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入世20年 從新科成員到自由貿易旗手

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文|梅新育

在入世後經濟貿易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礎上，中國自身經濟發展不可避免進入在更高層次上“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的曆史程序。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今年是中國入世20周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從世貿組織新科成員成長為全球貿易體系當之無愧的自由貿易旗手。

成就斐然的20年

從入世前後中國經濟貿易統計資料來看，中國入世毫無疑問是全球經濟貿易史上最偉大、最成功的故事之一。

入世前夕的2001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2662億美元，占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後于美國（7308億美元，11.9%）、德國（5708億美元，9.3%）、日本（4035億美元，6.6%）、法國（3218億美元，5.2%）和英國（2731億美元，4.4%）。入世短短8年，中國便在2009年超越德國，登頂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至今再無别國能夠超越，且領先幅度日益拉大。到2020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額高達25904億美元，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170700億美元）的15.2%，同年美、德、日該項名額分别為8.4%、8.1%和3.8%。今年1—10月，中國貨物貿易出口2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32.3%，在全球主要經濟貿易大國中仍然一騎絕塵。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中所占份額基本上已經接近二戰後、1950年代初美國達到的高峰。1948年，美國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佔有率高達21.6%，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歐、日本工業生産和出口尚未從毀滅性的戰争破壞中恢複過來。到1953年，歐洲、日本等經濟恢複工作基本完成，開始走上快速增長軌道，美國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佔有率便下降到14.6%，并在此水準穩定多年。中國1948年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占份額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

在入世後對外貿易超高速發展的帶動之下，中國制造業和經濟規模急劇擴張。2001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84152億元，2020年已達1083658億元，同期中國GDP規模從110270.4億元上升至1015986億元。

邁向全面對外開放新時代

為什麼要這樣？從社會形态發展來看，社會主義經濟本質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種開放經濟。中國起步于相對落後狀态，作為後發國家，中國在工業化起步之初不得不對本國市場實施了較高程度的保護，但保護不是目的，隻是階段性工具。随着中國國内産業發展日益成熟，随着中國以遠超世人預期的出色成績克服一個又一個掣肘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的“缺口”，我們已經在70年發展中極為出色地完成了後發國家工業化“趕超”任務，絕大多數産業部門已非昔日需要一定保護的幼稚産業，而是已經成熟；不需要繼續高度保護，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競争壓力，以求保持其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客觀上需要不斷與時俱進，适時超越更強調通過貿易保護推動國内幼稚産業發展的時代，轉向更強調擴大開放的時代，擴大對外開放，包括銷售市場開放，也包括股權開放，通過更大規模利用國際市場的投入品來保持國内制造業和其他産業的成本競争力，通過分享中國成長的機會來引導外部貿易夥伴與中國市場、中國規則接軌，通過引進競争壓力的“鲶魚效應”強化國内市場競争，保持國内産業的活力。

我們從保護時代轉向開放時代，是以中國經濟總量和中國大企業群體崛起為基礎的。在宏觀層次，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我們國内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已經足以直接承受住外部經濟沖擊的考驗，而無需在日常借助于保護手段。在微觀層次，我們之是以可以在更多的産業領域向外資開放企業控股權而不至于擔心損害本國經濟安全，一是因為目前我國具有系統重要性的企業體量在全球同行中已經名列前茅，無需擔心外資能夠輕而易舉收購控股，納入自己的序列，進而操縱中國這一産業；二是因為我們現在可以運用、發展國家安全審查、“金股”（擁有一票否決權的股票）等制度。

更高層次“以開放促改革”實質上是“自我革命”

在更高層次上“以開放促發展”，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内市場，也是因為我們需要擴大利用廉價、高品位的國外原料、能源，以求保持我們國内制造業和其他産業的成本競争力。作為一個資源禀賦并不充裕的國家，中國工業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國内原料、能源日益喪失成本競争力，再與國内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趨勢結合，對我國制造業和其他下遊産業成本競争力的打擊日益凸顯。中國國民經濟基礎是下遊制造業而不是上遊資源産業，要保持下遊現代制造業成本競争力，我們就需要盡可能消除上遊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國際市場的部分。

不僅如此，長期的和平繁榮不可避免會孳生出一系列壟斷性分利集團，保護政策之下成長起來的産業完全有可能孳生惰性而淪為國民經濟吸血蟲。是在保護羽翼下持續淪落，還是敞開大門經受開放經濟風吹雨打，進而建立強勁的國際競争力，能夠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正面貢獻？我們的許多産業面臨抉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從反腐敗到今年反壟斷的一系列作為，客觀上打破了一段時間以來孳生的一系列壟斷性分利集團。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内對外擴大開放，可以消除尚存的壟斷性分利集團或其萌芽，抑制已被打破的壟斷性分利集團複發，為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注入新的奮鬥朝氣。

勇擔自由貿易旗手

放眼全球，我們看到，整個國際經貿、政治體系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貿易生存、發展于其中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不僅多年停滞不前，而且面臨被撕裂的潛在風險，而企圖撕裂這一體系的主力，恰恰來自昔日主導建立這個體系的國家。國際經貿賴以運作的國際貨币體系也深陷紊亂，面臨巨變壓力。

經曆了核心貨币國家一輪又一輪非正常财政貨币政策一次又一次踐踏、取消一切他們曾經自我标榜的紀律底線，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目前國際貨币體系面臨的變局究竟是1960—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還是1930年代金本位的覆亡？

目睹全球經濟長周期步入低增長、高波動階段，目睹“反全球化”呼聲的高漲，我們不能不自問，19世紀末的保護主義浪潮曾經最終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曾導緻1929—1933年大危機殺傷力和傳染性急劇放大，最終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的世界是否會重蹈覆轍？

作為第一出口大國、第二進口大國，中國需要多層次一體化多邊、區域、雙邊貿易體系，其中多邊貿易體系是核心。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國沒有必要也不願意充當現行多邊貿易體系的革命者，隻希望扮演這個體系的改良者。問題是現行國際經濟貿易體系發生系統性巨變的風險正在與日俱增，持續快速積累，中國一方面要力保現行國際經濟貿易體系，另一方面又要為這一潛在系統性風險做好必要的防備。為此，我們需要建立并持續擴大以我國為核心的國際分工和貿易體系，而主動有序擴大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準開放經濟，就是建立發展這一體系的必要條件。

（《小康》·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2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