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在徹底動搖李唐的根基時，也給遙辇氏聯合酋長汗國，帶來趁勢崛起的先機。但遙辇氏汗國作風隐忍而強悍的契丹聯軍，相對大賀氏聯盟中晚期的諸多叛唐行動來說，他們在對外擴張上的無所作為，顯然已經判若雲泥。聯軍在汗國建立之初，借助天降暴雨的機會，在西拉沐淪河畔打敗了安祿山的六萬大軍，而後來面對二十萬唐軍過境的“武裝偵察”，卻未見文獻就其是否回擊和如何回擊作出相關的記錄。
按理說，契丹聯軍通過兩次唐軍壓境的錘煉，戰鬥力理應得到顯著的提升，主動出擊的可能性很大。不過，我們卻沒見到他們介入“安史之亂”，給長安這匹已經不堪重負的駱駝，壓上“最後一根稻草”的迹象。
也許，遙辇氏契丹之是以沒給長安制造麻煩，是因他們仍對處于風雨飄搖中的李唐心存忌憚，這是其一。其二，安祿山坐鎮北亞期間，多次對契丹、奚人酋長，“以莨菪酒，醉而坑之”，這也是契丹人不願與“安史”為伍的原因之一。當然也可能是，他們看清了李唐羁縻北亞的真意，又明确了自己與安祿山的血仇後，已與“安史”打擊李唐，或李唐打擊“安史”的叛亂，無法形成符合雙方利益的“統一陣線”。而在這種情況下，遙辇氏汗國出于儲存自身實力的考慮，在“安史之亂”的八年中保持中立，任由李唐與回鹘同“安史”火并，僅作壁上觀，或許也是一種明智之選。
等安祿山的軍事影響淡出北亞以後，遙辇氏汗國才開始對其周邊的鄰族，包括大漠深處的弱小部族用兵。能噬食的，他們就像巨獸一樣張大嘴巴，毫不留有餘地将其噬食；噬食不下的，就派伶牙俐齒的使者前去表明自己的“誠意”和“原則”，同他們保持某種程度的“友好往來”。
遙辇氏以北亞草原為中心，開始對河北、山西及東北的部族發動戰争時，卻沒引起駐守在承德、魏博兩鎮——據稱仍然孝忠——李唐的契丹及奚族軍人的重視。也許他們考慮到自己與遙辇氏契丹都是出自北亞故家，是以沒必要阻止他們的适度擴張，當然這在相當存度上，可能也要歸咎西域回鹘對遙辇氏的袒護及縱容。
有回鹘可汗對遙辇氏的支援，承德與魏搏的唐軍，當然不敢貿然興兵。
當回鹘取代了背影漸遠的後突厥人，成為北亞的新主人時，阻午可汗為了報複安祿山的侵襲，虐殺“靜樂公主”之後，就選擇西域的回鹘可汗作了他的依止。
這時，面對族性生存的外部碾壓，遙辇氏可汗的應對之策，已與大賀氏的大首領具有明顯的差別。當周邊力量的天平砝碼于己不利時，大賀氏走的是“小雛尋找雞婆”之路，不計後果地直奔目标而去，心甘情願地屈從于外來勢力的強者；遙辇氏汗國建立不久，自從阻午誅殺“靜樂公主”與長安結怨之後，貌似在“安史亂唐”的背景下，他已敢對李唐“說不”，結果卻選擇了明顯不占力量絕對優勢的回鹘人，作為契丹的依止對象。
“安史之亂”平息後，回鹘聯合李唐，雖然已經摧毀了後突厥聯盟，不過，相對李唐與得到南诏人支援的土蕃集團來說，回鹘雖有能力協助長安，繼平息“安使之亂”之後，又将後突厥聯盟徹底摧毀，卻依然屬于勢力不占絕對優勢的内亞集團之一。這時，如按大賀氏确定依止對象的邏輯，阻午根據過去的曆史經驗，應将服從李唐的羁糜統治列為首選，或者号召子民集體趴在草原上，等待吐蕃人的奴役之鞭——狠狠地來打自己的屁股。當年，大賀氏契丹作出類似之選，雖有李世民剿滅西北突厥，刮起貞觀雄風的大勢所趨，然而，最主要的恐怕還是大賀氏，隻知為了尋求免于恐懼的需要，卻忘了對依止對象作出自己的正确選擇。
遙辇氏沒有選擇李唐及吐蕃，決定将綜合實力較弱，卻與自己關系尚可的回鹘人奉為宗主，在李唐羁縻政治措施試圖繼續構築的北亞鐵壁之上，實際等于“鑿”開了一道分外觸目的裂痕，此為其一。其二，由于依附回鹘可汗，基于自身作為一種北亞政治實體的獨立存在，可以增加回鹘平衡李唐與吐蕃關系關的法碼。相反如果李唐左右北亞的力量，出現了足以壓倒回鹘的局面時，那麼，遙辇氏再作内降長安的打算，也算多了一條退路。第三，在李唐、吐蕃、回鹘三方中，阻午選擇依止回鹘人，實際等于得到了再有安祿山與遙辇氏發生沖突的類似問題，回鹘就或許可影響李唐，李唐同樣也能解決“安史問題”的戰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