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科舉制是否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近來有一種說法，稱清朝在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結果反而催生了辛亥革命，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這種說法正确嗎？
一
科舉制度在中國走過了1200多年的風雨曆程。
621年，唐高祖李淵下诏：“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于理體，為鄉裡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複，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貢。”由此，以自應考試為特點的科舉制度誕生了。
在此後的1200多年裡，科舉制度走過了從發展到鼎盛，再到逐漸衰落、直至廢除的漫長歲月。盡管科舉制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依然是封建王朝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無數寒門子弟通過科舉制度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的佼佼者。如果要列舉的話，我們能夠排出一個很長的名單。
到了晚清時期，随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科舉制度選拔的人才，已經難以适應時代和社會的需求了。“八股取士”反而變成了戕害人才的工具。在京師大學堂等新式學堂的沖擊下，科舉制度逐漸式微。
1903年，盛京将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等人聯名上書朝廷，請求“武科生、童考試及武鄉科、會試，著一律永遠停止，使天下士子，舍學堂别無進身之路”。清廷順應潮流，将廢除科舉制度作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在1904年舉行最後一次會試後，于1905年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至此，科舉制度壽終正寝。
二
許多人認為，科舉制度廢除後，讓基層知識分子失去了唯一的上升通道，同時失去了對清朝的最後一點幻想，将他們推向了革命的陣營，為辛亥革命的爆發積蓄了人才力量。
這種說法，沒有道理。
一方面，晚清時期，科舉制度已度過了鼎盛階段，如日暮西山。随着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一般在全國各地出現，許多年輕人早已告别了科舉制度，走向了新式學堂的懷抱。對于他們而言，新式學堂有沒有廢除，根本就不重要。
其實，那時候就連清朝也在鼓勵廣大學子進入新式學堂，還責令各省督撫盡量多派學生出洋留學，學成歸國後“分别獎給進士、舉人等各項出身，以備任用”。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代表人物和中堅力量，幾乎都是新式學堂培育出來的人才，或者是出洋留學的精英。
比如，黃興畢業于張之洞興辦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又被張之洞派往日本留學。宋教仁畢業于武昌的新式學堂美國聖公會文華書院。蔣翊武不願與族兄蔣念堂一起參加科舉考試，輕蔑地說“奴隸功名，要它何用”，最後進入湖南西路師範學堂讀書。
我們反過來講，如果科舉制度廢除後，許多基層知識分子真的被推向了革命的陣營，那麼辛亥革命一定會在傳統科舉考試配額較多的浙江、江蘇、山東等地首先爆發。然而，事實上引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是在武昌進行的。
衆所周知，湖廣地區并不是科舉考試的強省。
三
一個鮮有人知的事實是，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後，盡其所能地進行了善後處理，而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撒手不管。
當時，全國的舉人、貢士總數有數萬人之多，生員數量有數十萬人之多。他們之中年紀較小的人，被各地新式學堂吸收，繼續讀書。對于年紀較大不能進入新式學堂讀書的人，則由各部院衙門“考用繕錄”，他們當差期滿後，還可以改用七品小京官在部行走，進入官場。如果已經獲得舉人、貢士功名者，分發擔任知縣、教職、直隸州州同、鹽庫各大使、直隸州州判、按察司、鹽運司經曆、散州州判、府經曆、縣丞等官職。生員則由各州縣知縣和教官選拔保送至省，擇優選取後造冊送吏部，選為各省巡檢、典史等官職。
新式學堂出身的學子就不能當官嗎？并不是。清朝按照“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原則，從新式學堂畢業生裡選拔人才，賜予功名。大學分科畢業中，成績考列最優等、優等、中等者均可授予進士出身；大學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成績考列最優等、優等、中等者，均作為舉人。
我們應該承認，由于曆史的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清朝在處理廢除科舉制度後的遺留問題上，未能做到盡善盡美，許多措施也沒有落實到位。但是，總體來說已經十分成功了，至少沒有引起較大的社會動蕩。風雨欲來、岌岌可危的清朝，又度過了7年時間，才在1912年宣告滅亡。
這與廢除科舉制度，沒有什麼必然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