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錢志熙在論述黃庭堅的“學古與創新”時，提及了黃詩在法度和辭藻方面對古典的采用，但他更強調黃的創造性,這也符合黃庭堅詩歌的特征。
黃庭堅的飲食詩多創作于酬唱贈答時，但也不乏專寫之作，然都有學古之迹，除廣收老杜詩法外，他的幾首專寫飲食的頌贊詩還兼取古詩筆法。
“融典以寄托”的飲食别味
黃詩在辭藻的學古方面，尤其展現在用典化典上，即取“陳言入翰墨”。這裡說的便是對前人文辭的學習，但同時還蘊含着對創造力的強調，“陶冶”即重新熔鑄、為我所用之意，這才有了自成一家的黃詩。
山谷飲食詩看似描摹日常俗物，但也展現着作者的思想情感，能夠“融典以寄托”。“典故”與“興寄”看似毫無關系，但用典的過程也正是詩人表白心迹的過程。
錢志熙認為：“用典藝術，從廣義上說，也應該是歸入興寄範疇的一種藝術表現方法。”用典詩借古喻今，當屬寄托，而黃詩的用典正具有這一特性。
這種詩法也大量運用在飲食詩中，除《贛上食蓮有感》和《次韻子瞻春菜》外，還有許多化“典”成“金”的飲食之作。
黃庭堅的飲食詩多以典故來有意營造詩“趣”，這也是他生活态度的展現，如《從斌老乞苦筍》《代二螯解嘲》，便是其中典範。這兩首詩均為七絕，篇幅較短，然韻味無窮。
《從斌老乞苦筍》包含着兩個典故。起首兩句“南園苦筍喂勝肉，箨龍稱冤莫采綠”，以盧仝《寄男詩》中的“箨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
丁甯囑讬汝，汝活箨龍不”為典；尾兩句“煩君便緻蒼玉束，明日風雨皆成竹”，以《禮記·玉藻》中的“大夫佩水蒼玉”以及樂天《食筍詩》中的“且食勿踟蹰，南風吹作竹”為典，這裡化用典故饒有趣味，表明了詩人對筍的喜愛。據任淵注黃詩目錄知，此詩作于戎州時期。
《代二螯解嘲》涉及三個典故：“仙儒昔日卷龜殼，蛤蜊自可洗愁顔”，以《淮南子》“中州之人，不宜遠至此”解嘲，又《漢書》司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澤之間，形容甚臞”，内含處境的艱難。
“不比二螯風味好，那堪把酒對西山”，借用退之詩“我來無一事，把酒對南山”（南山指“西山”，即武昌），表達自己的灑脫之感。此詩作于黃庭堅離戎州至荊渚之時。
詩人因受蘇轼“烏台詩案”牽連，幾遭貶谪，“蛤蜊”“洗愁顔”是假，“把酒對南山”更顯落寞，隻好“代二螯解嘲”，表達内心的失落。不了解詩人身世背景的情況下讀這兩首詩，體會到的是幽默和豁達，然深入了解，則見端倪。
可見黃庭堅的部分飲食詩之趣（包括酬唱時所作），乃是詩人内心郁悶無法排解、故作幽默之态而産生的。黃庭堅雖然不似蘇轼等人那般熱心政治，但作為士大夫，對忠君愛國仍然懷有情結，這也是他屢次稱贊杜甫不忘其君的原因之一。
是以，黃之飲食詩的輕松趣味，多是有意為之，用雅谑的方法勸慰友人、彌合心傷，這背後隐藏着他獨特的人生觀。
黃庭堅還有幾首專寫飲食的頌贊詩，如《綠菜贊》《又答寄糖霜頌》，還有專門贊頌酒的《清醇酒頌》《醇碧頌》《玉醴頌》《荔枝綠頌》等。這些詩歌或三言、或四言、或雜言，都以典奧的文辭寫出，讀來倍感清新雅緻，其中也涉及大量的典故，将物性與人格勾連到一起，通過贊頌飲食來表達自己的志向。
飲食之物為“俗物”，配合以古典之雅，成就了黃詩化俗為雅的詩風。他将雅俗、新故更多地了解為精神性超越，由此才能生發出妙趣橫生、理味充足的飲食别味。
他強調詩人人格内在的正氣，具體方法就是用治心養性來達到對倫理道德的自覺，“不是斤斤計較詩的内容是否直接起到倫理（廣義的倫理，包括政治意識等多種社會因素在内）的作用，而是強調詩人的倫理本質即思想道德上的修養。”
所謂“道德無多隻本心”，是以，在對待雅俗問題上，能抛卻成見：“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道存在于萬物，用本心去感觸它，而不是偏狹地以“聖”“俗”相對立，要多關注自己未知的領域，所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是也。
飲食之物雖是目光所及、觸手可得的“俗物”，但隻要詩人内心持“正”，就能夠“化俗為雅”，這也為宋代諸多文人所認可。
此外，宋代上層士人格外講究飲食中的禮儀和規範，這與他們的生活美學觀念是一緻的。黃庭堅在描述飲食制作過程時，往往配以大量典故，使得飲食之物在自身基礎上有了書卷氣、藝術味。
而典故所涉又不是單一的飲食之物，詩人為突顯飲食之妙，往往由一到多，使人在品讀時能夠引發豐富的聯想，如著名的《食筍十韻》便充分運用了這種手法。
黃庭堅飲食詩中的典故寫出了食物之本味，又延伸出了“别味”，既抒寫了自身情趣，又實作了“寄托”，可謂滿詩玲珑，意蘊深遠。
“以學養情”的詩學思想
宋詩講求的“推陳出新”是建立在“學”的基礎之上的。除了對儒家經典的學習之外，宋人還講究對傳統優秀詩風的學習，希望從中找到詩法以為己所用。
黃庭堅在《與王立之（之三）》中說：“若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
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耳。”想要創作楚辭體，必須熟讀楚辭作品，以“巧女文繡”為例，表明創作其他體裁自然也需要“錦機”—工具和方法，才能繡成“錦”。而典故和用典就是工具和方法。
頻繁用典但其意義卻不流于表面、化于無形是黃庭堅詩歌的一大特色，飲食詩基本也遵從這一用典規律。黃庭堅之是以将用典作為“寄托”的一種方法，根本在于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個人都将“學”作為培養道德根基的途徑。
宋代飲食詩與其它題材的詩歌一道，都是作為詩人内在修養的外射存在的，這與宋代整個文人圈層的道德意識相關。
詩言情是古今共識，黃庭堅也主張詩歌表達性情，但他的性情理論不同于一般的自我表現，而具有特定的倫理内涵。黃在《與徐師川書》中說：
“甥人物之英。然須治經，自探其本，一一規摹古人，至于口無擇言，身無則行，乃可師心自行。君子之言行，不但為賢于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于下風也。”
即是說，一個人心存道義，從内心根本着手，學習古人，身心沒有别的選擇，一心一意跟随内心，不隻為了超越流俗，更重要的在于以己心超越古人。
關于“特立獨行者”實源于韓愈的《伯夷頌》，其中有言“士之特立獨行，适于義而已”,這裡說的就是向内尋求本心的意思。
黃庭堅之是以能成為影響有宋詩歌的一代宗師，不僅在于他廣博的學問，更在于他懂得“以學養情”，使得他的詩歌情緒始終不張揚、不逼仄，即便是中期詩藝競技之“奇”，也始終能以“理”節“情”，飲食類題材的詩自然也不例外。
他的《世弼惠詩求舜泉辄欲以長安酥共泛一杯次韻戲答》，作于北京，雖為“戲答”，然其典故頗具“正”味。詩雲：“寒齑薄飯留佳客，蠹簡殘編作近鄰。避地梁鴻真好學，著書揚子未全貧。玉酥煉得三危露，石火燒成一片春。
沙鼎探湯供卯飲，不憂問字絕無人。”涉及杜詩、梁鴻、楊雄《逐貧賦》、白居易詩，其中有安貧樂道、休養生息、恬淡生活之意，這些正是顔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樂道精神”，而黃庭堅在此詩中運用這些典故所傳達的正是如此精神。
當然，黃庭堅的學術培養之材并非隻有儒學思想，老莊、佛學之典也出現在他的飲食詩中。早年所作的《雜詩》七首是包含飲食之物的詩歌，其一“此身天地一蘧廬，世事消磨綠鬓疏。
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這裡便有幾處典故：蘧廬，語出《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綠鬓”，古人以“青”或“綠”代黑，二字，典出吳均《和蕭洗馬子顯古意詩》“綠鬓愁中改，紅顔啼裡滅”；“鹿”是指“蕉鹿夢”的故事。
“夢”“魚”語出《莊子·大宗師》“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整首詩表述的意思無非是人生忙忙碌碌，沒有幾個人能夠如願，所有的一切都是夢幻。此詩作于熙甯四年葉縣，此時黃庭堅剛開始他的從政生涯。
他在赴任之初寫了《初至葉縣》，其中所含情緒與《雜詩》頗為相同，“白鶴去尋王子晉，真龍得慕沈諸梁。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遺老能名唐都邑，斷碑猶是晉文章。浮雲不作苞桑計，隻有荒山意續長”，充滿愁思。
在此期間，結發妻子患病而死，公務繁忙，官場傾軋嚴重，他的心情沉悶，隻能從老莊、玄學中尋求暫時的安慰。
結語
宋代飲食詩的書寫既受詩歌傳統和社會物質環境的影響，又是時人藝術生活的個性展現，是宋人“内省”人生哲學的外化。黃氏一生宦海沉浮，他的詩歌由“奇”入“穩”，固然與人生之路相映，但更多地展現了他的内在心性，與同期同僚們那般受外物影響不同，他始終能“不囿于物”，修養内心。
他的飲食詩正是這種心境的産物，它們給黃庭堅的生活和詩學思想增添了不少趣味與雅緻。他将飲食作為消解内心、發掘詩意的來源，無論是友情還是仕途之感，都将其融化到了詩中，再借古意抒今情，使得飲食有了别樣的味道，這也正是黃詩巧用典故帶來的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