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國，積貧積弱，晚清政府腐朽無能，中國的綜合國力羸弱不堪。面對列強的侵略訛詐，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為了維護行将朽木的封建統治，清政府和列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大量國土被強盜霸占。
作為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先後通過《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霸占了整個香港，這個中華民族的恥辱，更是“落後挨打”的教訓！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在北京與英帝國主義簽署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其中明确規定：“英國從中國‘租借’廣東省新安縣境内由九龍界限線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連同附近233個島嶼，為期99年，到1997年為止”。
轉眼時光荏苒，百年轉瞬即逝。中國戰天鬥地，換了人間。英國也越過“霸權頂點”，回歸歐洲。到了1997年，香港回歸的前夕，實力衰弱，但野心不小的英國人并不願意如約歸還香港。反而提出了所謂的“主權換治權”等荒謬論調，被中國嚴詞拒絕。
随後，我黨也在香港問題上，嚴正表明了我們的強硬立場。或許是“做賊心虛”，或許是忌憚于中國的強大實力和不屈不撓的堅定決心。當時的英國政府，甚至曾經詳細評估過中國提前武力接管香港可能性。
從1982年起，中英共進行了22輪的艱苦談判。一直到1985年，中英政府代表在北京交換協定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香港開始了為期12年的過渡期。
但就在這12年的過渡期裡，英國強盜也沒有消停，他們還在苦苦做着最後的掙紮，不斷試探中國的底線，企圖擾亂香港。1991年，鄧小平同志又深刻地指出指出：“香港後過渡時期的重要問題是防止英國人出壞點子，搞小動作，把一個個大包袱留給特區政府”。
而後，彭定康上台的所作所為，以及英國亂港分子的頻頻使壞，精确證明了鄧小平同志的預見。
1992年，彭定康在其首份“香港施政報告”中，就抛出了一個十分荒唐的“政改方案”。他提出了“要增加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員名額,以便使香港逐漸迮向英國式民主”。
這一方案的實質，就是要讓更多的親英分子進入香港議會，為日後英國繼續插手香港問題，攪亂香港，埋下伏筆。這一公然違背中英聯合聲明，損害香港利益的惡性，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
我們們外交部門直言不諱地提出，彭定康此舉，完全是在與中國搞對抗。在回憶道香港那段特殊的過渡期時，曾經擔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曾如此形容彭定康——“千古罪人”。
這一句話，對彭定康在香港過渡期内的所作所為，作了精辟概括。當年如果沒有彭定康之流的胡作非為，香港過渡的情況必然會更平穩順利。
不僅如此，在過渡期内，英國國内依然有許多死硬分子叫嚣着，要用武力“教訓”中國。後來，英軍聯合參謀部的一位副參謀長對此回應道：“你們都想把香港拿回來，誰去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
當時英國在香港地區的駐軍總計不超過兩萬人，還包括大量的雇傭軍。憑借這點軍力對抗中國，是癡人說夢。
早在與撒切爾夫人的談判中，鄧小平同志就斬釘截鐵地警告道：“也不排除（收回過程）有發生意外的事件，（比如）香港發生動亂，或是（兩國）根本談不攏，那中國将考慮接收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鄧公的言外之意和明确：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發生動亂，中國政府當然有權采取一切措施。
英國政府也深知，彭定康等人所作所為幾乎觸及了中國的底線。是以他們對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究竟會如何應對，十分敏感。
最近一份解密的英國文獻也顯示，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考慮到彭定康在香港地區的胡作非為引起中國不滿，以及彭定康本人曾數次宣稱“中方有可能尋求提前接管香港”，英國内閣曾訓示英國外交部門，認真研究和評估中國提前武力接管香港的可能性和對策措施。
而且，彭定康或許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擔心中國軍隊的鐵拳砸向自己。于是乎，他就不斷通過各種途徑遊說英國内閣，并聲稱：“解放軍已接到訓示，起草提前接管香港的應變計劃”。
彭定康的這一說辭，立刻在英國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英國政府極為擔心中方在1997年之前，以武力接管香港，他們還為此進行了相應“準備”。
當時英國政府辦公廳國防與海外事務秘書處負責人的保利娜·内維爾—瓊斯，在給約翰·梅傑首相的報告中就認為，即便彭定康所謂的“政改方案”得到香港“立法局”的擁護和通過。那也必将引發中英關系的惡化，英國政府必須考慮一旦局勢惡化的應對問題。
内維爾—瓊斯還在報告的末尾，十分擔憂地寫道：“必須解決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如果中國作出反應，是否應當繼續推進。這其中的風險很高，這是一條不歸路”。但對于英國國内清醒派的規勸，彭定康置若罔聞。
1992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内政大臣、國防大臣和财政大臣等政府高官齊聚白金漢宮，舉行了一場專門研讨彭定康“政改方案”，以及中國武力收複香港可能性問題的會議。
根據解密的檔案材料，當時梅傑首相對于這兩個問題極為焦慮，他十分擔心彭定康的胡作非為會激怒中國，引發中英嚴重沖突。
1993年2月，英國方面的香港問題談判代表、英國駐中國大使麥若彬，在寫給英國外交部助理次官韓魁的信件中再度建議，英國政府應該就彭定康和“政改方案”問題主動和中國會談，并借此試探中國動武的可能性。
麥若彬則在信中回複道：“為了進入下一階段實質性的讨論，英國确實應該主動出擊。無論是在正式的談判桌上，還是内部會話、亦或是一些私下會談中，我們都想必須想方設法知道北京對某些可能提議方案的反應”。
但彭定康似乎并不認可這些看法，他依然頑固地堅持，即便中英談判，英國方面也隻能解釋彭定康本人的提議方案，而沒有别的選擇。他還為此寫信給電韓奎，十分堅決地表示“不會向中國屈服”。
最終，彭定康的這種冥頑不化油鹽不進的作風，導緻了一場嚴重的中英外交風波。1993年2月，英國政府還是根據彭定康的意見，搞出了一份所謂的“指導性簡報”，并以此作為中央談判的基礎。中國理所當然地提出了強烈反對，同年11月談判最終破裂。
在最初的協定中，為了香港地區的穩定，中國曾同意了英國人提出的“直通車”構想，即“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成，員将成為香港特别行政區首屆立法機構成員”。面對彭定康的胡作非為，和英國政府的無理取鬧，中國并沒有向英國人害怕的那樣，武力收複香港。
而是直接讓“直通車”脫軌——1994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宣布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于1997年6月30日随英國對香港管治的結束而終止。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鬧劇，最終草草收場。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内地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也迅速傳播到了香港。香港的很多左翼人士，和熱愛國家、反對殖民當局的進步分子，也發起了轟轟烈烈的群衆運動。兇殘狠毒的英國人，卻動用了大批軍警，對人民群衆進行了血腥鎮壓。
由于擔心中國政府對其進行報複，當時的英國政府開始考慮撤離香港。1967年英國内閣出台了一份秘密檔案稱：“如果中國軍隊‘入侵’香港，英國就應該‘部分撤離’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關人員撤出香港”。
當年的5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又緻信當時香港總督戴麟趾稱：“或許我們撤出香港的時刻已經到來了”。當時中國政府以大局為重，并未武力收複香港，但對港英當局提出了嚴正警告。這一切，都讓虧心事幹多了的英國人惴惴不安。
1969年3月，隸屬于英國内閣的“香港問題部長委員會”，起草了一份“絕密報告”。報告中就建議盡早與中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如果不考慮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任何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都不會成功”。
“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明确向中國表示，英國會在時機成熟時完全撤出香港”。報告還建議，英國應該迅速與中國進行非正式接觸，在80年代中期之前與中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定。
另外，這份報告還提出，“如果來自中國的壓力，尤其軍事壓力增大，英國就應該在1969年内撤離香港”。
通過回溯曆史不難發現，做賊心虛，思想肮髒，内心龌龊的英國人，始終都清楚，中國政府和人民争取祖國統一，維護國家利益，同胞權益的堅定決心。是以，他們始終覺得頭上懸着一把“達摩克裡斯寶劍”，擔心中國軍隊神兵天降，擔心自己惡有惡報。
但後來的表明，英國人的種種擔憂，不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罷了。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武力攻打香港，也沒有讓香港斷水斷糧，中國一直希望香港能繁榮穩定，以及在1997年平穩回歸中國。
歸根結底，奸猾無邊，狡詐無度的英國人，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也隻能低頭。如果沒有百萬人民軍隊枕戈待旦，英國又怎麼可能把到嘴的肥肉吐出來？這就是帝國的行為強盜邏輯：能動武的時候直接打，實力不濟的時候就談判。
對于這樣一塊各方面價值都極高的地方，英國人自然是不願意輕易放手。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為了繼續霸占香港，英國人想出了各種陰損歹毒的損招。在香港回歸大勢已定的情況下，以彭定康為首邪惡分子，還搞出了各種名堂，陰謀搞亂香港。
他們也明知道自己的“玩火”舉動，會招緻中國的反對。是以就裝腔作勢地去評估，中國提前武力接管香港可能性。
我們中國考慮到同胞的利益和中英關系的大局，并未動武，而是用智慧粉碎了其罪惡企圖，但對此此等頑固的反動分子，我們也随時保留武力教訓的權利！
[1]（英國）杜葉錫恩著，隋麗君翻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2020年版。
[2]姜恩柱：《大國較量：中歐關系與香港回歸親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3]唐湘雨：《論太平洋戰争時期蔣介石政權收複港九地區的努力》，載于《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4期。
[4]魏淑君：《“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顯著優勢及其完善和發展——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為視角》，載于《山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5]孫揚：《正确的曆史教育不是可有可無的——談談香港曆史教育改革的前因和方向》，載于《曆史評論》，2021年第2期。
[6]吳弘毅：《倔強的堅持：從英國外交檔案看1982年撒切爾夫人訪華前後的英國涉港決策》，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外交學院外交學系，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