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勃
志怪傳說的書寫一直是文人墨客的後花園，晚近尤盛，從張岱到袁枚到紀昀，收集那些或陰森或吊詭的行狀故事，遂成一類，到民國年間，周作人挾此遺傳，捋袖子拿希臘神話動刀，乃兄魯迅不甘其後，《故事新編》虎虎生風。建國後倒是少有成精的人了，今日看到祥子（筆名念遠懷人）寫《搜神劄記》，又見這些故紙堆裡鑽出來跳脫的鬼怪列傳，可謂“鬼貫中西”，把古今中外暗黑中隐藏的各種活物一鍋亂炖，視野極大，又信手拈來，點到為止。
祥子說“賞怪如賞花”，書裡“花”是一幀幀古今中外的雕塑繪畫，簡直是神怪的美術史，隻是這“美術史”隻是随筆的旁注。本雅明曾有雄心，用引文寫巨作，祥子卻用注文建構神話宇宙。注文裡上天入地，一會兒是六千年前巴比倫的天空女神與西王母對視，一會兒就出現了漫威裡的美國隊長黑化的寓言内涵……炫目的騰挪姿态，才能呈現驚奇的神鬼面目。讀注的趣味，才是博物學的趣味。
太有趣了！有用嗎？無用！貢布裡希說過：文化本來就是沒用的，但不能沒有，那關乎天真，關乎想象力，關乎我們是有靈的活人。
鬼神原來也不待在趣味的後花園裡。祥子在後記中說，“怪”是“心”和“聖”的組合，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敬畏鬼神是古人的共性，使徒保羅在聖經中描述希臘人所樹立的銅像上書“未識之神”，透着不敢高聲語的懼怕。一邊敬畏着，一邊又本能地凝視光所不能照透的方向，想象認知之外的秘密。
倉颉造字，“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文字被創造，口耳相傳的秘密從此被準确地記錄和傳播，解密意味着需要承受詛咒，是以天上都下起了糧食，而靈界的鬼怪因為人類洞悉他們的秘密，無以遁形而哀号。
文字是以被目為神秘力量的載體，傳講奧秘的人則更是被特别的光環和特别的陰影所籠罩，巫或者先知是職業更是宿命。然而，人類成長依據已知而揣測未知，人所知的越多，未知的懼怕就越少，笃信就越發被懷疑所替代，理性的大旗帶領文明的前行，那個“聖”日益的淡泊，惟餘一“心”，内容失去震懾人心的功效，在朝為“巫”的，跌落田野成為“戲”，悅己娛人，傳講的人變為小醜，聖愚或遊吟詩人，滲透進了小說家言，戲劇舞台，話本，類書，草堂之上或夜航船中。審美在不知不覺間搭建，“神話”跳出了宗教或道德的架構，成為藝術的源泉。
但是，在曆史長河裡人們丢失了什麼？又以自己的想象力添加了什麼？人類确實走入了一個“祛魅”的時代，自我成熟之後，天真漸泯，大多數人都覺得那些傳說或者無稽，或者不重要。神話去掉了神聖，隻留下了趣味和刺激。我相信在成年人的盼望和使命之外，每個人身體裡都有一部分從不會長大，從不會失去追問和尋求一點小刺激的本能，是以，人們需要“怪”，需要講怪故事的“怪蜀黍”。
我第一次見祥子就隐約知道他是這樣的人，臉上帶着詭異又天真的笑，說出一些奇怪的類比，驚異的故事，你問他“真的假的？”他會得意地說“當然是假的”。這是一種有着狡黠本領的“孩子王”，一種力量，他既有迷戀神話的好奇天性，又有娓娓道來的叙事能力。我相信假如在某個叢林邊緣的部落裡，一定會有人指着他喊“抓住那個行巫術的家夥”。
認識祥子之初，他就介紹我讀《金枝》，然而我委實不喜歡，在人類學的系統架構裡，弗雷澤井井有條地類比着各地的巫術神話，我承認他給了我前所未有的資訊大全，然而，那些故事不再好玩——作為好奇而精力充沛的孩子，我們需要在聽故事的過程中享受驚喜和驚吓，而不是将它們置于顯微鏡之下。愛好魔術的觀衆必然讨厭“魔術揭秘”，我甯願去破廟邂逅狐狸精，牆頭等候美女蛇，或者想象袁洪的頭顱被砍之後蓮花如何開放出新的。是以，一打開《搜神劄記》，我就仿佛看見祥子露着詭異的微笑，手作拈花地講一個個故事。這才是“孩子”所需要的東西。在網絡時代，多數人活着的重心不在于“相信”什麼，也不在于“熱愛”什麼，而是“什麼我都可以找到”。這顯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嗎？不，這是前所未有的愚蠢。我很希望有一個安靜的地方，沒有網絡信号，祥子坐在一群孩子中間，給他們講西王母和“虎魄”的故事。
我說祥子的《三十六騎》，把曆史寫成了神話，而《搜神劄記》，他又把神話寫成了童謠，那是每個人不應該磨滅的趣味，敏感，懼怕和興奮。那是一些無用的知識，然而讓我在這個無味的時代，看見本能，看見活潑潑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