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謙德（章靜 繪）
史謙德（David Strand），美國狄金森學院查爾斯·A.德納（Charles A. Dana）政治學教授，1979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著有《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國的言行表率》等。《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中譯本近日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史謙德在書中考察人力車夫、警察、勞工、僧人等群體的政治經曆，揭示出時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深圳大學曆史系助理教授、《未竟的共和》譯者李兆旭應《上海書評》之邀采訪了史謙德教授。
《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美】史謙德著，袁劍、周書垚、周育民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92頁，88.00元
作為政治學者，您是如何開始涉足曆史學研究的？為何選擇研究中國近代史？
史謙德：我1971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起初計劃研究當代中國地方政治。但是，當年美國學者很難到中國來做實地考察。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把研究對象從當代中國轉向中國史，可能更友善深入開展研究。當年的英語學術界，還沒有學者寫出關于民國時期北京地方政治與社會的專著。巴黎、東京、倫敦等與北京規模相當的大城市，都有了專題研究，但北京沒有。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了1920年代的北京，但我在寫論文期間，使用的主要是美國和日本的檔案資料，而根本沒到過北京！不過，1980年我進入狄金森學院（Dickson College）政治學系教書後不久，就有幸受到北京大學的資助，赴北京進行一年的檔案研究。在京期間，我不僅得以查閱中國本土的檔案，還可以遛着彎、騎着車實地探索北京，正是有了這些經曆，我才能夠把社會史研究和政治學分析融合在《北京的人力車夫》中。
史謙德在未名湖上滑冰，1982年
對您影響最大的曆史學家或史學著作有哪些？
史謙德：我受社會史學家的影響很深，比如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和喬治·魯德（George Rude），他們分别研究了倫敦、巴黎普通百姓在革命期間的政治觀念和行為。在1920年代的北京，最典型的“普通百姓”大概就是人力車夫了。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讓我非常着迷，祥子的故事不僅是北京生活的寫照，也是民國時期政治、社會變化的縮影。我還發現，1920年代，李景漢等北京的社會科學家已經開了這方面研究的先河，他們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有價值。在我讀研讀博期間，恰逢民國曆史研究的旨趣發生變化，曆史學界開始将民國史視為一個獨立的斷代史分支，而不僅僅是一個夾在清朝覆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的混亂年代。另外，我的同僚們也在研究中國的其他城市，其中研究上海的最多，也有研究廣州、漢口、成都等城市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意見建議也彌足珍貴。
電影《駱駝祥子》
《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選題非常有趣，您是怎樣決定研究這個題目的？書中出現了很多因近代城市生活而生的“草根”群體，例如商會、郵政勞工、印刷勞工等，您為何選擇了人力車夫作為全書的線索呢？
史謙德：人力車夫明顯不屬于傳統的城市勞工。他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手工從業者，某種程度上，他們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我的研究大緻受了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的“中介階段（liminality）”學說的影響：“中介階段”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和心理狀态，可能産生的結果不止一種。人力車夫吸引我的，正是這種介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狀态，因為1920年代，一般中國城市的處境大抵如此。鑒于人力車是當時北京最普遍的日常交通形式，乘客、警察、地方精英、工會組織者、新聞記者、城裡的各色人等，都躲不過應付人力車夫帶來的種種現象；這些現象也是身為曆史研究者的我在努力探索的。是以，我認為，可以透過拉人力車的工作，窺探整個城市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運作方式。研究期間，我正好讀到了山姆·華納（Sam Warner）的一本研究美國城市社會史的著作，書名叫《郊區的電車：波士頓的擴充程序》（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于是靈機一動，自己的書不如就叫《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吧！
與研究重大曆史人物和事件相比，研究“草根”群體的日常生活，經常會遇到史料分布零散、數量少、内容單薄等問題。您是怎樣為人力車夫研究搜集史料的呢？
史謙德：我采用的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類是當時的北京地方報刊。北京大學1920年代的報紙館藏非常豐富，逐日閱讀，能發掘出很多故事，日常生活、當地人物、政治局勢的起落等等，都能看到。起初，報紙上的城市生活讓我特别摸不着頭腦；但随着時間的推移，一些研究主線開始浮出水面，比如在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革中讨生活的艱難，又如，身為民國的國民，而非皇帝的臣民，到底意味着什麼。一天，我讀到了一件事（後來我把它寫在了書裡），一個人力車夫死在了警察手裡。當時，我覺得兩個當事人那麼真切，整整一天，我什麼也讀不下去了。我實在太憤慨了。于是，我意識到，1920年代的北京發生的事情，在我眼中越來越有血有肉了。我希望最後也能夠把這樣一種親近感傳遞給讀者。
在寫作《北京的人力車夫》時，您是否有意識地使用了某些政治學理論和方法去闡釋曆史？除曆史學和政治學外，還參考了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嗎？
史謙德：當時，在學術上對我影響最大的并不是政治學，而是社會學和社會史。和大多數博士生一樣，我的學位論文引用了很多理論。但是，在将博士論文完善成書的過程中，我把重點放在了講好人力車夫及其家庭、警察、商戶、勞工組織者、普通市民等各種當事人的故事上，而不是去證明什麼理論。起初，我确實使用了“公共領域”的術語，闡述在努力維護、深化自身利益和觀點的過程中，抗議、辯論、醜聞等事物是如何成為各類群體的正常操作的。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将政治分為“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和“運動戰（war of movement）”兩類，政治學家艾拉·卡茨尼爾森（Ira Katznelson）又用這一分類法分析了城市政治的不同階段，讓我很受啟發。本書以1929年10月22日的“電車風潮”結尾，在我看來，這次風潮不僅是一次典型的瞬時沖突更新，也暴露出了更深層次的權力結構。
1918年，北京，兩名身穿制服的軍人站在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陸軍大樓的台階上，幾輛黃包車在前面等候。
《北京的人力車夫》被認為是利用“公共領域”理論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您認為中國近代史上存在“公共領域”嗎？您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理論？
史謙德：我在《北京的人力車夫》中引用了兩位學者的研究。一是曆史學家冉枚爍（Mary Rankin），她探讨了“公”領域的觀念在晚清公共事務讨論中日益突出的現象。二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他探讨了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咖啡館辯論為載體，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發展過程，認為早在選舉實行以前，人們就能夠問責政府的作為。我認為，民國時期，雖然定期選舉在1912-1913年第一次國會選舉後就銷聲匿迹，但類似的公共領域是存在的，由各種抗議、各種事件的新聞報道和各種公衆集會共同組成。不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一些曆史學家并不同意我的觀點。在《未竟的共和》（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一書中，我力圖更詳細地展示，從公開演說，到建立協會，再到發起抗議，展現“國民”新身份的種種方式，是怎樣繼續對政府的“為”和“不為”展開問責的。換言之，演說的成敗堪比選舉或公投的成敗。我認為，民國時期存在一個公共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作為國民，一個人可以對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而其他國民獻上的掌聲或接受其觀點的意願，就是衡量其成功與否的“投票”。不過，為了把觀點表達得更清楚，我還要補充一句，“公共領域”即使在民國存在，也并非各地都有，分布也并不均衡。我承認，民國的“公共領域”隻是在不少地方、某些時刻，以一種若隐若現的狀态存在着。
您在全書的最後提到，中國的城市既無法孕育革命，也不能産生一個有能力阻止革命在農村崛起的國家，但城市中儲存的種種政治手段、政策和情感為1949年前後的革命和國家政權做出了貢獻。那麼，您如何了解民國時期中國城市政治與農村政治的關系？
史謙德：這個問題問得好！确實，許多人力車夫都是從鄉下來的，而共産主義運動是從北京、上海等城市興起的，但僅考察1920年代的北京史，或僅研究城市史，都不足以展現完整的中國革命史。在這方面，《北京的人力車夫》有它的局限，一個例子是，當時我沒注意到，每年在自家周邊或到京郊妙峰山參加各類宗教活動的北京市民，比參加政治活動的北京市民多得多。書出版後，一些學者已經糾正了此類疏漏。研究能夠聯結城鄉的主題，對于把更廣泛的社會變化詳細展現出來至關重要。在這本書中，為了突出主題，我可能太過局限于北京城的範圍了，導緻城鄉聯系和時間延續性不夠明顯，因果邏輯也不夠明确。也是是以，在接下來的一本書《未竟的共和》中，我把焦點放在了孫中山、唐群英等政治精英身上，因為他們不僅在城市活動，也在農村、小城鎮和外國首都活動。
我注意到，《未竟的共和》中也提到了人力車夫傳播政治資訊的現象。《未竟的共和》一書的靈感是在寫作《北京的人力車夫》一書的過程中産生的嗎？
史謙德：寫完《北京的人力車夫》後，我又寫了一些文章，探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是否形成了“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我的觀點是“形成了”，但另一些學者并不贊同。然後，不知何時，我開始厭倦這種抽象的探讨了。《北京的人力車夫》寫到了各種各樣的市民，但都是走馬觀花，沒有空間去真正深入地寫一個特定的人物。那麼，這些人的童年是怎樣的？他們有兒女情長的一面嗎？他們的喜怒哀樂從何而來？于是我開始思考，采用傳統的傳記寫作方法，是否能更加清晰地反映出，在社會巨變的時期，對于政治舞台的表演者和圍觀者（部分圍觀者受到感染後，也會有所作為或抒發己見，回應自己的所見所聞）而言，公共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正當我思索這一關于研究方法的問題時，一部關于“晚清文化和國家”的會議論文集邀我寫一篇關于孫中山政治思想的文章（收入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雖然孫中山沒能掌握最高權力——袁世凱、蔣介石等其他民國領袖也都沒能做到——但孫中山成功讓群眾接受了自己的願景：建立一個統一的、能夠為現代民族國家打下基礎的政治共同體。孫中山在這方面的成功，不僅靠筆頭工夫，也靠趕火車、搭輪船、乘汽車乃至坐轎子，親自走到群眾中去。我非常敬佩孫中山，不僅是因為他留下的文字和演說（我認為他和印度“聖雄”甘地、英國首相丘吉爾一樣，是高屋建瓴的領袖），更在于他堅信，革命要取得成功，以新的方式談論政治和國民身份，與軍事力量和政治組織一樣重要。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發表了長篇系列演說，闡述了自己的建國大綱，實質是談論如何建成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共和國。
但我沒有為孫中山做傳，而是決定用合傳的方法。與孫中山同時，也有其他人物，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的事業争取群眾支援，我決定将孫中山與這些人物并列比較。最後，我標明了提倡女權的革命黨人唐群英，以及先後在清朝和民國政府中擔任外交官的陸征祥，與孫中山一道作為研究對象。我甚至還找到了與1929年“電車風潮”很像的事件，寫成了本書的第一章《扇向宋教仁的耳光》，當然這場沖突的場面沒有“電車風潮”那麼劇烈，不過涉事各方的确也動了手。1912年8月25日，新改組的國民黨召開了成立大會，孫中山的兩位年輕革命同志——唐群英和宋教仁，在會上就女權問題公然爆發了沖突。事件發生時，孫中山也在北京，一面力圖維系革命派争吵不休的國民黨，一面與擁有強大文武勢力的政治對手、新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周旋。當日，唐群英有力地闡述了自己争取女權的主張，但并沒能從她的男同志那裡赢得支援。唐群英沒有氣餒，而是繼續協助上司女權運動，并提倡社會改革。孫中山遭到袁世凱阻撓，未能掌權，于是踏上了在北方巡回演講的旅途，期間他不斷打磨自己的“言論”，不僅為1924年在廣州的系列演說打下了基礎，也鞏固了自己的政治遺産。與此同時，外長陸征祥由于外交官處理措辭和文書的能力，被袁世凱欽點為新一任民國總理，但他第一次到參議院的演說，就是一篇非常個人化的自我剖白，對當時的官場規矩和風氣大加撻伐，而官場中人正是他力圖尋求支援的對象。陸征祥的演說遭到了台下議員們的抱怨和嘲諷，他自己也被迫辭職。作為政治家，被嘲笑比被無視還要糟糕。一個人可以因演說下台，也可以因演說上台，這一現象表明了言辭在民國初年的力量。還有一種情況是像唐群英那樣，輸了選舉卻在海内外赢得了聲譽，繼續推進、完成自己的政治大計，甚至将自己“未竟的”事業留給後人完成。
您的《北京的人力車夫》和《未竟的共和》都從個人或者“草根”群體的日常生活入手，但這些微觀的叙事最後總會落到對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和制度這一宏大問題的探讨上。您認為這些曆史中的“小”視角為認識近代中國提供了怎樣的新認識和新觀點？
史謙德：把像北京這樣的單個城市，或者孫中山、宋教仁、唐群英、陸征祥等人物個體放在顯微鏡下審視，是要冒險的。萬一還有其他地點或人物更重要，而你偏偏就漏掉了關鍵的部分呢？畢竟，無論是靠武力和言辭，孫中山都沒能統一全國。宋教仁是傑出的政治家，但正要建功立業之際，就被袁世凱勢力刺殺了。唐群英在諸多女同志和一些男性盟友的幫助下，把争取包括參政權在内的女性權利提上了議事日程，但終其一生都沒能看到女性赢得選票的那天。陸征祥是成功的外交家，但總理當得一塌糊塗。不過此後，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到無理對待，引發了抗議行動，陸征祥雖然起初并不情願，但最終還是支援了抗議。我力圖說明，無論是開創事業、發起運動，還是建立政府，失敗都和成功一樣，是整個過程固有的一部分。是以，隻有正确衡量一個人、一場運動、一個政府的成敗，才能做出公允的曆史評價，對于民國時期的人和事尤其如此。一件事未能完成，并不等同于失敗：隻要還有人有能力、有意願繼往開來，這件事就沒有失敗。在我看來，終于“未竟”卻未止于“未竟”，是那個年代非常感人也非常讓人心生敬意的一點。
在《北京的人力車夫》英文版出版三十年後，中文版才面世。您有什麼想對中國讀者說的嗎？
史謙德：1982年，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了北京，這時的北京與1920年代已經大不相同，自行車已經取代了人力車。但是，還有不少街坊四鄰沒變，不少胡同沒變，不少曆史建築沒變，不少城市和自然景觀也沒變。這些持續不變的東西讓我很驚喜，很興奮。如果不是親眼目睹它們，我是寫不出這本書的。今天到訪或居住在北京的讀者們，他們的見聞和經曆，與我書中呈現的1920年代的北京還有相同之處嗎？當然，人力車肯定不見了。還有，以往北京的樓層并不高，這個古都的一大特征就是大雜院，現在很多大雜院也不複存在了。與北京如今在規劃上面臨的問題相比，1920年代關于電車路線的那場争執顯得微不足道。不過，與當年一樣，技術的變革讓一些人受益，卻讓另一些人遭殃。我寫作《北京的人力車夫》，不是為了激發懷念古都之幽情，而是為了記錄一個新的政治世界生成的過程，以及人們帶給這一過程的活力和激情。像其他一切城市一樣，北京至今仍在不斷發展變化。不過，我的确要說，我很懷念1982-1983年第一次造訪時，街頭滿是自行車的北京；當年我有幸得到的那輛“永久”牌自行車，非常耐騎，我也很喜歡。
1918年，北京，路邊等待客人的人力車夫。
最後，您友善說一下您目前的研究計劃嗎？
史謙德：我正在寫一本專著，主題是世界各地公園和綠地中的政治生态，其中的案例和說明不僅有中國的，也有美國、新加坡、英國、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其他國家的。我們狄金森學院的東亞研究院接受了一筆資助，用于在東亞研究和教學工作中開創環境研究。作為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我在新加坡待了一個夏天，研究新近修建在廢棄鐵路上的一個“線型公園”。就此，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也将收入新書，成為其中一章。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公園都具備“線型公園”模式中展現出的一些共通理念；另一方面，像政治一樣，公園會展現所在地的特質，如地方文化、社會影響和自然環境等。我和妻子都特别熱衷遠足和露營，是以我的研究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戶外展開的。此外，我在狄金森學院開設的“公園中的政治”“亞洲城市生态學”兩門課程，也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在我看來，從廣袤的自然保護區到城市公園、社群花園和城市便道邊的花壇，各種綠地不僅是人們回應環境危機的實際舉措，也投射了人們對更美好的理想世界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