-1086年），在國中和國小課本中，經常可以看到王安石的名字，他文采極好，包括蘇轼、柳宗元、韓愈等人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提出了想要富國強兵，唯一可以的辦法就是采用漢武大帝控制國家重要産業的做法，提出了：摧抑兼并，均濟貧乏的變革政策。其變革分為三個部分。涵蓋了商品、流通和農業等一條龍産業政策：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還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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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輸發
漢武大帝時期的桑弘羊也推出了均輸法，就是促進商品的均衡流通，控制物流和價格波動。而王安石的主要目的是讓政府控制重要商品的流通權，并設立的專門的運吏衙門。
市易法
在均輸法推出2年後，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就是政府全面壟斷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設立市易司，負責平價購買，均價銷售。這樣便打造了從采購、運輸、定價、銷售一整套國營壟斷體系。
青苗法
是王安石的獨創之舉，具體辦法就是每年夏秋兩季，農民可以到當地政府借貸現錢或者糧食，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是20%，一年可貸款兩次。
通過這三項變法，宋朝中央政府壟斷了商品流通和農業生産兩大領域。短期内實作了政府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但是從長遠來看傷害的商人和農民階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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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産業變革外，還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配套變革，設立了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等來掌控宏觀經濟、國營企業和處理财稅事務。并設立了獨立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将中央政權力重新歸于一人。
變法初期很快效果顯現，中央财政稅收迅速增加，農業産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也同時其弊端也很快顯現，政府權力空前巨大，導緻了政府性公司，到處與民争利和與商争利。王安石治理下的宋朝，又進入了一個極端的年代，變法的力度過于兇猛，甚至在當時的首都開封，蘋果等水果都要政府統一供銷，變法對群眾的财富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同時也讓商人階層在财富積累上也缺乏安全感。在變法持續了17年，司馬光被下放洛陽15年，成就了著名的經典《資治通鑒》。
1085年，宋神宗駕崩，哲宗繼位，司馬光執政，廢除新法，王安石于次年郁郁而終，而後4個月，司馬光也相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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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變法後50多年裡，其女婿蔡京延續了其國有專營制度。而這幾十年正是北宋帝國由盛轉衰的57年，1127年，北宋的金軍攻破首都，擄走徽、欽二宗，史稱“靖康之難”。
王安石變革是自漢武大帝以來的最重要的一次經濟變革，甚至之後800年裡，都沒有任何變革與之相提并論，曆史對王安石的争議頗多，他具有極強的意志力，在巨大的争議面前也絲毫沒有動搖其變革的決心和意志。
王安石變法和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劉晏變法一脈相承，是中國曆史上一次重大的經濟變革，王安石的變革激程序度和王莽頗為相近，他們前後相隔千年，但從創新能力上，王安石變法要高于前一次。在中國曆史上的變革，中央集權、大統一的帝國模式并非一朝一夕，比較成功的包括漢武大帝和桑弘羊的一次變法。曆史上的變革在制度建設上不斷探索和優化，從秦朝的軍爵、郡縣制度，到漢初的獨尊儒術，到隋唐的科舉制度，到了宋代制度上越來越精細，也出現了很多工商業形态，包括産權分離和股份制企業的雛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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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經1000多年，中國始終沒有找到大統一的并與中央集權相适應的經濟制度和模式。王安石的這次從變法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和探索，其改革涵蓋了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是一次比較完整的配套改革。而與此同時，我們放眼全球，遙遠的西方也正在發生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自由城市和自由大學相繼出現。
1085年，宋神宗駕崩，同年的意大利出現了第一個民主選舉産生的城市比薩城，這正是自由城市誕生的标志。但與宋朝的多達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相比，歐洲的城市規模還比較小，一般都是數千人，最多也是十幾萬人而已。1209年，英國建立了曆史上第一所大學：劍橋大學。
在宋代我們有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商業也最繁榮的城市群體，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要領先于歐洲。但歐洲在社會制度建設上要早于我們，包括自由民主，民主城市，私人财産的合法性原則，對君主權力的限制等法權思想上要領先于當時的東方。這讓東西方的社會發展走向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北宋滅亡之後，南宋又勉強堅持了100多年，這一期間盡管工商業和社會經濟上有所恢複，同時在意識形态上，南宋時期出現的程朱理學，提倡“存天理、滅人性”，它與科舉制度相呼應，把人們的思想創新徹底納入專制統治的體系之内，最終使得知識階層挑戰集權制度的能力大大減弱。對後世也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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