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會議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确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建構初次配置設定、再配置設定、三次配置設定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三次配置設定作為初次配置設定和再配置設定的重要補充，在我國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日益凸顯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認識初次配置設定、再配置設定和三次配置設定
“配置設定”是指按一定标準支配事物。經濟學觀點中的“配置設定”是指将生産資料分給生産機關或把消費資料分給消費者，前者稱為生産要素配置設定，後者稱為消費資料配置設定。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生産決定配置設定，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配置設定，都不過是生産條件本身配置設定的結果。而生産條件的配置設定，則表現為生産方式本身的性質”。還有學者将配置設定定義為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割，從流量角度稱為收入配置設定，從存量角度稱為财産配置設定。通俗描述三種配置設定的邏輯，初次配置設定強調效率，再配置設定彰顯公正，三次配置設定展現平等和關愛。
三次配置設定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有概念，最初是在20世紀90年代由厲以甯教授提出，後來逐漸被學術界接受并最終被黨中央檔案采納。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重視發揮三次配置設定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這是黨中央明确将三次配置設定作為我國收入配置設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要發揮三次配置設定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财富配置設定格局。”
初次配置設定是按勞配置設定與按要素貢獻配置設定相結合，主要是指根據不同要素貢獻進行的收入配置設定，比如勞動力要素獲得工資、資本要素獲得利息和利潤、土地要素獲得地租、資料要素獲得收益等。再配置設定是指政府部門履行國家意志，通過稅收政策、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補貼體系等在不同收入主體之間實作收入調節，特别是注重公平底線，使所有人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三次配置設定則是社會主體在自願的基礎上，以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和志願行動等公益方式進行的财富流動與資源配置設定。初次配置設定展現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再配置設定展現政府社會管理的主導性作用，而三次配置設定則展現社會自我組織、自我服務、自我完善的力量，是初次配置設定和再配置設定的重要補充。
我國三次配置設定地位作用不斷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确立了以按勞配置設定為主體、多種配置設定方式并存的配置設定制度，這是由我國基本國情和生産力發展水準決定的。随着我國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社會财富不斷積累，文明程度不斷提升，三次配置設定的地位作用也獲得不斷提升。
三次配置設定制度體系不斷完善。1994年，三次配置設定概念正式被提出。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确将慈善事業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2005年，《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06-2010年）》釋出。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支援發展慈善事業”。2016年，《慈善法》頒布實施，随即地方性法規和配套政策密集出台。2019年以來，黨和國家陸續出台了一系列關于三次配置設定和慈善事業的重要檔案。
三次配置設定規模價值不斷提升。《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0）》的資料顯示，我國社會捐贈總量約為1330億元，志願者貢獻總價值為903.59億元。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2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研究資料，2006年我國接受境内外款物捐贈僅占當年GDP的0.05%，這一名額到2019年上升至0.17%，部分企業家捐出股權設立慈善信托，構成了三次配置設定的重要形式。2020年，全國備案的慈善信托有482單，慈善信托合同規模為24.7億元。
志願服務和公益組織不斷壯大。根據《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資料，截至2020年，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系統中彙集注冊的志願者人數高達1.9億人，全國經常性社會捐贈工作站點和慈善超市達到1.5萬個。2020年，全國民政領域有2401.4萬人次提供志願服務累計達5741.1萬小時。2020年，全國共有社會公益組織89.4萬個，吸納社會就業1061.9萬人，分别比2019年增長了3.2%和5.2%；社會組織捐贈收入1059.1億元，同比增長21.3%；2016～2020年，公益基金會年均增長率在10%以上。
三次配置設定主體和領域不斷擴充。從配置設定主體看，資源貢獻者從少數高收入者轉向覆寫衆多的社會群體，近年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在各類基金會中的捐贈占比不斷提高，慈善捐贈群體趨向“平民化”和“中産化”。從配置設定内容看，慈善行為逐漸超出貨币或實物捐贈，趨向各種志願服務；網絡捐贈、社交平台捐贈和衆籌捐贈等新管道不斷出現。從涉及領域看，三次配置設定從扶貧濟困逐漸轉向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環保等領域，從結果公平逐漸轉向機會公平。
完善我國三次配置設定制度面臨的問題
三次配置設定規模尚非常有限。根據筆者研究，我國慈善捐贈增長幅度明顯低于GDP增長速度，占GDP比重甚至有所降低。目前，我國三次配置設定總體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2019年美國捐贈總量達到4496.4億美元，占GDP比重保持在2%左右。2020年我國GDP超過100萬億元，若慈善捐贈總量達到GDP的1%，則三次配置設定的規模将超過1萬億元。
三次配置設定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目前，我國三次配置設定結構不盡合理，慈善捐贈主要來源于企業捐款，2019年企業捐贈占到捐贈總規模的61.7%，個體捐贈比重偏低，資金來源受經濟波動影響較大。與此同時，我國三次配置設定的地區差異也較大，如北京、廣東、江蘇三省市基金會數量占全國基金會總數的36%以上，資産規模占全國的60%以上，全國整體慈善力量分布不均衡。
三次配置設定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目前，我國已經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等相關法律，但仍存在公益捐贈、公益認定、稅收優惠和志願服務等領域的法律法規建設滞後問題，如公益性捐贈機關資格認定範圍過窄、慈善捐贈個體稅收減免程式複雜等，特别是慈善信托稅收優惠問題有待完善。
政府和社會組織定位不清晰。根據筆者研究，我國慈善事業發展中存在政府監管定位模糊、社會組織發展存在缺乏監管與過度監管等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在三次配置設定中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如在發展模式上是采取政府主導還是社會組織主導，或是政府與社會組織相結合發展等。
促進三次配置設定健康發展的政策建議
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慈善捐贈。完善激勵體系與保障體系，發揮社會道德輿論和稅收傾斜作用。在國家榮譽制度體系中，授予捐贈額度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和個人慈善榮譽稱号。鼓勵開展多種形式的三次配置設定探索，支援發展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會，鼓勵公民參與志願服務。開辟多元化慈善公益管道，提升公衆參與認知體驗。大力發展數字公益，通過網際網路募捐平台提升捐贈便捷性。
完善三次配置設定的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發揮稅收對社會捐贈的激勵作用，适當放寬捐贈稅前扣除限制，簡化慈善稅收減免程式。以慈善信托制度為突破口，探索慈善信托享受稅收優惠，尤其要完善公益股權信托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地方為三次配置設定相關法律法規落地探索更為細緻的制度安排。
明确政府在三次配置設定中的角色定位。堅持黨對三次配置設定工作的上司，建立由政府、行業、慈善組織、社會輿論主體組成的多元化治理體系。明确政府監管職責，加強頂層設計、政策引導和管理監督。突出社會組織在三次配置設定中的主體地位，引入競争機制和評價機制。建立激勵限制機制，有效平衡社會多方利益。
建構适合中國國情的慈善組織模式。加強慈善公益組織規範化發展，培育現代慈善公益組織。建立專業化社會組織管理團隊，加強慈善組織公信力建設，完善慈善資金使用跟蹤回報機制，提高資訊公開透明度。建立内外部相結合的監督機制，完善慈善組織内部監管，加強全社會對慈善組織運作的外部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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