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武有湖湘軍，文有桐城派。
“桐城派”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形成很早，目前公認是起源于明末歸有光。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緻力于古文振興。順治康熙年間，随着一堆科舉入仕的人興起，如張英、張廷玉父子等，又通過科舉、官場擴大了影響力。
真正的崛起時期，到了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戴名世的《南山集》對清廷的影響很大，因為裡面除了文學，還記錄了太多明末清初的事情，雖說是事實，但有客觀實際已經對清廷形象不利，過分對于清初隐匿不仕和抗清人事的一些歌頌，即使想表達愛國情愫，但實際已經觸碰了統治者神經。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禦史趙申喬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彈劾戴名世及其《南山集》，對整個桐城派崛起造成巨大打擊。
方苞，是幾位桐城派作家中最幸運的人。康熙三十八年，他中江南鄉試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考中進士，因母親生病而歸家，未出仕。康熙五十年也受到《南山集》案件的牽連，下了監獄。不過，不久就被康熙帝特赦，不止特赦而且還擡入八旗漢軍，入值南書房，充任武英殿修書總裁。到雍正、乾隆時期，雖也有起起伏伏，但終歸長壽、善終。
劉大櫆，相對方苞就相當不幸了，《南山集》雖然他沒有下獄，但惹來了老鄉、當朝大學士張廷玉的打擊。他早年有“明經緻用”之志，但屢試不中，後改以“古法”，于雍正四年便文動京師。到乾隆六年，由方苞薦舉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被張廷玉壓制落選。乾隆十五年，張廷玉為補償特舉其參試經學，又未被錄取。最後乾隆三十二年，徹底淡出科舉。
姚鼐，幾乎沒有什麼實權官僚經曆。他于乾隆十五年中江南鄉試，乾隆二十八年中進士，授庶吉士，三年後散館改主事，曾任山東、湖南副主考，會試同考官，終官一生都是這種考官、編纂閑職，他自己也看透了，早早就辭官回鄉教書，授學，帶出一批子弟，為桐城派興盛奠定了好的基礎。
桐城派興盛時期，自然發端于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本身師承劉大櫆和姚範，也有自己的風格。他有一衆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等，其中梅曾亮、管同、姚瑩、方東樹号稱“姚門四傑”。這些人也是曾國藩推崇的人，随着湘軍崛起，曾國藩影響力漸大，曾推崇的“桐城派”也正是喊出來。巅峰時期的桐城派，不止文學，還包括詩詞，畫作等等。
興盛時期的“桐城派”，主要還是桐城籍、安徽籍為主，這些人之間的聯系紐帶是很複雜的，主要包括三種：師事關系，私淑關系，姻親關系。其中，有屬姻親關系是最緊密的，截止目前有記載的情況，桐城幾個大家族之間都是有姻親關系的，就拿張廷玉家族來說：張廷玉祖母吳氏，是吳德升之女，和後來的吳汝綸是一個家族；張廷玉的母親是姚氏，姚孫森之女；妻子姚氏，是姚孫森孫女；長媳姚氏，張若霭的妻子等；和姚範、姚鼐也是一個家族。
到曾國藩這代，已經屬于“桐城派”末流，這包括了曾國藩及“曾門四大弟子”張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也包括了他們的學生。到了末流，已經面臨很多環境的變化，中國逐漸淪落，西方實用科學在沖擊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力，并且通過不斷的洋人入侵等，活生生的教育了這些強調文章“古法”的大儒。這時候末流内部逐漸有了分歧，曾國藩已經開始結合“經世緻用”而很多人還在墨守陳規，這時候他們之間逐漸互相瞧不上，開始了對立。
再到“五四運動”時期，已經嚴重和新文化運動産生了對立，桐城古典文學，已經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綜上，整個“桐城派”文學貫穿了清代，從明末到新文化運動時期，這時候對清代文學的影響幾乎占據了絕對地位，可以肯定地說，對漢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