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阿蘭·米哈伊爾著，栾立夫譯《奧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1月
以下内容節選自該書前言部分，感謝中信新思文化授權釋出！
得克薩斯州與墨西哥的邊境、格蘭德河（RioGrande）注入墨西哥灣的入海處，坐落着一座靜谧的邊境城鎮。這座城鎮有着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馬塔莫羅斯（Matamoros）。Mata，源自西班牙語的動詞matar，意為“殺戮”；而moros，即英語裡的Moors，在西班牙語裡意為“摩爾人”，是西班牙基督徒對穆斯林的蔑稱。是以，“Matamoros”就是“ 摩爾人殺手”，這一稱号似乎與美洲的過去和今日都毫無關聯。為什麼一個位于墨西哥東北部、陽光明媚的邊境城鎮會被取名叫“摩爾人殺手”？難道在墨西哥或得克薩斯，穆斯林真的曾經是需要生死相搏的敵人？
Matamoros 一詞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留下的。在他們看來，每一位基督徒士兵都有義務成為“摩爾人殺手”。從711年開始，西班牙的大片地區都處于穆斯林的統治之下，一直到1492年這個在地緣政治曆史上不平凡的年頭。在這一年，西班牙的基督教軍隊奪取了（他們更願意把此舉說成是“奪回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最後一個據點；也正是在這一年，一位名字廣為人知的“摩爾人殺手”——克裡斯托弗·哥倫布——為西班牙在對抗伊斯蘭教的戰争中開辟了一個新的戰場。在伊莎貝拉和斐迪南征服格拉納達期間，身為一個普通士兵的哥倫布展示了自己對宗教的虔誠。終其一生，哥倫布不止一次與穆斯林作戰。在一次又一次的戰鬥，尤其是與西班牙在地中海上最主要的敵人奧斯曼帝國作戰的過程中，哥倫布變得越發渴求穆斯林的鮮血，他在靈魂深處也時刻感受着“聖戰”的重任。
是以，當他在驚濤駭浪中颠簸西行之時，主宰他思緒的并不是發現新事物的渴望或是追逐商業利益這些世俗的想法。在他駛向美洲的旅途中，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其實是宗教狂熱：他要幫助基督教世界對抗它最主要的敵人—伊斯蘭教。
盡管基督徒在伊比利亞半島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在幾乎所有其他地方，他們都在奧斯曼人面前節節失利，人口被擄，土地淪喪，商業影響力消散。驅動哥倫布艦隊的三艘帆船揚起白帆向前航行的最重要意識形态因素，正是15世紀的世界最緊要的那場政治較量—天主教歐洲與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較量。幾乎所有有關世界曆史的傳統記述在這一點上都犯了錯—奧斯曼帝國才是歐洲人前往美洲的真正原因。
（電影《征服者1453》中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他任内滅亡了拜占庭帝國）
從1492年之前的半個世紀起，直到其後的數個世紀裡，奧斯曼帝國都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它是古羅馬之後地中海地區版圖最遼闊的帝國，也是伊斯蘭世界曆史上最長壽的帝國。在1500年前後的幾十年裡，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超過了其他世界性強權。奧斯曼帝國壟斷了前往東方的商路，同時在陸地和海洋上都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
正因如此，15世紀西班牙王國與葡萄牙王國的商人和水手才被迫離開地中海，冒險嘗試那些穿越大洋、繞過大洲的兇險航線，最終成為環遊世界的探索者。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避開奧斯曼人。
在15、16世紀之交，奧斯曼帝國改變了從中國到墨西哥的已知世界。建立了霸權的奧斯曼帝國與西班牙、意大利諸邦、俄國、印度、中國乃至其他伊斯蘭強權在軍事、思想和經濟等領域都展開了競争。在這一時期，奧斯曼人在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發揮了這樣或那樣的作用，其影響一直波及今日的世界。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曆史人物—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蒙特祖瑪（Montezuma）、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軍閥帖木兒和數代教皇，以及數以百萬計的重要或次要的曆史人物，都由于奧斯曼帝國的存在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重新定義了自己在曆史上的位置。
奧斯曼帝國舉起伊斯蘭教的大旗，向西侵入歐洲，這是促成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推動力之一。而在帝國的東部邊疆，奧斯曼帝國與伊朗的薩法維王朝之間的戰争則加劇了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直至今日還在撕扯着伊斯蘭世界。奧斯曼人的軍事征服和精明的經濟頭腦還創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全球性商品之一—咖啡，而他們發明出的咖啡廳更是刺激了資本主義世界消費主義的發展。
随着歐洲人被迫遠離地中海—或者更确切地說，是被逐出了地中海—基督教歐洲出現了一種末世心态。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正在争奪着世間造物的肉體與靈魂。待到那些自封的“基督的戰士”來到新世界，他們便繼續他們之前的戰争，攻擊這片遙遠土地上的原住民。這些“摩爾人殺手”用他們在舊世界與伊斯蘭教打交道時積累的經驗來看待美洲和美洲的各民族，甚至拿所謂“抗擊伊斯蘭教”的職責當借口，試圖為他們将西非奴隸販賣到美洲的行徑正名，而這一舉動還得到了教皇在宗教和法律層面上的支援。
是以，倘若忽略伊斯蘭教的作用，我們就無法完整而正确地了解哥倫布和他的時代。
通過追蹤奧斯曼帝國對全球的影響，本書用一種新穎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方式，闡述了伊斯蘭教和奧斯曼帝國在塑造新舊世界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在過去的五個世紀中，無論是專業的曆史學者還是非專業讀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一史實。塑造新舊世界的曆史是穆斯林與西方世界共同的曆史，且穆斯林在這一程序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奧斯曼帝國塑造了我們的當代世界，這是無可争議的事實；當然，對于西方世界的許多人來說，這一點令人難以接受。
這是為什麼呢？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在21世紀的西方世界，實際上就像在15、16世紀的歐洲一樣，人們通常會條件反射般地将穆斯林視作敵人和恐怖分子，堅決反對伊斯蘭教，盡管這一宗教實際上塑造了我們引以為榮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無論是在流行文化中還是在全球政壇上，也無論是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伊斯蘭教都被視作“那個強大的他者”—尤其是在美國—是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修正”的問題。無論是普羅大衆還是政府官方，都熱衷于把穆斯林變成诽謗的對象，甚至經常把他們當作直接訴諸暴力的對象。
還有一些因素也影響了我們正确認識奧斯曼帝國對西方曆史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們通常将過去500 年的曆史解讀為“西方崛起”的曆史。（這一謬見非但在歐美盛行，在土耳其和中東的其他地區同樣盛行。）實際上，在1500年，甚至到了1600年，都并不存在我們今日時常誇耀的所謂“西方”。在曆史剛剛步入近代的幾個世紀裡，歐洲大陸其實隻是一大堆國家的脆弱集合，這些形形色色的王國和狹小孱弱的貴族領地彼此争戰不休。真正主宰着舊世界的是歐亞大陸上龐大的陸地帝國；而在美洲，除了加勒比海附近的些許歐洲人據點之外，真正占支配地位的也是美洲的原住民族。
奧斯曼帝國在歐洲擁有的領土超過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領土。在1600年，倘若有人設下賭局，問哪個國家将會支配世界，賭徒們可能會把錢押在奧斯曼帝國或者中國身上，但絕不會押在任何歐洲國家身上。
而到了工業革命和19世紀所謂的歐洲榮光時期之後，人們就改寫了這段曆史，把歐洲支配霸權的起始時間上溯到了哥倫布的時代。從曆史的角度看，這十分荒謬。這種說法不僅掩蓋了近代歐洲内部的深深裂痕，同時也遮掩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奧斯曼帝國于19世紀得到“歐洲病夫”的蔑稱之前，這個帝國曾經在數個世紀的時間裡讓整個世界膽寒。有些曆史學家聲稱，就在英國人開始在美洲從事殖民活動的1600年前後，奧斯曼帝國也走下了巅峰，開始走下坡路了。
的确，從那時起，奧斯曼帝國戰敗割地的現象更常出現，但是在随後的300年中，它仍舊是中東最具支配力的強權，也依然身居歐亞非三洲最強大國家的行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奧斯曼帝國軍隊）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最令人驚異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既長壽又始終處于國際事務舞台的中心。像所有的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也不可避免地迎來了消亡的一天，但彼時的帝國已經統治了超過600個年頭。如果我們戴着19世紀的有色眼鏡—甚至是通過18世紀愛德華·吉本對羅馬衰亡堪稱經典的論述—去看待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曆史，就會讓自己走進一條死胡同，得出站不住腳的曆史結論。
在正視歐洲與奧斯曼帝國之間激烈的沖突沖突的同時，通過檢視奧斯曼人如何塑造了當今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世界與歐洲（以及後來的美國）的曆史并不是截然對立、背道而馳的。它們之間共同的曆史中并不僅僅包含暴力，還有豐富得多的内容。被人們大肆吹噓的“文明的沖突”，實際上隻是一條緻密交織的挂毯上極其微小的一部分。通過這樣的檢視，我們還可以發現，那座被原住民命名為阿納瓦克（Anahuac）的城鎮如何變成了馬塔莫羅斯，進而将基督教西班牙對抗伊斯蘭教的殘酷戰争的遺迹流傳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