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北外大一時與知青舊友（左）
我們七七年聯考——我差一點錯肩而過
作者：金弢
當時，一切書籍，無論是老書、舊書，哪怕是破爛殘缺、破四舊的殘餘，都成了複習的至寶。
聯考前的不測
四十四年前的1977，時已入秋，恢複聯考的消息來得那麼突然，考試的複習準備進行得那樣風風火火，以至于我若晚了一天回生産隊，七七年的聯考我将錯失良機，或許往後的人生道路将面目全非。
農時節氣記得已經過了白露，臨近秋分。秋分對晚稻是一個關鍵的時節，農諺道：“秋分不出頭，割倒喂老牛”。晚稻必須在“秋分”之前拔杆抽穗，若趕不上這一步，過了秋分，晚稻就是再抽穗，因氣候轉冷，稻粒不再灌漿，就是留在田裡也是白搭，浪費耕地。這時的氣侯已明顯開始轉涼，如若碰上雨天，那更是“一潮秋雨一潮寒”。但是這個季節一旦遇上了“秋老虎”，氣溫會驟然上升，無異于仲夏。1977年的初秋就遇上了這麼一種天氣。
在晚稻開鐮之前，是一個農閑的空擋。生産隊裡的建立糧倉因農活緊張整個夏天一再拖了下來，未能完成。然而晚稻收割在即，倉庫的竣工已迫在眉睫，正趕上了幾個好天氣，隊裡決定搶時間把倉庫建完，晚稻進倉。也是因為接連幾天的秋高氣爽、風和日麗，氣溫的快速回升出乎了意料。
那天是倉庫完工最後一天的活兒了。聽預報，晚上會有雨，為了趕時間在天黑之前給倉庫上椽蓋瓦，以防雨水淋倒了泥牆，我記得清楚，那天中午全體人馬為了節省時間都不回家吃飯，由家人送來工地。幾年的插隊，我已習慣了夏天“雙搶”不戴鬥笠、不穿上衣，也是因為“心紅志堅”，決心向貧下中農學習，“跟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上身曬得跟“黑繃筋兒”似的，雨點兒打在背上啪啪響，連蚊子跳蚤都不咬。然而那一整天的“秋老虎”太陽格外毒，把我多年在農村破天荒地曬出了急性日光性皮炎，因為一整天地在房頂上釘椽子、上瓦片，為了搶雨季，大家連休息也放棄了。
那天回家到了夜裡，上身特别是脖子和前胸象饅頭一樣地腫起，根本無法躺下睡覺，兩天後出現奇癢。那正是複習考試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我跑了幾趟公社衛生站和鎮醫院，都因缺藥無法治療，一并建議我回老家城裡就診大醫院。我想到複習考試正缺資料，也好順便回城一趟，除了看病借機找些參考書，病發一周後我例外地向隊裡請了假。我們知青正常情況下一年隻能兩次回城探親，除了國慶就是過年了，平時不準回家，誰都不敢搞例外，生怕影響不好，妨礙了将來招工或上調。
一念之差上不了報名榜
這一點我幾年來特别注意，這次也是為了聯考準備的因素，有點豁出去了。回到杭州，一邊去“浙一”醫院耐心治療，一邊全力以赴複習準備。那年，國家因臨時決定恢複聯考，又要趕在第二年初春開學，是以誰也沒料到報名程式會進行得那麼迅速。一個禮拜的正常治療并沒有明顯的效果，而我又不能過長地留在城裡，當然是時間久了怕影響不好，再則心裡牽挂着考試報名。在我的敦促下，醫生用了激素可的松，才見療效。
我終于能歸隊了！雖然山村離城裡隻有兩百多裡地，但因為是山裡山、灣裡灣的，長途車蝸牛般地要跑大半天，回到生産大隊太陽已經擦上了西山之巅。我還沒有進村，在村口的公路上遇到的村裡人無一不對我說：“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呀？考大學報名早就結束了！” 因為我在縣城當過一段時間的民辦老師，而且我們三十幾号知青中是難得的高中畢業，是以社員們都知道我這回大學是非考不可的。
我一聽村民這麼說，而且不是一兩個人這麼說，不由大吃一驚，還聽說了縣裡招生辦曾來過公社動員，我們公社的報名點設在鎮上。聽到此，我把行李往公路邊的農家一扔，連村都沒進，調過頭，對着長途汽車剛駛來的方向，疾步小跑地又折回了鎮裡。十五裡的路，不到一個小時我來到了鎮中學。
找到報名處，學校負責報名工作的老師說：“今天是報名最後的一天，而且不到一個小時報名就将結束，要下班了，名單已張榜，貼上了牆。” 我趕緊填好報名表，那位老師直接就在牆上的大紅紙上用毛筆在名單最後添上了我的名字。
我看得清楚，每個報名生都有編号，已經465個，我的報名号即是466。這個名單在我們考試的整個過程中一直貼在那裡，這是我們周邊幾個公社、好幾十個生産大隊的全部初考生。經過初考，進省裡參加複考的，這466名初考生中留下了不到三十。
我真是萬幸中的大幸! 在命運轉折的關鍵一刻趕上了報名，最終沒有辜負幸運之神的眷顧，終于考出了省裡拔尖的好成績。
考卷陰差陽錯
這回初考加複考的整個過程，幸運之神一直沒有離開我，整個考試經過極其順利，非但沒有緊張的感覺，一直是一種快樂的享受。我在外語學校學的就是英語，報名加試外語，初考和複考一樣，前提是要先通過文科考試。初考可以說非常簡單，因為實在太簡單，都記不清考了些什麼。至今唯一還記憶猶新的是考國文解釋詞義時出現了“瞻仰”這一詞。我的外語加試，初考和複考都是兩個考官一個考生，而且初考還弄錯了考卷。考官拆封發現給的是中專考卷，而我要考的是大學！卷題簡單之極，提問無非是：你叫什麼名字？你父親做什麼的？之類。我花了十五分鐘寫完答卷。考官如實記錄下了一切。
如果說考錯了就過去了，考官沒有多想一層，就此了事，沒有想到馬上打電話去縣文教局報告情況，都很難說我這次考錯了題，結果成績會怎麼算！兩個考官一人看着我，另一個十五分鐘後打完電話回到考場傳達縣文教局的決定，讓我去縣裡補考。因為此刻全省的初考統一時間都已結束，這就是說考題已經公開，因為開考到現在我一直沒有離開考場，沒跟外人接觸，文教局吩咐兩位考官看好我，馬上一起坐長途汽車趕去縣裡，形同“犯人押送”。
一個半小時的長途汽車，到了縣委徑直進文教局。局上司，一個男的，瘦精精的，五十上下，迎接了我們。兩個考官把我交給了縣裡，打了聲招呼轉身趕車回鎮裡去了。那上司從檔案櫃裡拿出一卷尚未拆封的考卷，我覺得當時日光已經偏西，辦公室不那麼明亮。我管不了這些，一頭紮進考卷，耳朵聽到上司吩咐考試為兩小時。我花了五分鐘把考題先通讀一遍，覺得勝券在握，不到一小時答完，剩下的時間便是檢查。來回幾遍看不出太多問題，提前半小時交了卷，還發現了考題有兩個拼寫錯誤，一個是“加拿大”，還有一個已沒了記憶。可見當時考卷出得多麼匆忙。
考完試天已黑了。那位上司當着我的面把考卷封好，鎖進檔案櫃，然後給我開了一個介紹信，讓我當晚就住縣委招待所，還管一頓晚飯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馬上來辦公室，因省招生辦有一輛小吉普要去我鎮上，我可以搭車。我在鎮上下車時，有人認出了我，後來以訛傳訛，說我是重點考生，被小汽車接送去縣裡特考。結果我考進了“北外”，這一謠傳成了事實。
然而，那天夜宿縣委招待所，又是我後來人生十字路口命運攸關的一步。
我拿了介紹信去招待所，房間裡已住上了兩位成年人，四十出頭，正争得面紅耳赤，我足足站了五分鐘才理我。我把書包放在三人房靠門口的那張床上，坐下來細聽他們的争論，才明白他們的話題是有關相對真理還是絕對真理。其中一位繼續高聲據理辯争：黑格爾說過，人一輩子不可能兩次踏進相同的河水，因為水不再是第一次的水，時間也不會是同一的時間，是以真理也不會絕對，萬物都在變化; 今天的真理或許到了明天就變成了謬誤。他還說，伽利略的名言：昨天還是清水一杯，今天水裡已爬滿了小蟲，因為人類發明了顯微鏡。
後來我得知兩位均是大學老師，一個是杭州大學的哲學老師，另一個是浙江某學院的哲學老師，都是這次省裡招生辦公室下到我縣裡來蹲點的。其中那位吳老師第二天跟我一同吉普車去了鎮裡，我們路上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他對我有了很多了解，還把杭州住家的位址給了我，那年聯考完畢回家過年我還專程拜訪了他。
幸運之神的寵兒
我的初試毫無疑問地通過。到了省裡複考，我們縣裡其中的一片，差不多七八個公社合起來在我們鎮裡設考場。輪到英語加試，我又是唯一的考生。省裡派來的監考老師，我估計也是哪個大學的，人特别友好耐心，說話輕聲，生怕讓考生緊張，其實就是怕我緊張，非常愛惜年輕一代。這樣的良師益友我至今感激在心，而且開考前把什麼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還強調，有疑問随時可以提。他指着黑闆上的大挂鐘說，考時為兩小時，也就是這根短針繞兩圈，等一下從兩點開考，時針到了四的時候，考試就要結束了。我并不覺得這種連國小生都明白的解釋是多餘的，而是感到心裡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師守在我身邊，從精神上在支援着我。
我看着時鐘，期待着他宣布開卷，在将近兩點差一分時，他已宣布開始。能赢得這一分鐘，對一個考生而言是何等的正能量！這是一種多大的鼓勵啊！
我打開考卷，按慣例先通讀一遍，發現這回除了必答題，還有附加題，是用英文寫作文，滿分加十分，命題是：When I sing the song， "The East Is Red"。我把時間一分為二，一小時做卷内題，一小時做附加題。做完正題就不停地寫啊寫啊，文章開頭我用了：每當我唱起《東方紅》的時候，“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的字樣，至今曆曆在目，恍若昨天。我把插隊幾年跟同學用英語通信的全部功夫都用上了，一刻不停地寫，根本沒有再回頭檢查的時間了，馬不停蹄地整整寫了六十二分鐘，因為監考看我寫得停不下來，不忍心打斷我，兩次猶疑，逾時了兩分鐘。我也注意到了時間，于是主動收筆，把滿滿四大張的草稿交了上去。後來錄取通知書下來，我去向吳老師道别，從他口裡得知了我附加題滿分，卷内成績97，總分107 ，成了省裡外語的名列前茅。
其實我的作文寫到一半時，縣廣播站的記者已在考場外伫候采訪了。他們期間讓一個縣裡的英語老師進來瞄了一眼，想知道我在寫些什麼，那英語老師說不太看得明白，好像是叙述家史的話題。這位英語老師我認識，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是情有可原，因為他跟夫妻是上海外語學院68屆西班牙語系的畢業生，為了堅持兩人要求配置設定在一起，結果分到了鎮中學。四年西班牙語學非所用，老大不小地重起爐竈開始學英語，現學現賣，活得很累。
那次考試文理科分開，政治、國文、數學兩科統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而且考史地時我占了個大便宜，原因是地理的考卷中，出了一道空白地圖，需要寫出地圖上的城市、河流以及四周連接配接的标記。因為我是學英語出身，加之七十年代熟讀《英語900句》，對美國地圖可謂了如指掌，尤其是美國與加拿大之間那條人為筆直的國界線是世界獨一無二的，一眼就能确認是美國版圖，幾大城市和主要的河流，下方的國家與海灣、兩邊的大洋悉數知曉，哪怕用英文标出也是易如反掌。
還有，這次聯考不光是考地理碰上了我的強項占了便宜，同時我絲毫沒有複習的數學也是歪打正着。因為恢複聯考的通知是那麼地唐突，所有的考生都來不及全面準備，是以一開始我就當機立斷考前不複習數學了，把時間和精力放在幾門文科上，尤其是突擊加強英語。我想過，我考的專業是外語，其他的科類我得過且過，求個及格就行，但是外語我一定要出類拔萃，萬裡挑一。
三年高中我基本上沒怎麼學數學，這不意味我不喜歡數學，我讀國中時最好、也是最喜歡的課就是數學課，經常自學到半夜，當紅太陽廣場夜裡最後一次敲響《東方紅》為止。那次上高中我去報到是一個下午，我來到學校門口，看到了寫着 “杭州外國語學校” 七個大字的校牌，頓時肅然起敬。我默默地伫立許久，心裡暗暗發誓：我會對得起你這塊校牌的！
作者杭州外國語學校高中畢業證書
癡迷英語無以複加
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我定下決心全力以赴地學英語，其他所有的課則作為附帶，包括國文，這種偏駁現在想來是何等的無知和荒唐，一個連祖國語言都掌握不好的人，何以學好一門外語?！然而那就是一個荒唐的年代，“讀書無用”盛行，又有誰來給我指點迷津! 無論是國文課還是數學課，課上我一概低頭背英語單詞，國文課考《桃花源記》，我連一遍預習的時間都不舍得，直接參考，結果剛好考了60分。國文老師事後說我：“我就不信你學得好外語而學不好中文! 我隻能給你一個“剛剛及格”。我答：“考前我一遍預習都沒有。考了60分我心滿意足了。”
數學也是一樣，除了必交的作業外，平時從來不碰數學書，上課也不聽講，到了考試前突擊三個晚上，因為國中基礎好，幾乎是自學把整個學期的課程全部弄懂，考試時除了Cos.30度是正負1，弄颠倒了，其他全對，班裡第一。數學老師因為我不愛學數學平時很不喜歡我，但考試總結課上不得不提到我考第一，但他把我的考試成績強調說成了認真複習的重要性，隻字不提我平常對數學不聞不問。下了課找我談話，說我大考雖考了99分，但年終成績也隻能給4分。我說，除了英語，其他課3分足矣，把老師氣得不輕。
然而對英語我可謂是廢寝忘食。隻要父母沒下班，就是再餓再晚從不做飯。冬天，早上五點就起來早讀英語。七十年代住的平房，冬天室内室外一樣冷，南方又沒有暖氣，早讀時腳凍麻了就不停地拍地。那時的房子裡外間和鄰居都隻隔了一層闆壁，怕吵了人家，就去路燈底下讀，還為家裡省電。手凍木了沒一雙手套，身上除了棉襖也沒有一件大衣。自己家裡買不起半導體，趁着同學聚會去省委幹部子弟的同學家打撲克，從頭到尾就守着他的留聲機，聽了一個下午的林格風英語。無論家境怎麼差，一直苦學不厭。
在學校，因為班主任是英語老師，她的大學同學正好也是我國中的英語老師兼班主任，一經推薦我又當了高中外語課代表。這樣，無論是虛榮心也好，是自尊心也罷，我的英語水準要高出其他同學就理所應當的了。遇上老師的孩子有病去醫院無法來校，我給同學們聽寫和布置作業就習以為常了。那時每到放寒暑假之前，學校已把新學期的英語書發給了我們，我利用假期，把書裡十五課全部自學完畢，課課倒背如流，到了開學，上課成了我的複習，主要精力已轉到了英語小說的課外閱讀上了。
這次聯考考數學出了兩道偏題，但其它的題又是異常的簡單，是以簡單題大家基本上完成，而兩道偏題是微積分，那時是大學的課程，是以誰都沒做出來。像我這樣數學沒好好複習的，隻憑高中時還記得的基本功，于是跟大家一樣，隻做了簡單題，成績也跟大家相去不遠。我們整個縣隻有我公社的一個女生做了，而且還做對了，後來她考上了重點大學，浙江大學。上大學三個學期後，時逢農忙“雙搶”，我回生産隊幫忙，聽說了那女生的爸爸是設計新安江水庫的工程師。每逢暑假，她去父親工作地，她爸就教她學數學，這樣就把微積分也學了。
聯考體檢是個坎
在縣委招待所認識的吳老師，回杭過年拜訪了他，這樣就提升了我們間的關系，從普通的熟人親近成了朋友，從聯考情況的發展看，這次家訪成了我聯考“生死攸關”的一個坎。
雖然大學尚未開始招生，但縣裡規定，複考成績及格的先進行體檢，這時我的外語口試通知也下來了，這說明了我的外語筆試已經及格。體檢和外語口試都設在縣城，離我生産隊有兩個多小時的長途車路，為了照顧分散在全縣各地的考生不跑縣城兩趟，是以體檢和口試安排在前後兩天。考生住宿縣裡提供，鋪蓋自帶，安排在學校的教室，把課桌和椅子拉在一起當通鋪。能住上磚牆的教室，已算優越條件了，不說農家的考生，就是我們知青碰上“雙搶”遇到離村偏遠的田地為了節省時間不回家，反正淩晨兩點就開始拔秧，往往帶上幹糧就在山裡的牛棚裡熬上五六個鐘頭。這回考生帶着棉被，往光桌上一鋪就是床了。
各路考生到了縣城集合完畢，配置設定好住處已近晚餐。我們那一撥有七八個知青，有人提議晚飯下餐館，“敲瓦片”，現在叫作 A A 制，而那些農民的後代，各自拿出幹糧就在教室裡吃起了晚飯。
第二天是體檢，在縣醫院進行，醫院除了急診，停業一天讓給了我們體檢生。能否通過體檢也是被錄取的一道關卡，而且還把關很嚴。不光是那年競争力強，錄取名額比例少得空前絕後，更主要的是國家需要德、智、體全優的大學生。有些檢查項目無關緊要，譬如近視眼，但内髒器官有問題不行，包括血壓。我這一輩子那次還是第一回量血壓。
醫生給我反複量了幾次，就讓我暫時到一邊等着，其他的考生量過血壓都去檢查下一個項目。我覺得納悶，又不敢問，第二次量完聽醫生跟另一個輕聲嘀咕：還是太高。醫生這時建議我出去透透冷空氣。我想到了高血壓，盡管那時不懂這意味着什麼，但聽說過，反正不是件好事。我來到室外，時已入冬，身上穿衣單薄，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為氣溫冷一點會降血壓，還盡量大口地作深呼吸，其實這種竭盡全力的深呼吸運動現在想來或許還會增高血壓。
直到很後來讀完大學才知道我的血壓偏高是遺傳的，父親就是偏高。在外面凍了那麼二十分鐘覺得這下一定合格了，回屋一量果真正常了，我高興得手舞足蹈地去參加下一項體檢。得意了好一陣子，開心勁兒還沒過，一個身穿白大褂的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又叫回去量血壓。醫生說還得量一次，我說剛才不是說正常了嗎？醫生答：是怕你緊張，剛才故意說正常了好讓你放松情緒。一量，還是超标。
她們找上司去了，找來的上司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省招生辦的吳老師，他對我視而不見，形同素不相識，我多麼想求求吳老師幫個忙，開恩讓我過去，我雖沒開口，但用極其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見他接過醫生手裡的體檢記錄，耳語了幾下走開了。醫生轉過身來說，最後再量一次，希望這回好起來。量完後在我幾乎祈求的目光下，醫生喃喃自語道：這回好點了，讓我可以離開了。我神情疑惑，心情萬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過了還是已被淘汰！
這份擔憂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錄取通知書下來。上北京報到前我去吳老師家告别時才知道，上壓标準不能超過140，而我超出了 2、3，省招生辦覺得我是難得的外語人才，省裡拔尖，就跟體檢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是何等的幸運！真是一念之差，77級北外德語系就沒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後來的人生又将會怎樣呢？！讀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無以倫比！
接下去一天是口試。我們近二十個考生中 （包括中專），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水準跟其他人明顯地拉開距離，他後來考上了杭州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我們倆對這次口試尤其重視，口試之前我們就開始用英語對話了；我們也特别緊張，因為我們覺得自己筆試不差，認為錄取問題不大，就怕這次口試砸鍋。他更為小心謹慎，提前到了考場去查探考官是誰。我一到考場，他不知是興奮還是緊張地迎面跑來說：考官是那個大光頭，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師，原來是杭大畢業的。
我沒向李姓提起過我畢業于杭外，他更不知道這個光頭老師就是我的班主任，我在他手裡當了高中最後兩年的英語課代表，我可是他的得意門生啊! 不久前我還把他在文革的受難做原型寫成了小說《劉寶老師》。我一聽是他，心裡暗暗大喜，首先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哪怕就是不袒護我，也起碼不會刁難我，我會憑自己的實力考出好成績。再者是自己的老師對自己畢竟知根知底，心中就有了底氣，一下子信心百倍。雖說離校三四年了，但插隊時每次回杭探親都會去看他，還主動用英語對話，對我的口語老師是了解的。
果然我考得出色，聽吳老師說，除了“委員會”一詞的重音讀錯，其他全對，尤其是最後用英語足足十分鐘的叙述給三個考官印象深刻，當之無愧的滿 5 分。說到此，讀者可能會覺得我真是個幸運兒，的确是這樣，那麼多的巧合又遇到了那麼多的好人，這或許就是命。
金榜提名
我下鄉的第二年，縣中學因為英語老師短缺曾讓我去擔任民辦老師。因害怕将來被拖在農村上不了大學回不了城，勉強幫了一個學期，我的小說《聖力姑娘》寫的就是那段經曆。
考完試在錄取通知書下來前有一段沉寂的時間。不久已被傳得沸沸揚揚，都說據内部消息我已考上了，隻是錄取哪個大學尚未決定。我去公社黨委管文教的副書記那裡探過口氣，問我這回能考上嗎？由于平日裡我時不時地參與公社工作，跟黨委很熟，姚書記對我也不守口如瓶。他一句：連你都考不上，還有誰能考上？給我實實地吃了定心丸。
這回縣中學的英語老師流産需要有人代課，校長又想到了我，打下包票，入學通知書一下來我就可以走人，這樣我第二次來到了縣中學。那天晚上，錄取通知張榜的情景實在讓人沒齒難忘。
雖然還是冬天，但已經到了二月，大地開始回春。考完了大學，人一下子徹底松懈了下來，自從懂事以來，那是一生中難得的一段不看書、不學習的時光。該學的已學了，該考的也考了，剩下的就隻有聽天由命等通知了。那些天，白天上完課，晚上便百無聊賴地去縣鎮閑逛。
說是縣鎮，因為分水鎮在1950年代末還是一個獨立縣，它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建縣史，後來歸入桐廬縣成了縣級鎮，是個經濟發達、人丁興旺之地。每到紅日西沉、晚飯前後，鎮上的那條主街熱鬧非凡。那些晚上無所事事的居民便會來這裡走走。分水鎮今日已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制筆之鄉，承接着全世界90%以上的制筆任務，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鋪天蓋地的出口産品全是來自分水鄉。
2008年，德國電視台為了追蹤拍攝我的人生記錄電影《金弢人生路漫漫》，我再次回到了幾十年前插隊落戶的山村，發現村裡現在的各家各戶幾乎都是一個微型制筆廠。家庭主婦一邊做着飯，一邊開着壓膜機生産筆套。
一天，街上一下子轟動了起來，不少人奔走相告，大聲嚷着：張榜了！張榜了！
我朝人群熱鬧處走去，鎮中心熱鬧之地是一家餐樓，門口擠滿了人，餐樓大門左側是一塊寬大的黑闆，平時鎮政府有重要的安民告示都張貼在此。這時黑闆前人頭攢動，被圍得水洩不通。我因為視力不好，平常戴眼鏡又怕難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擠到前面，看見了榜上寫着這次考上重點大學首先張榜的名單，我所在的加上毗鄰的共四個公社有三名考生被錄取，第一個就是我的名字，跟其他兩名用金色的顔料寫在大紅色光榮榜上。文革期間，我偷偷讀舊書，曾十幾次地讀到過“金榜提名”的說法，今天這一回有生以來真的親眼目睹了。
第二天中午我從公社領取入學通知書，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大學，一定給家裡發個加急電報，因為我知道，加急電報是用大型機車送去的，如雷轟鳴的馬達聲會喚醒整條街裡左鄰右舍的注意，街坊一定會蜂擁而來，看個究竟是何事送來了加急電報。我要把這一好消息地向全世界宣告，為父母争光，這是光宗耀祖的喜訊！
我來到了方圓十幾個公社獨一無二的鎮郵電局，袖珍郵電局長聽說這次入考的“大秀才”來發電報，立即從後面辦公室趕來前台，問我考去了哪兒。我說北京。他馬上說北京大學不錯。我說不是北京大學，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那時鄉下不少人以為在北京的大學就叫北京大學。那位局長問我考上什麼專業，我說德語，他問我原來學過什麼，我說英語，他說，那就不用學了，德語英語一模一樣。一到大學才知道，哪有這麼回事兒！
從郵局出來碰到了我們公社的團委書記，因為我們分水公社黨委就設在分水鎮上。她是畢業工農兵大學生，那時公社團委擴大會議我時有參加，因工作之故自然很熟。一見面她很興奮地沖我喊：“小金，聽說你考上了，這是我們公社的驕傲！姚書記說公社要給你舉行歡送大會。是哪個大學？” 我答：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她問，是一外還是二外？我一無所知，拿出信封給她看。她說如果沒有注明二外那就是一外了。進了大學得知北京果真有兩個外語學院，二外歸屬北京市委，我們北外和北京外交學院直屬外交部，幾年後改為隸屬新成立的國家教委，原來的白堆子北京外國語學校也提格升為北京第三外語學院。
然而到了北京，在學德語之前，我首先要學的是國語，因整個學生時代，除了高中的國文老師上課用的是不标準的杭州國語，其他老師上課無一不用杭州方言，而更多的老師連杭州話都不會，直接用縣城鄉下話講課。我們能聽懂國語，首先得感謝聽了十年的八個革命樣闆戲和《道地戰》、《地雷戰》、《鉄道遊擊隊》等革命傳統電影。
三生有幸進“北外”
1977年的國情，雖然是新生入學和畢業配置設定，一切根據國家需要，人人服從組織安排。然而那年報名參加聯考時，還是讓考生填寫了一張志願表。除了自選專業，報考的大學有四個選項。我選擇了英語，對學校的挑選，根據當時打聽得悉：1977年北外在浙江招的是德語生，上外隻招法語生，隻有杭州大學招英語生。我的第一志願就填了杭大外語系英語專業。我沒有第二志願，在欄目裡隻寫了：繼續安心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這麼說，并不是什麼高尚的言行，而是一種無奈，因為我确實不知道該作什麼樣的第二選擇。幾年身處偏遠山村，近乎與世隔絕，寫封信回家，雖隻相隔兩百裡，郵差會走上一個多星期，對外界已是孤陋寡聞。再者幾年的曆練，棱角已被磨光，除了希望繼續學英語，剩下的隻好聽天由命、逆來順受。考大學的心理底線是，萬一沒得學英語，其他學什麼都行。當時就是不甘心“紮根農村一輩子”，隻要有書讀，讀什麼無所謂，就是讓我去農大，我也會欣然接受，我不是幾年來一直在跟土地打交道？哪怕讓我學畜牧專業，我也去，我又不是沒在生産隊養過豬？将來就做個養豬專家吧！隻要這輩子讀過大學也就心滿意足、如願以償了。
1977年那一級，凡是重點大學都要提前政審。我的政審在公社已傳得滿城風雨，而我卻閉目塞聽，一無所知，這都是後來才聽說的。幾年來，公社大隊有什麼會議一般都有我的份，這回或許因為政審針對我，就瞞着了我。省招辦、縣招辦、公社黨委一起來我大隊。村裡的黨支書、管知青的、大隊長、小隊長、知青帶隊幹部、大隊婦女隊長、貧下中農代表、知識青年代表、我的房東等（連大媽都沒跟我透露），十幾号人開了一個評議會，隊裡會計還出示了我幾年的出勤工分冊。聽說說的都是好話，後來聽吳老師說，評議結果三句話：政治上努力要求上進；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積極參加生産隊勞動。
我的帶隊幹部楊伯伯，評議會後感慨地說：“我知道你表現不錯，但沒想到你在生産隊參與了那麼多社會活動。” 他是轉業軍人，是個思想紅極、替國家解難分憂的老共産黨員。1960年代為了響應政府精簡幹部的号召，主動“退出”浙江省公安廳，提出回北京通縣農村老家務農，帶上了新婚不久的浙江蕭山農村姑娘楊媽媽。我寫的小說《老楊伯伯》就是源自這一段真實的故事。後來落實政策他回到了杭州，被安排在一家工廠當勞工，但楊媽媽帶着兩個年幼的兒子一直留在北方農村。我考上北外後，一個星期天乘坐遠郊長途汽車專程去看望楊媽媽和兩個孩子。
雖然當時學生非常清貧，因幾年農村的插隊經濟上曾獨立過，我已不再習慣向家裡要錢，堅決拒絕父母家人的一切經濟資助。我們的助學金20元，其中的18元已上交供給制的夥食費，剩下兩元零花錢是每月的全部開銷。平時舍不得坐車進城，更甭說零食了。我忍痛買了車票和點心去探望楊媽媽，插隊幾年楊伯伯對我的好我一直銘刻于心。人是應該感恩的，要知恩圖報。
楊媽媽一家生活實在太苦，兩個半大不小的男孩見到點心不顧一切地搶，想象得出，這種最便宜的食品他們又是多麼稀罕，又正是“孩子上腰，吃飯求饒”的年紀。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簡易土房，周圍是一片冬天北方農村的灰色，屋裡連個廚房也沒有，唯一用來吃飯的就是炕頭小桌。炕前有一煤爐，埋在地下，挪開鐵闆，下面燒着蜂窩煤，熱氣正好暖炕，就地架個鍋，楊媽媽就這樣炒菜。我是不速之客，家裡最好的招待就是洋芋加白菜，楊媽媽要出門買肉，我死活攔住，否則馬上要走，她才算放棄。主食是現成做好的凍在屋外的窩窩頭，往上兌點白面，已是家裡的上等食品，不難想見，平日裡連這點面粉都舍不得。雖是洋芋絲，但炒得非常精緻。
我返程時，楊媽媽送得很遠，真是十裡長亭，一程又一程。物質雖匮乏，但人情濃厚。不久楊伯伯來信，感激洋溢，說家訪是看得起他，稱我不忘貧賤交。後來他回北京探親，不辭路遙帶兒子騎車來北外，還給我買了十元錢的毛毯，這是我半個月的夥食費啊！他自己一輩子從未有過這等奢侈。叮囑我：“不是我在給你墊底，我是真心喜歡你的好學。” 當知青帶隊幹部也是他自告奮勇主動提出來的。
後來直到我讀研時他才解決了兩地分居，楊媽媽帶孩子回杭，沒有住處，一家人擠在倉庫裡。下一次去看他時，住在城隍山腳下的小平房裡。直到很後來我來德國後回國探親，他們才搬進了江邊高樓。
北外七七級在浙江省隻招三名德語生，整個浙江省隻有一人報考德語，成績5分，是百分制的5分。校招生辦決定從英語考生中挑選，杭州及杭州地區六個縣挑了一個，我是三生有幸；甯波地區挑選了兩個：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
來我省的招生老師是我後來的班主任和德語啟蒙老師的夫妻、東歐語系的老師。他從來和藹、謙遜，我們進校那年德語還是一個專業，編在東歐語系。我們入學第一年，我組織班裡同學去西院上家看望莊老師，我順帶看望了徐老師，并對他把我招進了北外表示了感謝，他微笑着說：“有什麼好感謝我的，那是你自己考得好！”
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七七級畢業留念，後右三為本文作者
我被錄取北外，事先沒人征求我的意見，這一點我在電影裡已經談到。按當時的情況，根本來不及，開學是那麼緊迫，接到通知到趕去北京報到不過十天，辦手續、轉戶口，一個禮拜兩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舉家七口傾巢相送，左鄰右舍都出來了，孩兒巷裡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擁擠，大家争相一睹風采，要看看這寒窗十年的上京狀元長着一個什麼樣的腦袋。七十年代英語小組裡含辛茹苦、苦學不辍、勤奮刻苦的學友，插隊黑龍江的返城知青，他即是我外語學校的學長、街坊、摯友蔡一先，我們倆從他家緩步至我家的五十米之遙，人群投來了多麼驚異、羨慕的目光。十年文革堅持自學，要有多大的勇氣和毅力啊！
大三時，與當年文革時期英語學習小組及杭州外校的學長蔡一先在頤和園留影
到了火車站，擁擠不堪，我問戴紅袖章的執勤，打聽赴京的火車票。他馬上問：去上大學嗎？我說是。他立刻沖着排隊的人群高喊：都走開! 都走開！讓大學生先買票！我頓感父母臉上的自豪。
除了時間緊迫，或許我的“第二志願”使得招生辦認為沒有再問的必要。設想一下，一個上不了大學可以繼續安心農村的知青，給他一次去北京的學習機會他能說不嗎？更何況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外語高等學府。至于換專業，雖然不像袖珍郵政局長所說：“德語英語一模一樣”，但曾學過英語還是大有裨益的呀，就如 schauen und sehen 兩詞間詞義的差異我們學來就明白，因為我們已經懂得了 look and see 的差別，再學德語就輕松一大截。
至于北外怎麼挑中了我，就偶然性而言，有可能徐老師手撩過去抽錯了檔案，碰巧拿到了我的；就必然性，除了考分，或是那個“繼續安心農村”的第二志願感動了招生老師。現在想來，那麼好的思想、那麼高的政治覺悟對我後來被錄取重點大學是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不正是提倡又紅又專嗎？！我那句話有可能被了解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覺悟。
然而，我實際上僅僅是随意一筆，是無奈的别無選擇，無意中促成了命運的大幸、歪打正着。北外這樣的“貴族”學校，像宋慶齡的女兒、劉伯承的兒子，都是我們七七級的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恐怕連做夢都不敢去想。有一年暑假，系裡總支書記陳老師在我讀研時去杭州開會，專程關心地家訪了我，看到我們普通的家境，出門時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抑或是那種文革時期受到批判的“個人奮鬥”，因為自學英語讀了傑克·倫敦的 《馬丁·伊登》和狄更斯的 《霧都孤兒》，成了自強不息的精神鞭策，直到今天。
我的人生很簡單，說起來隻有八個數字：55、66、77、88，這是我的人生四步。擴充一下便是：55年出生；66年文革；77年聯考；88年出國。這不僅是我個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們國家的曆史。進北外是我人生的第三階段，我不敢也無法想象當年如果沒進大學将會是何等的人生際遇；命運往往隻是一念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裡。
讀研時作者在母校
人生的成功與否是個非常虛幻的要素，俗稱：笑到最後，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義是在不斷解決舊問題，同時又在不斷迎來新問題。人生在世沒有句點，隻有起點；考進北外不是成功的終結，而是新挑戰的開始!
作者：金弢，字有根，當年知青，北外讀研日耳曼文學，曾任職中國作協外聯部，1988年赴德讀博。旅德三十二年，創業二十二年，文學創作及翻譯辍筆三十年。三年前，金盆洗手，回歸文學，專注創作，寫就新作及翻譯九十餘萬字，發表于各刊物。 現居慕尼黑。
來源：知青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