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這是一則不起眼的新聞——柏楊遺孀張香華正式向兩岸出版商發出聲明：“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将永遠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權，摘文選入台灣中學一年級教材，張香華擔心此作品被用來辱華，故而斷然拒絕。
這不是第一次有出版商洽談教科書授權事宜，2016年以來，張香華持續收到類似邀請，她都一一回絕。
作家、教師出身的張香華表示，對現在台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無法苟同，尤其痛心于如今的“國文”、曆史教材，删減文言文，以“東亞史”觀點取代“中國史”等現象，根本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教學政策。
“（青少年）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張香華這麼說。
這本名著将于2024年與兩岸原出版社合約到期後，永不再續約，張香華甚至希望兩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書。她強調，柏楊生前一再交代，當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就要廢除這本書的發行。
《醜陋的中國人》絕版，象征一個時代的結束。
張香華與柏楊，圖檔來源：台媒
處境都變，情懷未變
作為柏楊身前名著，《醜陋的中國人》初面世時在兩岸都備受争議，因為其挑戰的是民族自尊。但由于柏楊的著作初衷是為民族續命，是以兩岸也都大有讀者支援。
當時，對此書的愛與憎，隻是在愛國方法上的分歧，但兩岸讀者與作者一樣，都希望中國重新站起來；不過現在，其獲得台灣某些出版商青睐的原因在于“友善反華”，而大陸則飛躍式進步，是以張香華說，《醜陋的中國人》已功成身退。
無論在海峽左岸或右岸，《醜陋的中國人》已不合時宜，然而，就此書的寫作目的而言，封存，是一種圓滿，而非缺憾。
仍心存中國情，卻身陷于“去中之島”的張香華，有首梅豔芳的歌應符合她此刻的心境：浩瀚煙波裡，我懷念，懷念往年，外貌早改變，處境都變，情懷未變。
“功成身退”的一代思潮
柏楊所身處的時代，是在絕處求生的中國，他帶着被洋人欺壓的恥感來到台灣，度過其最精華的歲月。是以在思索讓中國富強的途徑上，柏楊不脫“民國文人”模式，簡言之，就是“中國必須西化”。
那是一個自我否定，又急欲脫困的大時代，柏楊則是時代中人。
柏楊因被指控為共諜而入獄九年，獄中完成了三部中國曆史書稿，1976年出獄，1983年開始編撰《柏楊版資治通鑒》，耗時10年，1985年出版《醜陋的中國人》。
“2008紀念版”《醜陋的中國人》
政治犯的經曆，使柏楊的思想更偏向西方民主，并開始關注人權議題，1994年柏楊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創會會長。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2006年封筆。
就像李敖一樣，被蔣家關過，自然讨厭老國民黨與其黨國體制與思想，又由于當時兩岸隔絕，是以在思維上，隻有在西方文化裡能找到容身之地，并據此反國民黨。《醜陋的中國人》也可說是一部反抗國民黨黨國體制與文化的著作。
柏楊撰寫《醜陋的中國人》時，已是蔣經國執政末期，社會朝開放路徑發展，但該書在備受批評的情況下仍能出版，就是綠燈信号。是以，這本書也象征着美國解離國民黨體制、西方價值進駐台灣的重要節點之一，而柏楊本人身在局中，恐怕未能看清這一點。
《醜陋的中國人》是一部以西方視角看中國文化的評論作品，全書的重點在于闡述“醬缸文化”，所針對的是中國的官場文化，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國社會，而腐敗的核心則被認為是儒家文化。
時至今日重新閱讀此作，會覺得柏楊罵的是美國社會——那個當初他筆下“偉大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因為将書中的“儒家”全換成“資本”，并沒有太突兀的違和感。
換言之，因循苟且的腐敗，是所有人類文化的共同現象，隻是支配者的性質有所差異而已。柏楊痛批的，其實是人性，中國文化不過是背了黑鍋，因為柏楊是中國人。
國恥時代的中國文人，有着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情感，以西方文化作為對照組，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偏差得很嚴重。柏楊對儒家的誤解與偏見，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文化現象。
但在今日，自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破産後，所有曾經以西方文化為高标的文化理論也都随之破産——盡管福山信衆們還在嘴硬——包含柏楊的“醬缸文化”。這不是說，“醬缸”概念是錯的，錯誤之處在于，柏楊将它貼上了“中國獨家”的标簽。
《醜陋的中國人》尖銳批判中國官場文化，講的是古代，腹诽的卻是國民黨，對崇洋的反國民黨精英、“台獨”與媚日皇民而言，其“貶華”觀點自然很有工具性利用價值。恐怕也是直到陳水扁執政後那8年，柏楊才隐隐感覺到他“尖銳的中國情”，被反華勢力與分離主義者所利用，而他選擇默不作聲。
換言之，對綠營而言，柏楊本人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就已“功成身退”了，但《醜陋的中國人》直到蔡英文掌權後仍具利用價值，而其遺孀可不傻，決意由她親手結束那個時代。
那《柏楊版資治通鑒》呢？
柏楊的曆史意見
中國曆史可以用西方研究工具來研究，但不能用西方文化觀點來解讀，尤其是當代觀點。
《柏楊版資治通鑒》就是以西方當代文化視角看問題。由于柏楊是小說家、評論家，史學功力自然遠不能與錢穆相比，是以閱讀其曆史意見，易讀好懂，能看得到新意，卻也充滿偏差。
《柏楊版資治通鑒》是史評，非系統性《史論》，更非嚴肅的《史考》著作，是以讀者若想真切了解一段曆史，此作并無幫助，但對于了解“評論人的當代思潮”則是很好的途徑。例如，柏楊反複對曆史中的無名女性抱屈，這就是以當代價值濾鏡導讀曆史的顯例，後世之人閱讀《柏楊版資治通鑒》不是在閱讀《資治通鑒》，而是在閱讀柏楊的時代。
《資治通鑒》本身是一種“史論”，因為其編篡方式是服務于當時的史觀，并總結在每一段的“臣光曰”；《柏楊版資治通鑒》并未自創編篡體例，隻是仿效“臣光曰”的模式給讀者“柏楊曰”的閱讀導引，是以隻能歸類為“史評”，臧否曆史，也臧否“臣光曰”。
25周年紀念版《柏楊版資治通鑒》
就現代商業邏輯來看，史評的本質與價值，就是偏差，必須專注于一家之言，以利銷售。但也正由這種偏差，讀者得以摸索作者的情感取向、意識形态立場與其所認同的當代價值觀。
當讀到柏楊評論“司馬光……永不忘記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場”，“司馬光不過一個擁有萬貫家财的鄉村紳士”的時候，讀者應當知曉，柏楊必須靠批評司馬光來凸顯當代的進步性，以便鋪陳賣點，這類“評論的評論”，往往非關曆史真相。
當讀到柏楊僅僅因項羽不聽某人獻策直取關中，就評論其“不過一個頭腦簡單、肌肉發達的粗漢”時，讀者應當了解，你讀到的是想當然爾的事後諸葛，但你讀不到項羽做此決策的背景、心境與顧忌，而這種偏差正是文學與戲曲的絕佳材料。
柏楊是小說家，解讀曆史的濾鏡不隻西方思潮，還有小說家的工作慣性。
曾經身陷囹圄的經曆，也使柏楊看曆史的角度有着與一般史評者不同的側重，特别是對政治黑暗面的敏銳與感觸。
是以，《柏楊版資治通鑒》與《醜陋的中國人》訴說的是作者身處的時空環境，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在課堂上讀的是蔣家帶來的中國情，社會上迅速消失的是日本味，習俗仍沿襲着清朝風，外加脫離國際社會的孤獨感，與開放初期的“清新空氣”。
台灣人雖沒參與到1911年的中國，更别說是1949年，但經過蔣家的去殖民化政策，本世紀以前，整體而言島上都還自我認同是中國人。
今天的台灣，中國認同進入瀕危狀态，世道已變，而柏楊隻活到這個變化的初期階段，遺孀張香華則目睹整個異化的過程。
台灣的中國人正在走向瀕危
試想一種人生，年輕時跟着國民黨到台灣，中年時被國民黨打入大牢，老年時連說自己是中國人都要猶豫一下，這就是柏楊的人生，罵柏楊是“真正醜陋的中國人”的李敖，也閱覽了同樣的時代風景。
所不同者，無論當道是哪個黨，李敖都罵，但柏楊選擇噤聲；李登輝執政時，幫他興建人權紀念碑，陳水扁上台後标榜“人權立國”，柏楊又成了綠營門神之一。
在自己頭上貼了一種标簽後，就很難插嘴标簽之外的事；将自己與某些勢力捆綁後，就很難插嘴該勢力的胡作非為。是以，李、扁先後掏空台灣的中國元素，柏楊置身事外，他并沒有将自己的中國認同與人權價值視為同等重要的事，至少，沒有醒目的行為證據。可能因為，前者是逆流，後者是順流。
柏楊去世前一年，教科書中“國父”稱謂改為“先生”，“國字”改為“中國字”，“國曆”改為“陽曆”，“光複”改為“戰後”。
柏楊去世那一年，台灣的中國認同還隻是危機，13年後的今天，有的國小生連孫中山是誰都不知道，出版商還想拿《醜陋的中國人》作為中學教材。不要說這些出版商，恐怕整個島上中國人都在變成瀕危動物，“統一”也被視為“叛國”。
在民族大義的關節上，若拿“醬缸”概念檢查柏楊晚節，這位“人權鬥士”恐怕也過不了關，但遺孀張香華在他百歲冥誕的隔年封印《醜陋的中國人》，算是保住了柏楊死為中國魂的尊嚴。
去年，張香華感歎柏楊與其作品在台灣關注者寡，在大陸卻受到重視。這是肯定的，台島當道鼓吹“中國人”隻能搭配“醜陋”，而這是柏楊僅存的利用價值。
台灣的中國人瀕危，反逼得《醜陋的中國人》絕版，但很遺憾，這已是一則不起眼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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