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份，德國政府在柏林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蘇聯的四年衛國戰争就此結束，不久之後，毛岸英聽從父親毛澤東的安排，開始為回國做準備。
一天，他去莫斯科紅十字協會辦理回國手續，在等待的間隙，他無意間看到從業人員的辦公桌上有一封寄給共産國際的信件，而共産國際早已經在兩年前解散，也是以，毛岸英對這封信比較感興趣。
在好奇心驅使下，毛岸英就詢問從業人員這是誰的信。
從業人員本來就為這封信發愁，聽到毛岸英這樣問，又知道毛岸英是中國人，遂将這封信的情況告知了毛岸英。
原來這封信已經壓在案頭有一段時間了，原本是寄給共産國際的，因着共産國際已經解散，而郵差又怕是很重要的信件，就将它轉到了莫斯科紅十字協會。
從業人員無法從信封上探知這封信的來處和去處，于是就打開了信件，看了裡面的内容，才知道是一個曾在國際兒童院裡讀書的中國女孩，名叫赤英，寫信尋找她在中國的父親。
簡單說了一下情況，從業人員又将信打開讓毛岸英看了一下，并詢問毛岸英認不認識這個名叫赤英的中國女孩。
毛岸英看着信，将自己在國際兒童院中認識的人都過了一遍，他想了很久，還是想不起來有這麼一個叫赤英的女孩，根據信的内容來看，赤英隻在國際兒童院讀過三個月的書。
而那段時間，他已經讀大學，隻在星期天才回兒童院住，即便見過赤英，也不過是點頭之交，并不熟悉，而且根據毛岸英的分析，赤英這個名字應該是一個化名，并不是真正的名字，這就很難從她的姓名來推斷可能是誰的女兒。
不過，毛岸英知道，如果這個中國女孩真的來自國際兒童院，那麼她應該就是革命者的後代，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忙尋找她的父親，于是他對從業人員表示，回到延安之後會幫忙打聽一下誰是赤英的父親。
毛岸英在心裡默默的記下了“赤英”這個名字，1946年一月，他随蘇聯派往延安的兩名醫生一同乘飛機回國。
毛澤東抱病到機場去迎接毛岸英，父子兩人已經有近二十年未見面，自1927年毛澤東與楊開慧及三個兒子告别去指揮武裝鬥争之後就沒再見面，一直到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歸來。
見到毛岸英的那一瞬間，毛澤東的心情和身體一下子就好了很多，兩人聊了很久，大部分都是關于毛岸英在蘇聯的學習，同時，毛澤東還對毛岸英說了對他接下來的安排，即跟着勞動模範吳滿有學習種地，上勞動大學，毛岸英對此欣然同意。
在去上勞動大學之前，毛岸英将赤英的事情告知了毛澤東，他想讓毛澤東幫他打聽一下誰可能會是赤英的父親，讓毛岸英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一聽到赤英這個名字，表情突然凝重了起來， 盯着毛岸英問：“你知道赤英在哪兒？”
雖然和父親相處的時間并不長，但毛岸英也感覺到了毛澤東對這個名字的緊張，很可能是知道赤英的父親是誰的。于是毛岸英就将在莫斯科紅十字協會看到的那封信告訴了毛澤東。
毛澤東聽完之後，臉上的凝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輕松和愉悅，他對毛岸英說：“這是我們朱老總的千金啊，這個化名我知道。這可好了，好多年沒有音信了，沒有想到她還活着，你趕快去告訴朱伯伯，讓他也放心。”
毛岸英怎麼也沒有想到，赤英居然就是朱德唯一的女兒朱敏。
其實何止是毛岸英不知道赤英是朱德的女兒，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而朱敏曾在四年的時間裡将這個秘密深深埋在心底，甯願變成啞巴也不肯說出來，實在躲不過，她也隻說自己叫赤英，父親是中國的老中醫。
這讓她尋找父親之路變得很艱難，但也讓她能在納粹集中營中活下來，曆盡千辛萬苦終于回到了莫斯科，後來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朱敏的前半生的經曆是很悲慘的，她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而且這種悲慘從她剛出生就開始了。
1926年的4月18日，朱敏出生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個農莊，一個月之後，也就是朱敏剛剛滿月的時候，因着國内形勢變化，朱德根據組織的安排回國參加北伐戰争。
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朱德抱着小朱敏看了又看，親了又親，心中縱有再多的不舍也隻能扔下，5月18日，他和一批同志乘坐火車離開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亞到海參威再經由輪船曆時近兩個月終于回到了祖國。
原本朱德是想在革命好轉的時候再将朱敏接到身邊生活的，但他沒有想到，這一分别居然就是14年。而朱敏不僅在剛滿月的時候和父親分别，更是在還不到一周歲的時候又和母親分别，她被母親交給了姨媽和外婆。
從那時候開始，不到一周歲的朱敏就和外婆與姨媽一起在四川成都生活，這種看似平靜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40年，這期間，朱德在革命形勢相對穩定之後，就開始尋找朱敏，而尋找工作就是周恩來通過地下黨進行的。
早在1937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就找到了朱敏，想要将朱敏送到延安去和朱德一起生活，但她的外婆和姨媽舍不得，于是就沒有去，後來外婆和姨媽害怕她的身份被發現而遭到迫害，就決定将朱敏送到延安去。
于是1940年的10月份，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十餘名包括朱敏在内的和父母失去聯系多年的革命後代在幾名警衛的護送下去往延安。這一年的年底，朱敏終于見到了傳說中的父親。
這是朱敏和朱德實際意義上的第一次見面，畢竟朱敏剛出生的時候沒有記憶，腦海中并沒有父親的任何記憶，而朱德也隻是見過襁褓中的小朱敏。
當真是血濃于水，盡管他們之間的相見隔了14年，但兩人之間并沒有任何的隔閡，如果忽略兩人眼中的熱淚，仿佛他們之間從未分離。
不過讓朱敏有些難過的是，她在成都的生活是快樂的，身邊有外婆、姨媽和表妹，而到了延安，盡管和父親團聚，但朱德太忙，不是外出參戰就是不停地工作、開會，父女倆鮮有認真聊天的時間。
而且讓朱敏奇怪的是，她到延安已經有一段日子了，和她一起到延安的表妹都已經去學校讀書了，但朱德既沒有安排她去上學讀書，也沒有讓她參加工作，甚至參戰。
她不知道父親對她有什麼安排，她想問，但看到朱德總是那麼忙，又不想去打擾忙碌的父親，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1年的1月底。
有一天中午，朱德回到窯洞中，從口袋裡拿出一本介紹蘇聯國際兒童院的書給朱敏看。朱敏認真地翻看了起來，看完之後就用眼神詢問朱德，她不知道父親給她看這本書是什麼意思。
朱德怎麼會不知道朱敏想問什麼，但他并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問朱敏：“你給爹爹說說，長大以後想做什麼？”
這是朱德第一次這麼認真和朱敏談論未來，而朱敏為此并沒有做什麼準備，或者說她壓根沒有想過這件事，在她看來，父親打仗，她也去打仗，就是這麼簡單，于是她笑着說：“和你一樣，當八路軍。”
這個回答似乎在朱德預料之内，不過，他又繼續問：“朱敏啊，你知道打完仗以後還要幹什麼嗎？”
這個問題讓朱敏一愣，顯然她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應該說當時很多人都想不到這麼遠，畢竟抗日戰争還在繼續，誰也不知道戰争什麼時候能結束，更不知道人民什麼時候能得到解放。
但不知道不代表可以不去考慮，因為戰争總會結束，人民必将解放，這是所有革命者所期待和為之努力的，一定會實作，而實作之後，就必須考慮國家的富強。
15歲的朱敏想不到這些很正常，朱德也知道太難為女兒了，于是直接說：“打完仗，我們要建設新中國，那時候，我們需要大量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專業人才……”
而這樣的專業人才需要去學習，這就是朱德想要告訴朱敏的。朱敏也想去學習，将來好建設新中國，但她沒有想到的是，當他詢問朱德去哪裡讀書的時候，聽到的答案居然是：蘇聯莫斯科。
她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她之前和父親分别14年，現在好不容易團聚了，不過才兩個月就要再次分别，她本能的不想和朱德分開，但她知道自己不能拒絕，這不僅僅是朱德的決定，還是中央的決定。
當時的不少延安上司人的後代都去了蘇聯學習，不僅是要成為專業人才将來回國建設國家，也是要解除父輩們的後顧之憂，讓他們能夠心無旁骛的投入到這場艱難的抗日戰争中去。
除此之外，去蘇聯學習的還有一些烈士的後代，中央想要保全這些烈士的後代，希望他們遠離戰争，好好學習，将來回國參加建設。
朱德将這些情況一一說給朱敏聽，就是希望朱敏能夠了解這件事，然後去蘇聯學習，朱敏縱然心中有再多的不舍也還是咬咬牙點頭應下來。
于是，1941年1月30日，15歲的朱敏和4歲的李敏（毛澤東的女兒）、烈士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以及烈士王一飛的兒子王繼飛等四人被送上了一架傳回新疆迪化的蘇聯轟炸機。
飛機起飛後，眼看着跑道旁朱德、毛澤東等人的偉岸身影變成了一個個小黑點，朱敏通過舷窗拼命揮手，眼中的淚水模糊了視野，漸漸什麼都看不見了，但朱敏始終記得朱德對她說的話：
“爹爹有一句話要囑咐你，去莫斯科後，20歲以前不準戀愛，把精力都放在學習上。你的體質差，容易生病，要想法把身體鍛煉強壯。爹爹等你回來建設新中國。”
這是一個父親對女兒最殷切的期盼，他希望女兒回國之日就是成才之日，然後全身心投入到建設新中國上。
但他哪裡想到，朱敏這一去竟然是另一種災難的開始。
二月中旬，在新疆八路軍辦事處住了半個月之後，四人坐汽車又轉火車，在經過了半個月的颠簸之後到達了莫斯科，然後又被國際兒童院的老師接到了國際兒童院，從此開始了在國際兒童院的生活。
當時的國際兒童院相比于國内來說，沒有戰争，沒有死亡，沒有饑餓，是一個學習的好地方，原本也的确如此，但這種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遠離國内戰争的朱敏很快就被卷入戰争中，在生與死的邊緣苦苦掙紮。
她剛到莫斯科就投入到了緊張的學習中去，要盡快掌握俄語，然後再進學校學習，這對于朱敏來說本不算什麼，但她因為幼年時期跟着母親四處奔波而影響了健康，一歲多就患上了哮喘病，從小就體弱多病。
莫斯科的天氣很冷，即便是夏天的莫斯科，依舊是寒冷的，而這樣的天氣讓朱敏的哮喘病發，沒日沒夜的咳嗽，這嚴重影響了她的生活和學習，即便是找了醫生看病，也吃了藥，但就是不見好轉。
最終國際兒童院決定将朱敏送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去養病，即去白俄羅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營療養。
于是，1941年的6月，在國際兒童院生活了三個月的朱敏離開了莫斯科，此去白俄羅斯療養的，除了朱敏還有另外20個體弱多病的孩子，其中隻有朱敏和張聞天的兒子來自中國。他們在安娜老師的陪同下乘坐汽車南下。
6月21日，他們到達了明斯克郊外的農莊，疲憊不堪的他們并沒有對這個陌生的地方産生排斥，吃了晚飯之後都很快就陷入了夢鄉，這是一個安靜平和的夜晚，也是他們在那裡睡過的唯一的一個安靜平和的夜晚。
當第二天到來，他們沉浸在溫暖清新的空氣裡，看着遠方茂密的森林和近處綠油油的草原，病情真的就好了很多，他們情不自禁在草原上唱歌跳舞，他們以為這将是他們未來很長時間會有的美麗生活，然而就在他們到達南方的這本該美好的第二天，一切都變了。
6月22日，納粹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集結大規模軍隊從北、中、南三個方向閃擊蘇聯，蘇聯衛國戰争由此開始，而朱敏生活的農莊所在的地區首當其沖。
天空中傳來轟隆隆的聲音，大地在震顫，所有這一切讓對戰争敏感的孩子第一時間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沒有人能阻止的了天空中的龐然大物，戰争就這樣突然降臨。
安娜作為這群孩子唯一的老師，擔負起保護他們的責任，她想将這些孩子都好好的帶回莫斯科，但很顯然這是不實際的，後來她隻能帶着大家躲藏起來，試圖躲過德軍的搜捕，但同樣是奢望，最後德軍還是将他們包圍了。
盡管如此，安娜還是存了一線希望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假身份，隻要不暴露，就是安全的，但21個孩子中還是有兩個女孩因為外貌特征被德軍認出來後活埋，這是這群孩子第一次近距離面對死亡，那樣的絕望，随後其餘的孩子都被趕到了附近的孤兒院裡。
孤兒院的生活是艱難的，這裡孩子多但吃得少，饑餓、疾病和死亡折磨着他們，在這期間，很多孩子忍受不了這樣的生活，試圖逃跑。
但逃跑又能怎樣呢？有的又被抓了回來，有的逃跑途中就被炸死了，張聞天的兒子和其餘幾個男孩子就在逃往莫斯科的途中被飛機炸死了。原本朱敏也是想要逃走的，但是她身體不好，而且德軍對他們的看管越來越嚴，是以隻能繼續忍受這樣的生活。
那時候的朱敏還不知道，孤兒院的生活盡管艱難，但比起後來的集中營生活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1943年，随着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蘇德之間的戰争形勢逐漸發生變化，蘇聯漸漸進入戰略反攻階段，而朱敏等孤兒院的人也被納粹德軍押上了列車去往東普魯士的集中營。
他們不知道等待着他們的會是怎樣的生活，但僅僅是悶罐車就已經讓他們陷入絕望。
悶罐車裡塞滿了人，一個貼着一個，躺下都困難，很快就有人受不了了，嘔吐是第一步，生病是第二步，接下來就是死亡，列車每到一站，都有人被擡了下來，要麼是已經死亡，要麼是即将死亡。
朱敏在車上也生了病，發了高燒，好在有人照顧她，更有一個紅軍叔叔鼓勵朱敏要活下去，隻要活着就是勝利，這給了朱敏莫大的鼓勵，後來的朱敏不斷用紅軍叔叔的話來激勵自己活下去。
是的，她要活下去，将來活着回到祖國，回到父親的身邊，她還要為建設祖國做貢獻，但想要活着走出集中營又豈是一件容易事？
他們到達東普魯士的集中營之後，先進行了淋浴式消毒，除衣物之外的所有東西都要沒收，朱德送給朱敏的一支派克鋼筆也被收了上去。
這支鋼筆對朱敏意義重大，上面還有朱德的名字，這幾乎就是一個表明身份的東西，原本朱敏藏得好好的，之前一直沒有被發現，但這次因為所有東西全部上交，就被翻了出來，好在翻東西的德軍不認識漢字，也就沒有認出朱敏的身份，這倒是保護了朱敏。
在上交了東西之後，每個人都會經過淋浴，然後開始正式的集中營生活。
集中營管制很嚴格，根本沒有逃跑的可能，而生活在集中營，無疑是與死亡打交道。
集中營中的人們每天都要做工12個小時以上，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飯、上工、下工、睡覺、起床，每天機械地重複着，仿佛是沒有靈魂的機器，他們一天當中僅有的一次放風時間在傍晚，但時間很短，雖然說是自由活動時間，但不能互相交談。
其實就是完全沒有自由，隻能不停地做工，典型的做得多，吃得少。他們的吃食很少，每天很少定量的變質食物，隻能時刻處在饑腸辘辘中，但再餓也要做工，做工的時候有監工，隻要稍微偷懶就會被鞭打。
集中營中充斥着死亡、疾病、傷痕、饑餓，這是一種看不到盡頭、沒有任何歡樂的麻木到極緻的生活，每個人都在麻木中重複着每一天的生活，但每個人也都在堅守着一個念頭：活下去，要活過今天。
隻有活過了一個又一個的今天，才能迎來一個又一個的明天，那就是希望，從集中營離開的希望，盡管這希望渺茫，但值得堅持。
朱敏一直在堅持着，盡管她身體不好，盡管每天被饑餓和疾病折磨，還要不停地做工，甚至一度因為淋巴結核在手術台上差點被折磨死，但對明天的渴盼、對父親的想念、對自由的向往、對活下去的執着，還是讓她堅持了下來，拼命的堅持了下來。
自蘇聯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之後，國土一點點收複并攻入德國，德軍節節敗退，每每遇到集中營所在地，蘇聯紅軍就會設法營救裡面的囚犯，很快，蘇聯紅軍攻到了朱敏所在的集中營附近。
一夜之間，看管集中營的德軍全部撤退，突然的自由讓集中營中的人們紅了眼，他們還沒有等來蘇聯紅軍就開始了沒有什麼目的地的大逃亡，朱敏也踏上了逃亡之路，起先她還有同伴，後來越來越分散，死的死，逃的逃，就隻剩下了她一個人。
這個時候的朱敏内心是慌亂的，她不知道要逃到哪裡去，不知道要尋找誰的幫助，在完全陌生的地方，遇到的都是陌生的人，她不知道還能不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不知道還能不能見到父親。
這個時候的朱敏和朱德已經有四年多沒有任何聯系了，遠在祖國、正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戰争中的朱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在陌生的國度過着怎樣的生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失蹤了。
1943年，朱德還給朱敏寫了一封信，信中叮囑朱敏在戰争中要一面服務、将來回國參加建設事業，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封信最終還是傳回到了他的手中，理由是“郵路中斷，無法投遞。”
當時的朱德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已經失蹤了，這封信是寄到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實際上，1941年夏天，朱敏剛到南方就被德軍抓住，對于國際兒童院來說就已經是失蹤了。
是以，即便郵路沒有被阻斷，這封信到了國際兒童院，也到不了朱敏的手中，因為國際兒童院已經停課，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朱敏在哪裡。
1943年，當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取得勝利之後，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就将在戰争中戰死和失散的孩子名單送到了斯大林的桌子上，這次戰争，兒童院共失去了24個孩子，其中來自中國的有三個：
一個是張聞天的兒子（被德軍飛機炸死），一個是趙世炎的兒子（患病治療不及時病逝），還有一個就是失蹤了的朱敏。
對此斯大林很重視，他向正在南方指揮戰鬥的朱可夫元帥下達了一個指令：解放一個城市尋找一個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總司令的女兒。
但這無疑是大海撈針，到收複最後一個淪陷的城市的時候，也沒有找到朱敏，由此，人們不由得認為朱敏很可能已經遇難了，畢竟一個身體不好的中國女孩，還是朱德總司令的女兒，遇到德軍很難會有活下來的機會。
他們哪裡知道，朱敏一直活着，即便被抓進了集中營，也活着逃了出來，但她的逃亡到了後來也是漫無目的的，不知道何去何從。
後來流浪了一段時間之後，朱敏被送進了一個收容蘇聯難民的集中站。在這個集中站中，朱敏也需要做一些工來生存，比如收洋芋、削洋芋、做雜務等，不過性質和集中營有本質的差別，但這并沒有讓朱敏放松警惕。
被德軍關押那麼多年，朱敏的神經高度緊張，她不敢對任何人說自己的身份，說出來的就是編造的。她想要尋找父親，但卻不敢對任何提到自己的父親是朱德，她本能的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是以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她在集中站生活，不管蘇聯紅軍們怎麼詢問她，她始終保守秘密，靜靜地等待着去莫斯科的機會。
後來收容站換了一個新的政委，這個政委很平易近人，和收容站的人打成一片，他喜歡聊天，并且對朱敏這個特别的女孩很感興趣，在接觸中，他知道朱敏沒有說實話，他也知道她的身份一定不簡單，但他沒有着急，他用自己的方式對朱敏釋放善意。
他告訴朱敏，中國的抗戰快結束了，她應該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應該去上學，學習文化。
在一日日的接觸中，朱敏也在掙紮，她最開始還能告訴紅軍政委，說自己叫赤英，父親是一個中國的老中醫，她被送到蘇聯南方養病，結果卷入戰争等等。
到了後來，她看着紅軍政委确實和藹可親，是真的想要幫她，她受不了想念之苦，終于還是對那紅軍政委說：“我是中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女兒。”
這個答案讓見慣了大風大浪的紅軍政委驚得跳了起來，他知道朱敏的身份不簡單，卻沒想到竟是這樣的不簡單。
知道了朱敏的真正身份後，紅軍政委就開始幫着朱敏尋找父親。
朱敏原本是想着自己寫一封信寄到莫斯科然後轉到國内的，但她剛拿出信紙就遇到了第一個難題，她在過去被關押的那段時間裡，既很少開口更很少動筆，不管是漢語還是俄文，她都變得不再熟悉，于是她隻能求助紅軍政委幫忙寫一封信。
朱敏怕信中途會丢失，于是沒有将朱德的名字寫進去，她甚至都沒有寫自己的真名朱敏，而是寫的赤英。
信很快就寫好了，但往哪裡寄又遇到了一個難題，因為她在莫斯科待的時間實在是短，不過才三個月的時間，早已經忘記了國際兒童院在什麼地方，但她知道國際兒童院是共産國際負責創辦的，找不到國際兒童院可以找共産國際，而紅軍政委正好知道共産國際的位址。
于是朱敏的尋親信就在紅軍政委的幫助下寄往莫斯科，但他們哪裡知道，彼時共産國際已經解散，這封信在莫斯科停了很長的時間，後來郵差就将它轉到了莫斯科紅十字協會那裡。
再後來，毛岸英去紅十字協會辦理回國手續的時候就遇到了這封信，于1946年1月将赤英這個名字帶回了祖國，才知道赤英原本是朱德的女兒。
五年沒有朱敏的任何消息，朱德甚至都做好了女兒已經遇難的準備，卻沒有想到毛岸英從蘇聯帶回來了好消息，他迫不及待要給女兒寫信，但考慮到朱敏的中文不好，毛岸英主動幫忙用俄文給朱敏寫了一封信。
信先寄到莫斯科紅十字協會，然後再轉給朱敏所在的集中站，但很不巧的是，這封信到集中站的時候，紅軍政委帶着朱敏已經到了波蘭境内，在那裡等候國際火車通車，以便回到莫斯科。
在波蘭和蘇聯的交界處，紅軍政委開始和蘇聯方面聯絡，經過層層上報，有關朱敏消息的報告就被送到了斯大林的辦公室，當時斯大林從朱德那裡也已經知道了朱敏還活着的消息。
現在又知道了具體的位址，很快，斯大林一道急令飛往波蘭境内：立即護送朱德将軍的女兒到莫斯科。
沒過幾天，朱敏就告别紅軍政委，在兩名衛兵護送下坐上了通往莫斯科的國際火車。
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朱敏感慨萬千，一走一回五年的時間，早已是滄海桑田，她經曆了太多，她曾帶着希望離開莫斯科南下，結果跌進了地獄中，苦苦掙紮，如今終于重獲自由。
回到國際兒童院不久，她就接到了朱德的親筆書信，那熟悉的字迹、真摯的情感讓朱敏忍不住落淚，她多想立刻回到祖國，撲進父親的懷抱，再也不分開。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五年的時間，她失去了太多，她當初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學習，學成後回國建設新中國，是以她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搞好學習，接下來的所有時間，她都用在了學習上，學習之餘也不忘和父親書信聯系。
1948年的一天，朱敏被告知有人找她，她出去後才知道是毛岸英，那算不上兩人的第一次見面，但卻是知道對方是誰後的第一次見面，毛岸英很熱情，拉着朱敏的手說：“你真是命大，能從德國集中營回來。”
毛岸英的話讓朱敏一愣，她沒有想到毛岸英會知道她在集中營待過。毛岸英就笑着将那信封的事情告知了朱敏，朱敏這才知道，自己能和父親那麼快聯系上，和毛岸英有很大的關系。
也因這，朱敏從毛岸英身上感受到了兄長般的親切，讓兩人之間的關系親近了不少，從前沒有聯系的兩人也有了越來越多的聯系。
後來朱敏在1950年暑假回國看望父親的時候，毛岸英還專門去找朱敏聊天，兩個人就像是大哥哥和小妹妹一般聊天、開玩笑。
說到朱敏用赤英這個名字尋找父親的那段曆史，毛岸英還開起了玩笑，惹的朱敏說：“你可小心點，我去告毛伯伯，說你欺負我。”
那時候的他們有說有笑，那時候歲月靜好，時光很美，那時候的朱敏怎麼也沒有想到，那樣鮮活的一個大哥哥，會在幾個月後壯烈犧牲。
1953年，朱敏從莫斯科列甯師範學院畢業，回國後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回國後的朱敏問起毛岸英，才知道1950年的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戰争中犧牲。
他明明還那樣年輕，卻為了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義無反顧的去參加了抗美援朝戰争，在異國他鄉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