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末，都是傳統的“購物季”。在這一段時間裡，人們讨論的最多的，就是“價格”。自從“雙11”風潮興起之後，不隻是國内，國外的許多媒體也觀察到中國商品的“物美價廉”。
事實上，中國商品的“物美價廉”背後，藏着深刻的文化脈絡和商業變遷，我們仔細檢視這些脈絡，也能夠看到未來的走向。
在維舟的這篇文章裡，我們将回溯到過去，了解為什麼中國商品的價格會這麼便宜，在21世紀的今天，又如何繼續提高競争力？
歡迎來到維舟的專欄——“古今之變”，要了解現在，就必須回望過去，那不僅是塑成當下的冰山底部，還埋藏了無數曾有過的可能。
自2018年以來，“雙11”已超越西方傳統購物節“黑色星期五”，成為全球最大的購物盛會。這一網上狂歡除了琳琅滿目、應有盡有的海量商品之外，最吸引人的，當然是其極具競争力的價格，連遠在芬蘭都有網站驚歎這是“全宇宙最大折扣日”。
價廉物美的中國貨，不僅中國人難以抵擋，外國人也一樣。《中國的非洲》一書中不無誇張地說：“中國商品價格僅是其他國家商品價格的1/3-1/5。很快，家家都有了存貨。對于貧困國家而言，購買便宜商品就好似吸毒，容易上瘾。”
《中國的非洲》
塞爾日·米歇爾 著，孫中旭 王迪 譯
中信出版社，2009-10
很多人出國後，想買點紀念品，結果往往發現當地集市上的小商品幾乎全都标着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2006年，羅豐等一群中國學者去蒙古國，回國前想看看有什麼當地玩意可買，結果發現除了蒙古皮靴、蒙古包外，全是“廉價的中國商品”。更早些年，曆史學家馮明珠1987、1990年兩度前往不丹，發現即便邊境貿易全被禁止，但中國貨仍然“充積市場”，根本擋不住。
确實，這些年中國貨之是以能橫掃全球，最重要的武器，說白了恐怕就是“便宜”二字，以至于這些年“China Price”（中國價格）在歐美也成了一個熱議話題。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貨為什麼能這麼便宜？
01
中國價格的魔力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會歸功于近四十年來中國制造業的興起、技術進步，當然尤其重要的是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鮮為人知的一點是：中國貨的價格競争力并不是這些年才如此明顯，而是幾百年前就這樣了。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方人有史以來首度與中國人直接做生意，除了瓷器、茶葉等中國特産外，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國貨之價廉物美。西班牙人1565年才開始統治菲律賓群島，但不出十年，中國廉價商品已湧入馬尼拉。1587年有30多艘中國帆船運載大量絲綢等商品，其價格之誘人令西班牙總督簡直難以置信：“他們賣得這麼便宜，以緻我們隻能作這樣的想法：要不是他們國家裡生産這些東西不需要勞力，便是弄到這些東西不要本錢。”
1590年，菲律賓多明戈主教（Friar Domingo）在呈交西班牙國王的報告中說，在馬尼拉的中國人不僅能制造比西班牙所制造的“更漂亮的物品，同時，有時候這些物品是如此便宜，不好意思提起”，而且“這些人是如此熟練和聰明，以至于他們一看到西班牙勞工制造的任何物品，就能精确地複制”。
明代絲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在當時的國際絲綢貿易中，中國貨橫掃全球，幾乎沒有對手。價廉物美的中國絲織品被船運回美洲後，迅速占領了墨西哥市場，西班牙殖民當局在給國王的報告中承認，從智利到巴拿馬的美洲各地到處都能看到中國價低質優的中國絲綢，其售價僅為本地所産絲綢的三分之一。
《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總結說，中國貨“很快就結束了西班牙商業利益對該地市場的支配”，因為西班牙商品根本無法與之競争。1594年，秘魯總督寫信給馬德裡的政府當局說：“中國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貴，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這種貿易扼殺到沒有一件中國商品在這個國家消費的程度。既然一個男人能讓他的妻子隻花200裡亞爾（合25個比索）就穿上中國絲綢，他就不會花200比索給她穿西班牙絲綢。”
《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
崔瑞德（編） 牟複禮（編），史衛民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2
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絲織廠全部倒閉，連經營美西貿易的商人也因損失巨大而破産，大量美洲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曆史學家全漢昇估計，作為世界上主要的産銀地，西屬美洲所産銀約有1/2流入中國，在1571-1822年間，流入中國的西班牙銀元高達2億多元。吳承明則估計1650-1833年間有1.38億兩銀（約4310噸）從西方流入中國；而同期中國國内銀産量僅有7000萬兩（約2190噸）。
不僅是絲織品，中國也壟斷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瓷器。據估計，中國輸出的瓷器中，約80%多的中低檔瓷器輸往亞洲各地，16%的高檔瓷器則輸往歐洲，不僅是因為歐洲較為富裕，也是因為隻有高利潤才能填補遠途貿易的成本。
即便運到歐洲後價格大漲，中國貨仍然極具競争力，研究瓷器的德國學者Christine Moll-Murata認為，從17世紀到19世紀初期，歐洲的瓷器制造業能發展起來，都是在中國内亂的間歇，一旦中國局勢安定下來，歐洲的制瓷業就衰退，因為本地瓷器競争不過中國貨。
BBC紀錄片《中國瓷器瑰寶》
如果說此前是因為西班牙等國在制造業上落後于中國，那麼後來，歐洲人又發現，自己富強以後也仍然難敵中國貨的競争力。1752年，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谟在《論貨币》中指出，一個國家富裕起來後，其财富本身就會使之喪失競争力，因為窮國能夠對它實施低價傾銷，迅速搶占其市場，這樣，最終低工資的亞洲國家将接管歐洲的整個經濟。此前他就曾對友人表達了這樣的擔憂：
“距離遙遠是中國與我們通商的一個切實障礙，把我們的貿易局限在少數幾種商品上，并且擡高了這些商品的價格，這是由于長途運輸、壟斷和征稅造成的。一個中國人工作一天隻掙得一個半便士，而且還非常勤勞。假如中國在地理位置上就像法國或西班牙那樣靠近我們的話，那麼我們所用的每一件東西都将是中國貨，直到貨币和價格達到同等水準，即達到它與兩國的人口數量、勤勞程度和商品數目都成比例的水準。”
由此也可以看出，休谟認為，中國貨之是以有這麼強大的競争力，說到底是因為三個因素：人多、勤勞、貨物品種多，使得中國商品又多又好還便宜。那這背後的秘訣果真如此嗎？
02
中國貨的秘訣中國之是以人多又勤勞，說到底其實都是因為同一個原因：在一個農業文明中，要謀生就得精耕細作，而精耕細作增加的産出又能養活更多人。
在近代以前，中國的農業生産效率遠遠走在任何其他文明之前，能通過高度熟練的集約勞動，充分而高效地利用各種資源。但僅僅如此還不足以催生出品種豐富、價格親民的大量商品，這還得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那就是需求旺盛的大衆市場。
在歐洲中世紀，社會階層之間壁壘分明，城市裡的工匠所生産的商品，實際上大多是供貴族所使用的，平民百姓既用不起，也不準用——14世紀的英國自耕農不得穿絲綢、戴戒指、紐扣，因為紐扣在當時也是非常時髦的新事物。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少數上層貴族才有消費能力，因而當時西歐“從東方國家所得到的東西幾乎隻是少數奢侈品”。
電視劇《美第奇家族》
不僅如此，手工業行會的力量極其強大，如美第奇家族統治下的佛羅倫薩是這座城市最輝煌的年代，然而非行會的絲織品被一律禁止，即便是其控制下的鄉村地區也是如此。等到了17世紀，貴族由于長期持續的蕭條，漸漸地沒錢購買昂貴絲織品了，但佛羅倫薩商人卻不得在城邦内生産廉價絲織品，因為他們繼續受限于行會規則。
當然，中國古代也有行會，也有對平民消費奢侈品的等級限制，但卻遠沒有西歐那樣嚴格，國内消費也一向注重百姓日用。這在貨币制度上就能看出差異：歐洲一直是貴金屬貨币，如果購買普通日用品會極為不便；但中國則相反，戰國時期出現的鑄币就都是銅鐵制成的大量賤金屬貨币，适用于廣泛的日常交易和基層市場，直到明代中後期輸入大量美洲白銀後才開始轉用銀子為貨币——即便如此，16世紀中葉戶部尚書葛守禮仍上疏提倡錢币流通，理由是“用銀極不便于小民”。
中國的貴族社會在中晚唐就已瓦解了，至遲到宋代就已确立了平民社會，整個社會生産就旨在滿足普通人家的多樣化需求。在朝廷的節儉政策下，甚至連朝廷祭禮也禁用金玉銅器，而以價廉的瓷器替代。也就是說，中國可說是最早出現的一個以滿足日用大宗消費為取向的社會，歐洲在工業革命滿足大衆消費之前，在三百年裡都是無力與中國商品競争的。
歸根結底，中國不僅僅是“人多”，而且消費主體更遠不像當時其他社會那樣僅限于一小部分上層，這就極大地刺激了消費品的大衆化生産。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世界經濟通史》中指出：“走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作用，隻能出自一個來源，即廣大群衆的市場需求，這種需求隻能通過需求的大衆化，尤其是遵循生産上層階級奢侈品的代用品的路線，而出現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業中。”像紐扣、茶、咖啡，在早期都曾是上層享用的奢侈品，但到後來價格不斷降低，最終成了大衆消費品。
《世界經濟通史》
[德]馬克斯·維貝爾（韋伯） 著，姚曾惙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明清中國社會也正是如此，何況又沒有歐洲那樣嚴格的行會限制，于是商品價格很快在激烈的市場競争下日趨低廉。
據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記載，制袍服的姑絨，明時每匹價值銀百兩，到康熙時已降至一二十金，次者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價日賤而絨亦日惡”；瓷器在明末崇祯時最上者三五錢一隻，到康熙初年“忽然精美”，但價錢卻下來了，最上品也不過每隻一錢銀；連原本西洋産的眼鏡，早先每副值四五兩銀，“順治以後，其價漸賤，每副值銀不過五六錢。近來蘇、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販賣，人人可得，每副值銀最貴者不過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樣能用。
這看起來很美，也能讓百姓過得更體面，然而中國卻并沒有像西方那樣引爆工業革命。由于在這樣一個平民社會中，普通百姓習慣了生活在基本線上，講求平均，其結果便是很難産生必要的資本積累。跟西歐、日本的長子繼承制不同，中國的諸子均分制也不利于财富集中，而财富集中才能有剩餘資本用于投資。經濟學家薛暮橋1937年研究農村經濟時就發現，貧農沒有力量改進農業，而地主富農又不願意擴大經營，社會生産于是難以取得突破。
劉志偉在研究清代經濟史後發現，對中國人來說，生産商品賺錢隻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投入市場後可能帶來的利潤，而是維持家庭成員生計的需要”，以便“在有限的土地上養活更多人口”。動機既是糊口而非利潤最大化，也就不注重技術門檻，而更容易降價以圖薄利，這就帶來了一個惡性循環：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大量勞動作同質化競争，産出的東西利潤越來越薄，陷入了“内卷化”，累死累活卻隻能在溫飽線上掙紮。華人甚至到了海外仍然如此，華僑領袖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中說：“緬甸以産米為大宗，米廠百多家，華僑占有六成之多，買粟賣米，互相競争，絕無聯絡，緻難于獲利。”
這裡最大的問題在于：中國商品雖然攻占了許多海外市場，但由此帶來的利潤卻并未落入中國商人手中，進而使産品和技術更新換代，反而是陷入了内卷化的惡性競争。最終，當西方憑借工業革命興起時，中國人終于迎來了嚴峻的挑戰。
03
重塑中國貨的競争力
1760-1840年間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原先曾領先全球的中國商品，越來越難以抵擋洋貨的沖擊，節節敗退。
西方列強之是以能成功，當然首先是其憑借武力強行取得的不平等待遇。由于關稅不能自主，直到1901年，中國商人在北京銷售國貨要繳5%的稅，但洋貨卻隻要3%，這當然不利于國貨的價格競争力。
然而，不可否認，列強在資本、技術上也有強大的優勢，由此帶來的強大工業化生産，極大地抵消了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到了18世紀末，一名歐洲女工紡出的紗線，在印度需要300名婦女才能完成，可想而知，這極大地降低了其生産成本。
歐洲工業革命多以紡織業為開端。/Wikipedia
1816-1829年間，美國新式紡織廠創設極多，布價由30美分降至8美分，結果中國土布的海外銷路銳減，而歐美棉布開始大量傾銷中國，到1830年首次出現逆差。像這樣的故事，後來一次次在不同領域出現，即便中國人再勤勞，落後的手工業生産漸漸不敵國外機械化工業生産下價格低廉的洋貨。
更重要的是，原本像瓷器、茶葉這樣的中國商品在海外暢銷，依靠的是在工藝等方面的壟斷性，在19世紀初的英國，僅茶葉貿易所創造的利潤就相當于其他中國商品的利潤總和，正是以，歐洲人想方設法打破了這種壟斷，先是在歐洲仿制瓷器成功，然後英國人又在印度、斯裡蘭卡成功引種茶樹，這就大大減少了對中國貨的依賴。到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經濟和外貿同步衰落，份額不斷下降：1913年，中國出口在世界的份額隻剩下1.7%，1952年隻有1.6%，1979年更降到1%。
不過，中國人也學得很快。清末維新派麥孟華曾檢讨：“夫中國制造，舉辦非難，例之泰西，實有三利：物産蕃衍，運近貨廉，一也；人性勤奮，工奮價賤，二也；西國成法，便于仿行，三也。能行公司之法，泰西之獲利五者，中國之獲利十。”也就是說，隻要能善于學習西方的現代公司制度，中國制造可以有雙倍于西方人的獲利。
1912年後，中國新式紗廠出産的棉貨開始對外出口，而正如趙岡等所著《中國棉紡織史》所言，“中國棉貨能打入國際市場，不在于質優，而在于價廉。”1916年，美國商務部報告中國棉紡織廠的情況，發現中國勞動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便宜，無數勞工晝夜三班倒，周日也隻有12小時休息時間，而工資僅為每天10美分，連印度孟買的棉紡廠主也害怕中國的競争，因為和他們不同的是，中國的棉紡織産業“完全不受工廠限制性法規的限制”。
民國時期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
這已經預示了後來人所共知的故事：一旦中國人覺醒過來，在采納現代技術的基礎上，有效動員自身高素質的龐大勞動力，很快就變身為無可匹敵的世界工廠。這在近些年來又喚起了西方人腦海中某種“面對龐大數量”的基本恐懼——早先是“人海戰術”，現在則是“潮水般的中國商品”向全世界吹響了沖鋒号。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中國商品是否足夠便宜，而是能否避免曆史上的價格惡性競争的内卷化陷阱，通過創新和技術更新，爬升到産業鍊條上利潤率更高的位置。和以往一樣，這并不隻是中國人能不能生産的問題，而是國内是否有一個龐大的富裕階層來消費高價值物品，否則就算生産出來也賣不出去。
現代研究已經表明，大多數成本的節約是通過細小的、無形的、累積的改進實作的——這是中國人相當擅長的事，但正因為曆來注重節流而非開源，開創新的消費欲望、改進技藝、提升品牌并擷取更高額利潤的能力，卻是中國商業文化較為缺乏的。在成為“世界工廠”之後，如何更上一層樓，打破“中國貨隻是便宜貨”的刻闆印象，這是新一代中國人所需要認真面對的挑戰。
參考文獻
[1][瑞士]塞爾日·米歇爾《中國的非洲》，孫中旭等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95頁
[2]羅豐《蒙古國紀行：從烏蘭巴托到阿爾泰山》，三聯書店，2018年，第368頁
[3]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頁
[4]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38頁
[5][美]穆素潔《中國：糖與社會——農民、技術和世界市場》，葉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頁
[6]李伯重《早期經濟全球化程序中的中國》，載清華國學院編《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5頁
[7]崔瑞德、牟複禮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史衛民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382頁
[8]前引林仁川著，第220頁
[9]前引李伯重文，載《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第132頁
[10]前引李伯重文，載《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第124-125頁
[11][英]伊斯特凡·洪特《貿易的猜忌：曆史視角下的國際競争與民族國家》，霍偉岸等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63頁
[12][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馬孆、劉東譯，劉東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13][美]格林菲爾德《完美的紅》，唐富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頁
[14][法]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依附關系的成長”，張緒山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31頁
[15][美]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資産階級：近代早期歐洲的精英鬥争與經濟轉型》，郦菁、維舟、徐丹譯，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5-126頁
[16]葛氏原話是：“以天下省分，有舊錢者則用，無者遂隻用銀。然用銀極不便于于小民。且如山陝，即隸卒而下，不得食菜，通衢大邑，無賣餅之家。行路者，必自飲爨而後得食，以不行錢故也。”見葛守禮《葛端肅公集》卷三《廣鑄制錢足用疏》，出自沈乃文主編：《明别集叢刊第二輯》，黃山書社，2013年，第84頁下欄
[17]蔡玫芬《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因素》，載嚴娟英編《台灣學者中國史論叢•美術與考古》（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587頁
[18]王家範《百年颠沛與千年往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1頁
[19]馬克斯·維貝爾（韋伯）：《世界經濟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2頁
[20]葉夢珠《閱世編》，來新夏點校，中華書局，2007年
[21]薛暮橋《舊中國的農村經濟》，農業出版社。1980年，第23頁
[22]劉志偉《清代經濟運作的兩個特點——有關市場機制的論綱》，載《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中華書局，2019年，第170-171頁
[23]陳嘉庚《南僑回憶錄》，嶽麓書社，1998年，第396頁
[24]董玥《民國北京城：曆史與懷舊》，三聯書店，2014年，第117頁
[25][意]喬吉奧·列略《棉的全球史》，劉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1頁
[26]趙岡、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17頁
[27][美]薩拉·羅斯《茶葉大盜：改變世界史的中國茶》，孟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45頁
[28]前引李伯重文，載《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第132頁
[29]鄭觀應《盛世危言正續編》卷五
[30]前引趙岡、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第119頁
[31][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徐轶傑、楊燕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第349頁
[32][美]喬爾·莫基爾《富裕的杠杆：技術革新與經濟進步》，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