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16日、17日三天，長征中的中央政治局在紅軍剛打下不久的遵義城召開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左傾上司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遵義會議（油畫）
出席會議的有：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常委、臨時中央總負責人)、洛甫（張聞天，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政治局常委、蘇維埃政府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毛澤東（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政治局委員、蘇維埃政府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陳雲（政治局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王稼祥（政治局候補委員、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鄧發（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凱豐（何克全，政治局候補委員、團中央書記）。
時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秦邦憲）
另外，既然是擴大會議，擴大到了紅軍總部、各軍團負責人參加。具體人員有：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鄧小平（中央秘書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洛甫（張聞天）
除此之外，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這裡有個争議，李德隻是共産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按說他是個外國人，既不是中共黨員，更不是中央委員、政治局成員，他沒資格列席這次會議，但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失敗，李德“居功至偉”，正是他的“禦敵于國門之外，寸土必争”對敵政策以及“短促突擊”戰術，讓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根據地日益縮小，瑞金的北大門廣昌的喪失，讓根據地更加雪上加霜。
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李德動員紅軍的口号是：“要麼勝利，要麼滅亡”，強調紅軍要與敵人打正規戰、陣地戰、寸土必争，保衛紅色政權。口号是振奮人心，鼓舞鬥志，“短促突擊”确實也是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戰術條例，但這都不符合根據地和紅軍的實際情況。對比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紅軍還很弱小，根據地就那塊巴掌大的地方，不管是人力物力财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跟國民黨政府無法相提并論，差距太大。這種情況下要想生存，要想打破敵人的圍剿，隻能是按照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機動靈活，出擊外線，在運動中與敵人周旋，捕捉戰機殲敵一部或大部，絕不能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畢竟雙方的實力擺在那兒。
王稼祥
而李德哪懂得這些，他把反圍剿鬥争看做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正規戰、消耗戰，與優勢敵人拼消耗，這種戰略指導思想，不敗才怪呢！是以說，李德才是紅軍被迫長征的直接罪魁禍首，盡管他後來為自己辯解，說紅軍的失敗跟他無關，他隻是共産國際派來的一名顧問，并非軍事負責人，隻有建議權，不應該對紅軍的失敗負責，但不管怎麼說，當時李德是中央紅軍的“總當家人”，博古不懂軍事，将紅軍的指揮權交給李德，對李德言聽計從，紅軍的所有作戰計劃和指令，都是由李德制定和發出，李德又怎能推卸得了責任呢！當然，博古依賴李德，将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一個外國顧問，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與張國焘
遵義的結果這裡就不一一具體表述了，總之争論的很厲害，博古李德不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極力為自己辯解。但值得稱贊的是，中央總負責人博古還是很民主的，沒有以權壓人，而是讓大家暢所欲言，盡管他作的政治報告遭到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但他還是耐心聽取了别人的不同意見，也讓毛主席及各軍團負責人各抒己見。李德雖然倔犟，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但面對大家的指責，他也隻能是生悶氣，躲在一旁抽着他的煙鬥。會議形成了兩方面的意見，一方是以博古為首的左傾軍事路線的擁趸者們，另一方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正确軍事路線支援者們，大家唇槍舌劍，激烈交鋒。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家畢竟都是黨員，都是黨、政、軍的上司人，講話還隻是局限在軍事指揮誰對誰錯的層面上，就事論事，不帶走個人感情色彩，也沒有針對某個人作人身攻擊。
遵義會議的會場遺址
但有一個例外，此人竟然對毛主席個人大放厥詞，譏諷毛主席。
此人是誰？想來讀者們也猜到了，對！他就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團中央書記的凱豐！
凱豐（何克全）
凱豐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他在遵義會議上“活躍”得很厲害，堅決擁護博古的錯誤路線，甚至比博古本人還要堅決，他帶着一幅傲慢的口氣說：“博古執行的是共産國際路線，他不可能有錯。博古和李德是全中國最懂馬列主義的人。”毛主席的發言話音未落，凱豐突然站起來發難，他說：“你毛澤東的指揮不見得有多高明，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了《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依靠這兩本書來打仗。”
凱豐（前排左二)
衆目睽睽之下，凱豐莫名其妙的這句話深深地傷害了毛主席，忍無可忍下，主席反問道：“你讀過《孫子兵法》嗎？知道《孫子兵法》有幾章幾節，第一篇叫什麼題目？”凱豐一愣，無言以對，因為他确實沒讀過這本書。毛主席接着說：“既然你沒有讀過《孫子兵法》，又如何知道我的戰術是從這本書中學來的呢？李德同志是軍事高材生，受過專門的軍事教育，但他隻知道紙上談兵，不切實際，不符合中國國情。他不考慮戰士們要吃飯、走路、睡覺，也不曉得部隊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涉水渡河，隻看着地圖來指揮。”
凱豐
毛主席站起來，點着一根煙，接着說：“打仗的事情，怎麼能照着書本去打呢！戰場形勢瞬間萬變，情況緊急，看書本來指揮，隻能是被動失敗。我不反對理論，馬列主義可作為行動指南，但決不能當作指揮打仗的法寶，我們不能變成‘本本主義’！”
這是斯諾在延安為毛主席拍攝的一張照片，也是《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封面
接着，聶榮臻、王稼祥與朱德都相繼發言，批評博古、李德的軍事政策，與會者大都不認可博古的政治報告，面對此情此景，凱豐依然不服氣，他竟然站起來大聲說：“誰正确，誰錯誤，咱們走着瞧！”雖然會議最終形成了決議，凱豐迫于壓力，不得不承認博古、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卻又堅決反對撤銷二人的指揮權。
實際上，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的“挑頭”并不是空穴來風，他在會上講話尖刻，諷刺挖苦毛主席，其實在會前，他就受博古委派，幾次找聶榮臻談話，要求聶在會議上發言支援博古，在碰壁後，凱豐向博古報告說：“聶榮臻這個人非常頑固。”
王明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凱豐知錯就改，遵義會議之後，毛主席重掌兵權，指揮紅軍進行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神來之筆的戰役，不僅擺脫了敵人的糾纏，使紅軍脫離了困境，還掌握了戰場主動權，事實明擺着，毛主席高超藝術般的指揮征服了凱豐，他的态度轉變很快，由不信任、疑惑到衷心擁護。他開始檢討自己的錯誤，積極配合毛主席的工作，而他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諒解，繼續擔任團中央書記職務。草地分裂時，凱豐堅決站在黨中央、毛主席一線，同張國焘的錯誤進行了鬥争。他寫了一篇文章，對張國焘進行批評，這是黨史、軍史上第一篇批評張國焘的文章，當時把張國焘氣得半死。在兩河口會議上，凱豐再次就紅軍上司權的問題批評張國焘的錯誤思想。在俄界會議上，凱豐多次強調毛澤東思想的正确性，強烈反對張國焘企圖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行為，維護毛主席的權威。
少奇同志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後，凱豐任中央宣傳部長，他發表長文，系統批判張國焘的分裂錯誤，并且提出了毛主席與張國焘誰更高明的論點，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嚴重的後果，也引起了毛主席的不快。凱豐的文章沒有區分張國焘和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全一棍子打死。毛主席批評凱豐說：“你這是搞啥子？張國焘的問題是他個人的問題，紅四方面軍是黨的軍隊，不是他張國焘個人的家臣。你怎麼能一棍子都打死呢？當初張國焘批我毛澤東，從沒提到一方面軍的幹部戰士，而你倒好，你這是要将他們逼上梁山啊！”
四渡赤水出奇兵
凱豐感覺非常委屈，他說：“我這是按照您的訓示來做工作的啊！”主席發了脾氣，說：“什麼我的訓示？我的訓示是差別對待，絕不能一杆子全打死！我聽說你在抗大上作報告，還提出‘是我的覺悟高還是張國焘的覺悟高’的問題，我看我沒有他的覺悟高！當初張國焘批我，從未提及一方面軍的戰士們，而我毛澤東倒好，将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一股腦兒全批進去了。”
毛主席
延安整風期間，凱豐再次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毛主席親自給他寫信，叫他寬心。
抗戰勝利後，凱豐赴東北工作，任東北局委員兼宣傳部長。建國後，凱豐任沈陽市委書記，1952年調回北京，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3年至1954年，任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凱豐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歲。
國畫《遵義會議》
凱豐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有話說在當面，從不背後議論。雖然他在遵義會議上與毛主席發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到延安後，主席與他早已經冰釋前嫌。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還給他寫信：“不愉快的事，過去了就好了，請不要放在心上。”在東北工作期間，凱豐主持《東北日報》的工作，還請毛主席題寫報頭，毛主席不推辭，欣然為《東北日報》題寫了報頭，并對凱豐個人表示親切問候。
試想一下，在遵義會議召開時，凱豐有那些話也是可以了解的，畢竟當時他與博古等人同是同學，都是從上海調到中央蘇區來工作的，他之前與毛主席不熟，不了解偉人的思想，當然更不可能知道，隻有毛主席才能率領紅軍打勝仗，才能力挽狂瀾，救紅軍于危難之中。他與顧作霖一樣，當時對毛主席的戰略決策、指揮藝術是持懷疑的态度的。反過來看看何長工、李卓然、邵式平和羅炳輝，都屬于中央紅軍，都相當了解毛主席，但草地分裂時四人都倒向了張國焘。
江西萍鄉中學校園内的凱豐塑像
遵義會議，是黨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它挽留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