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經理人馮道
馮道（882～954），出生于晚唐，經曆了六個朝代，見證了五個朝代的興亡；曆仕四朝十君，位居宰相二十餘年，期間皇帝像走馬燈似頻繁更換，他卻坐在相位穩如泰山，故被稱為官場“不倒翁”。
從現代角度看，馮道其實扮演了職業經理人的角色。他之是以出任四大公司的經理，乃主客觀因素使然。
中晚唐以後，藩鎮擁兵自重，出現軍閥割據局面。大軍閥朱溫取代唐朝而建立後梁，于是一些軍閥競相效尤，在各自地盤僭稱帝王。這真是，“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誰有本錢，誰就開公司當老闆。五十多年間，全國竟然出現了十多家上市公司。從正統角度看，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為代表中央的總公司，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荊南、楚、南漢、北漢為地方子公司。實際上，總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并不存在隸屬關系，互相之間時有摩擦；總公司内部、子公司内部明争暗鬥，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互相競争，兼并、重組或破産在所難免。
馮道在唐末曾任劉守光的參軍，劉敗後轉投河東監軍使張承業任巡官，張承業将他推薦給晉王李存勖，為其掌管文書。李存勖于923年稱帝（莊宗），總公司由後梁改為後唐，馮道出任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明宗李嗣源即位，頗看重馮道的才望，拜他為端明殿學士，不久任命他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石敬瑭于936年在契丹人支援下滅了後唐，總公司改名為後晉，石敬瑭成為後晉皇帝，亦為契丹兒皇帝；石老闆擔心公司無人治理，隻好強行挽留馮道，“（馮）道不得已出焉”，繼續擔任宰相。契丹滅後唐，馮道委曲求全，跟随耶律德光（遼太宗）入契丹為太傅。劉知遠于947年在太原稱帝，成立後漢，仍舊聘用馮道為宰相。郭威于951年稱帝，總公司改名為後周，郭老闆對馮道禮遇有加，任命他為太師、中書令，位居首相；郭威死後，其養子柴榮（周世宗）即位，當時河東劉崇入寇，馮道因谏止世宗親征而惹怒世宗，奉命料理完郭威的後事，不久就患病去世，終年73 歲。谥文懿，追封瀛王。
無論是公司改名，抑或更換老闆，馮道始終充當CEO角色。究其原因，關鍵是他具備良好的職業素養與能力，故而為老闆所欣賞與倚重。
就素養而言，馮道的道德素養、政治素養、文化素養和心理素養都堪稱一流。馮道品德純厚，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稱他為人“刻苦簡約”，不貪财，不好色。他淡薄财貨，在老家居父喪時遇到饑荒，“悉出所有以赒鄉裡”；後唐明宗時，他已然位高權重，卻依然居茅庵、卧刍蒿。在戰争中，将士将掠得的美女送給他，他不敢拒絕，隻好假意接受，将這些女人安置别處，待戰事平息後，再訪察她們的親人，送她們回家。唐太宗有一句名言：“為政莫若至公。”馮道從政力求公正，秉公辦事；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心系天下百姓，體恤民間疾苦；在谷物豐收之年，他提醒君主：“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此常理也。”馮道勤奮好學，“長于篇詠，秉筆而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他留下的文字著作雖少，但頗具思想文化價值；尤其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他十分重視文化事業，主持校定了九部儒學經籍，并引薦不少文人學士進入體制内供職。他性情溫厚，寬宏大度，機敏幽默，具有良好心理素質，無論身處什麼環境，都可以安身立命，誠如他自己賦詩所雲：“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就能力而言，馮道的決斷能力、行政能力和協調能力也很出色。他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對很多事情具有獨特的見解，善于預判與決斷，其膽識深受時人敬重。作為宰相，他勤于政務，興利除弊，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名譽操守、辦事能力，為當時所看重；此外他将自己定位為行政長官，從不過問軍事，是以那些武夫出身的皇帝樂意将把國家交給他治理，這樣既省心又放心。他的協調能力高超，跟不同的君主打交道，都不失君子風度。隻有一次當着侵略者遼太宗的面，他才做了自輕自賤的調侃，通過诙諧而巧妙的對話，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使得中原百姓免遭殘酷的殺戮。忍辱之中，依然不乏擔當。
同樣做過宰相的同時代人範質對馮道頗為欣賞，稱贊他“厚德稽古，宏才偉量”。然而，後人對這個傳奇人物卻頗有争議，褒貶不一。在薛居正領銜編撰的《舊五代史》裡，他幾乎是一個道德的完人、大臣的楷模；而在歐陽修撰寫的《新五代史》裡，對他做出了“無廉恥”的評價；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甚至指責他，“大節已虧”，“乃奸臣之尤”。南宋以後，随着《新五代史》的正史地位及《資治通鑒》的權威性逐漸确立，馮道便不由自主地成為有重大污點的曆史人物。
這個污點，說白了，就是他四朝為官。在歐陽修為代表的宋儒看來，士大夫的首要政治品德就是忠誠。其所謂忠誠，無非是忠于某個君主，或者說忠于某個君主及其家族王朝。如果某個王朝滅亡了，身為該朝舊臣不惜為之殉死，或随之退出曆史舞台，這就是盡忠了；相反，如果改朝換代之後，身為前朝舊臣繼續在新朝為官，這樣就是對前朝不忠，就是沒有氣節、沒有廉恥。馮道居然為多個王朝效勞，依此邏輯推斷，給他戴上“無廉恥”、“失大節”、“奸佞”之類的帽子理所當然。
毫無疑義，士大夫應該具有忠誠的政治品德。問題在于，什麼樣的忠誠才是首要的。盡管古代帝制是“家天下”模式，但從本質上說，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家族之天下。是以，孟子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由此看來，忠于人民才是首要的政治品質，其次是忠于國家，再次是忠于君主。綜觀馮道一生，他并沒有背叛人民和國家，也沒有背叛哪位君主，說他無廉恥、喪失氣節，完全是以君權至上、絕對忠君為價值尺度而作出的誤判。
春秋時期，齊景公曾問晏子：“忠臣之事君，若何？”晏子回答：“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見，為亡國之君殉死，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選擇，也并非有節氣的唯一表現。五代時君主大多為軍閥出身，缺乏文化素養，渾身沾滿“兵痞”習氣。對于這些武夫皇帝，馮道骨子裡未必瞧得起。他們輪番粉墨登場，轉眼又垮台下崗，馮道隻是心平氣和地直視，逐漸習以為常。沒有哪個能讓他感動，也沒有哪個值得他為之殉死。無論誰做皇帝，他都沒有死皮賴臉去讨好，始終保持不卑不亢；但是，他們要聘用他做宰相，他也不會拒絕。
歐陽修不僅給馮道扣上“無廉恥”的帽子，而把亂世、亡國（實為改朝換代）的責任歸結為大臣的“無廉恥”，這就未免言過其實，甚至有些無厘頭。衆所周知，當時亂世乃是擁兵自重的武夫造成的，而頻繁改朝換代也是政治鬥争、軍事鬥争的結果，馮道等人并沒有從中做壞事或發揮負面作用。相反，正是因為有馮道這樣職業經理人的存在，使國家治理體系得以在昏暗的亂世運作，努力避免社會與文化的崩潰，盡可能減少人民群衆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