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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國運第一戰,大清為何一敗塗地?

作者:最愛曆史

1898年9月,正值戊戌變法期間,不久前剛辭職的伊藤博文訪華,順路去拜訪他一向欽佩的老對手李鴻章。

馬關議和的雙方代表再度相見,伊藤博文在表達敬意的同時,不忘諷刺李鴻章前兩年出使歐洲時推行的“聯俄制日”政策。

李鴻章對這位比自己小18歲的後輩則有着複雜的情緒,畢竟甲午戰争和《馬關條約》給他留下奇恥大辱,李鴻章甚至發誓終身不履日地。

這是兩人的最後一次會晤。

中日國運第一戰,大清為何一敗塗地?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

三年後,李鴻章在代表清政府簽訂屈辱的《辛醜條約》後病重去世。又過了八年,伊藤博文在出國通路時遇刺身亡。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一位是主持洋務運動的晚清中興名臣,一位是推動明治維新的日本首任首相,兩人相識二十年,在外交生涯中幾度交手,各自國家的命運卻大相徑庭。

随着大清王朝日薄西山,日本帝國強勢崛起,同樣起步于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迎來了迥然不同的結局。

一說到晚清洋務派,很多人腦海裡自然而然就浮現出一連串熟悉的名字,比如中央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皇室宗親,以及地方上以曾、左、李、張等為代表的漢族官員。

尤其是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幾乎是獨一檔的存在,創造了多個“中國第一”記錄,頭銜比《權力的遊戲》中的龍媽還長。

晚清規模最大的軍火工廠——江南制造總局、晚清海軍中實力最強的北洋水師,還有金陵機器制造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中國電報總局等等都出自李鴻章之手。

起初,中國沒有自己的航運業,隻能任由外國輪船嚣張跋扈。

1872年,李鴻章一道奏折上去,就打造了近代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分局遍布中國、東南亞。

在中國水域上,首次出現挂着招商局旗幟的中國商船與外國船隻并駕齊驅。招商局這個招牌至今仍在,還是世界企業50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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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船招商局舊址。

李鴻章為洋務運動兢兢業業,堪稱勞模。

可是,洋務派接過當年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旗幟,卻仍無法挽救大清。

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已經提醒過他,西方之是以富強絕不是因為船堅炮利,而是因為先進的制度和文化,提出“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

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必須抛棄“中國中心主義”,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

但是,李鴻章并未發現洋務運動的問題所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忽略政治體制的根本問題,隻是一味造槍炮、辦實業,不過是拆了東牆補西牆。

洋務運動中創辦的民族工商企業,采用“官督商辦”的體制,最初适合其發展,可到後期,“官”對“商”形成桎梏,嚴重阻礙企業的發展。

甲午戰争前夕,大清官辦和官督商辦的鐵路隻有425公裡,而日本鐵路的總裡程是中國的8倍;日本以民營為主的航運業載重共計16萬噸,航線通達亞洲各地,中國依舊隻有一個輪船招商局,總噸位不及日本的1/6。

即便如此,清政府仍然不允許近代企業制在中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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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理衙門議事的清朝官員。

再如清政府唯一的涉外機構總理衙門,名義上以辦理對外通商和交涉為業務,實際上處處得看慈禧和洋人的臉色行事。

英國公使威妥瑪回憶道,他每次到訪,話一說完,各個官員面面相觑,半天說不上話。如果這時有上級上司說句話,其他人必定群起響應,甭管他說的是啥。

威妥瑪說,有一次他到總理衙門辦事,半天沒人打理,隻好說一句,今天天氣甚好。

總理衙門的官員們先是一愣,之後終于有個人冒出頭來說一句,今天天氣果然好。接着大家紛紛敷衍了事,說一句天氣真好。

總理衙門上下,死氣沉沉,辦事拖沓。

後來開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曾在總理衙門工作。有一次,他在公文堆裡發現了一封俄國沙皇寄給光緒的電報。

如此重要的檔案,已經擱在那兒兩天,如果不是有人發現,再放幾天可能就失聯了。

唯有李鴻章兼任總理衙門大臣時,洋人對他比較尊重,也隻有和李鴻章談事,才能辦成事。

早在率領淮軍與太平軍交戰時,李鴻章就與洋人打過交道,頗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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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李鴻章向來不對洋人卑躬屈膝,可偏偏是他代表清政府簽的條約最多,哪怕後來年紀大,半退休了,慈禧還得把他請出來,李鴻章心裡苦啊。

總理衙門還在跟洋人客客氣氣、吃吃喝喝時,隔壁日本已經在跟人家動刀動槍了。

1853年,美國政府任命海軍準将佩裡為東印度艦隊司令,将艦隊開到了江戶灣内,以武力相威脅要求通商,敲開了日本閉關鎖國的大門。

佩裡的艦隊由黑色的近代鐵甲軍艦組成,日本人從沒見過,不知何方神聖,就将其叫做“黑船”,這就是“黑船來航”事件。

黑船事件後,德川幕府認慫,開放通商口岸,簽訂了《神奈川條約》,規定開放兩處港口,美國在日本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等。

之後,幕府又在其他條約中認可了外國人的治外法權,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和清政府一樣受外國人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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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事件。

《神奈川條約》本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因黑船來航成為明治維新的導火索,被日本史學界認為是國家現代化的起點,在後世的很多記載中,日本人常為黑船事件表示感謝,而不是視為國恥。

黑船停靠的港口,現在已被命名為佩裡公園,上面的紀念碑寫着“日美兩國在神奈川締結了友好條約”。這麼一想,日本粉絲追星時說一句“你是我的神奈川條約”應該不會被罵。

不過,當時日本國内的維新志士可不這麼認為。

1858年後,以攘夷排外為目的的武士對活動于條約港口的外國人進行了多次武裝鬥争。後來,維新志士們幹脆連原本用了将近七百年那套幕府将軍制都不要了,一切推倒重來。

攘夷運動演變為倒幕運動,倒幕派以“尊崇”天皇為旗号,推翻德川幕府的腐朽統治,建立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

革命,總是伴随着流血與犧牲。

1859年,幕府的白色恐怖蔓延到長州藩(今日本山口縣)。曾在松下村塾傳播維新思想,提出“開國攘夷”主張的先進思想家吉田松陰,被裝進囚籠押送到江戶處以死刑。

在獄中,吉田松陰留下一句悲壯的遺言,“肉軀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之後英勇就義。

此前,在松下村塾簡陋的房舍中,吉田松陰和門生挑燈苦讀,共議國事。在松下村塾學習過的80名學生中,就包括木戶孝允(桂小五郎)、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激進的維新志士。

吉田松陰遇害時,伊藤博文隻有18歲,正在長崎學習英語,計劃出國留學。

正值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伊藤博文果斷投身其中,追随倒幕運動的中心人物木戶孝允,擔任其随從,加入倒幕的隊伍中。

後來,他随木戶孝允到江戶,第一件事就是借錢埋葬其革命導師吉田松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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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幕時期的伊藤博文。

在吉田松陰之後,越來越多的維新志士為建設新政府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吉田松陰的另一個弟子,高杉晉作在倒幕運動中效仿歐洲軍隊,組建了日本第一支近代新式軍隊“奇兵隊”,屢立奇功,最後因長期勞累患上肺結核,咳血不止,于1867年明治政府建立前夕去世。

同年,往返于各藩志士之間,一手促成薩摩、長州兩藩倒幕同盟和德川幕府“大政奉還”的坂本龍馬,也慘遭幕府的刺客暗殺。

在倒幕運動中,伊藤博文親眼見證無數生命逝去,無論是敵人,還是同志。

而大清要到三十多年後,才等來譚嗣同說出那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是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

1868年,在長達數年的内戰後,明治政府建立。16歲的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安排下,率領文武百官宣讀由維新志士起草的《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舊之陋習,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

《五條誓文》是明治政府改革的基本綱領,也宣告了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的本質差別,這是一場徹底改變日本面貌的大變革。

明治政府建立後,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加快學習西方的步伐。

1871年,由岩倉具視擔任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擔任副使的日本使團開始曆時一年十個月的環球通路,考察美、英、法、德等十多個國家。

船隊從橫濱緩緩駛出,海面上碧波蕩漾,一望無際,充滿着未知,恰似日本的命運。

在親眼見識歐美各國的先進文明後,日本使團頓時視野開闊,在思想上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木戶孝允在遊曆各國時,第一印象就是中、日等東亞國家的制度落伍了。

他認為“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産,皆趕超東洋”,應該将“開明之風”移至日本。

為了推動日本迅速發展,木戶孝允呼籲:“破百年之陋習,馳封建專制拘束之政,興郡縣自由”,逐漸給人民以參政權,号召全國發奮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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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倉使團部分代表。

伊藤博文在通路德國期間成了“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忠實粉絲,積極學習普魯士以皇帝為核心的國家體制,為日後建立“以普魯士為第一”的近代天皇制國家做了大量調查。

伊藤博文年輕時不留胡須,在通路德國後,他才學着俾斯麥的樣子開始蓄須,有幾分模仿偶像的意思。

第二年九月,正值秋風白雲時節,岩倉使團結束環球一圈的通路歸國,為日本帶回向西方列強學習的寶貴經驗,在明治政府中引起轟動。

在維新官員的悉心教育下,明治天皇不僅支援政治改革,還以身作則,帶頭學習西方生活方式,吃西餐,穿西裝。他在位45年,出外巡視多達96次,足迹幾乎遍布日本,也将明治維新的風氣帶到了各地。

明治天皇得知日本人身材矮小,是因為營養跟不上,于是率先喝牛奶,吃牛肉,鼓勵群眾紛紛效仿。

東京市民聽說天皇大碗喝奶,大塊吃肉,一時間吃肉之風大盛。東京的牛肉火鍋店生意紅火,有的人為追求時尚,特意到飯店吃牛肉,搭配啤酒,喊幾句生硬的英語,如今反映明治維新的日劇中也常有類似情節。

據統計,明治初年,東京平均每天宰牛一頭,到都明治五年,每日宰牛已增至20頭,如果平均每人吃半斤,可供應5000人,吃飽了飯,自然就有力氣幹活。

相比之下,慈禧太後可能更關心她的生日party能不能辦得隆重一些。

一千多年前,聖德太子以一封開頭寫着“日出之國天子緻日落之國天子”,帶有幾分迷之自信的國書向彼岸的隋朝緻意,派出使者向古老的東方帝國虛心學習。

當日本加速近代化的程序,昔日的帝國仍然沉睡在迷夢中。

1876年,郭嵩焘走馬上任,啟程赴英,出任駐英公使,成為打開中國外交的第一人。

洋務運動辦得風生水起,中國國門也已經打開30年。郭嵩焘出國,本可為國内洋務事業汲取經驗,而他本人能力出衆,也是晚清最稱職的駐外使節之一,為清朝挽回了不少利益,深得英法等國信任。

可郭嵩焘一出國,他家鄉湖南立馬炸開了鍋,三湘士子紛紛斥責他是漢奸,大肆宣揚其“賣國”的惡行。

郭嵩焘記錄西行見聞的《使西紀程》傳回國内,更被保守勢力視為其當漢奸的證據,借此上書攻擊,這本書還未出版就遭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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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當國内的“憤青”對他肆意辱罵時,遠在英國的郭嵩焘發現,1877年,日本已向英國派遣留學生200餘人,其中包括不少政府要員,包括後來出任大藏大臣(财政部長)的井上馨。

有一次,郭嵩焘應日本駐英公使的邀請前往小酌,與井上馨不期而遇,二人經過一席長談,隻覺相見恨晚。

通過交談,郭嵩焘得知,井上馨等日本官員正在倫敦進修,平時學習的都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的讀書人卻還在讀儒家經典,寫八股文,郭嵩焘不禁感慨:“中國人才相距何止萬裡,為愧!為愧!”

與此同時,三湘士子還把郭嵩焘出使外國當作“事鬼”(侍奉洋鬼子),聲稱羞與此人為伍,并寫了一副對聯對其進行诋毀: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朝野上下,隻有李鴻章為郭嵩焘撐腰,說:“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郭嵩焘字)為最。”

郭嵩焘回國後,賦閑在家,繼續面對保守勢力對他的冷嘲熱諷,最後郁郁而終。

與郭嵩焘一樣,為洋務奔走而備受歧視的,還有翻譯家嚴複。

嚴複作為首批船政生徒赴英法留學,歸國後擔任天津水師學堂教習,後來一直當到學堂總辦,官拜四品。可在世人眼裡,嚴複沒有科名,官再大也是個大兵。

嚴複有個族叔,考中過舉人,經常戳嚴複的痛處,讓他在同鄉面前擡不起頭來。

嚴複未能免俗,隻好花錢捐個監生,後來也嘗試考了幾次科舉考試,參加了福建鄉試和順天鄉試,可惜都沒有結果。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即便是精通西學的嚴複,也不得不為科舉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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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複。

世人皆醉,唯我獨醒,是郭嵩焘和嚴複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就連力挺郭嵩焘和嚴複的李鴻章,也未能及時醒悟。

1876年,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到北京赴任,途徑天津,特意拜訪當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當時明治政府的官員眼中,這位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一向有着高人氣。

李鴻章得知日本近年來也在推行改革,就在接見森有禮時特意詢問其關于中西文化的看法。

不曾想,森有禮一點面子都不給,說:“我們覺得西方的學問十分有用,可是貴國的學問隻有三分有用,其他七分實在太陳舊了,沒什麼用途。”

李鴻章聽完,不以為然,甚至還有些氣憤。

李鴻章不知道,此時,距離甲午戰争,隻有18年。

經過明治政府“富國強兵、殖産興業、文明開化”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國内的軍國主義思潮甚嚣塵上。

一向鼓吹侵華的福澤谕吉甚至在《脫亞論》中直言:

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複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支那、北韓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隻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深受這些激進思想影響的明治天皇,再次站出來,這次不是吃牛肉,而是為戰争加油打氣。

當日本政黨因軍備開支超過财政承擔能力而受到群眾質疑時,明治天皇下诏:“國家軍備之事,苟延緩一日,或将遺恨百年。”

明治政府表示,今後每年節省三十萬日元的宮廷費用,再加上文武官員的月薪十分之一,全部用于軍備,用來造艦、買艦,購置槍炮。

甲午戰争前的十年間,日本加速擴軍備戰,總兵力發展到23萬,同時引進英國海軍制度,訓練艦隊,打造了大小艦艇55艘。

與此同時,清朝也打造了四支頗具規模的艦隊,号稱亞洲海軍第一大國。其中,北洋水師成軍時,單單是7艘新式軍艦的總噸位就已達2萬多噸,而當時日本拿得出手的隻有5艘鐵甲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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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師官兵。

有學者發現,在1890年之後,北洋水師得到的撥款并不比之前少,卻再未購入軍艦,除為慈禧修建頤和園的費用外,還有大量軍費損失源自北洋水師内部的腐敗。

北洋水師的後備兵,最初的名額為250人,到後來膨脹到幾千人,可他們從未參與訓練,甚至連軍艦都沒見過,純粹是進去混日子,吃空饷。北洋水師中,甚至還有人借軍艦之便參與走私。

甲午戰争之前,中日圍繞北韓展開激烈的角逐。

日本出兵台灣,吞并琉球,将勢力伸入北韓半島,正式和清朝扳手腕,而清政府也為留住最後一個藩屬國北韓而盡力和日本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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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争前夕,中日對北韓展開争奪。

1885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針對北韓争端在天津會談,這是兩人的第一次會晤。

當時,李鴻章籌辦洋務已經二十多年,取得一系列成果。不久前,馮子材還在鎮南關用新式後膛槍炮武裝打跑了法軍,導緻法國茹費理内閣下台。

有些人認為,大清國力正盛,可謂“閃閃龍旗天上翻,道鹹以來無此捷”。

是以,李鴻章在和日本談判時還有幾分傲氣,聲稱若“是以決裂我惟有預備打仗耳”。經過談判,雙方各退一步,将中日戰争推遲了九年。

然而,伊藤博文并沒有被李鴻章的威脅所震懾,一向了解清朝的他,早已看出洋務運動是虛張聲勢。他回國後,輕蔑地說:

(清朝)雖此時外面于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

李鴻章應該想不到,自己再次見到伊藤博文時場面會是何等狼狽。

1895年,甲午戰争後,李鴻章隻能以一個納款求和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和伊藤博文談判,換來《馬關條約》的屈辱。

在談判期間,雙方談及台灣問題,伊藤博文提出苛刻的要求,要清朝一個月内交割。

李鴻章說,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冷冷道,尚未下咽,饑甚。

這是明治維新的勝利,也是洋務運動的失敗。

一場脫離政治的改革,終究無法成為清王朝的救命良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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