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我們的樓市曆史，那用滄海巨變來形容也不為過。比如說，我們八零後、九零後現在住在商品房小區裡，覺得很正常不過。但是，如果我告訴你，第一個商品房小區是在1979年才出現，距今不過40餘年，你是不是也很吃驚。
曆史背景
在改革開放前，國家是福利分房制度，即政府或機關負責為職工提供住房。現在很多電視劇都對那段時間的分房問題有過描述，機關大院也是那個年代的社群故事。
進入市場經濟後，福利分房制度就面臨政府投入、建設效率、配置設定公平諸多問題。從1980年開始，國家開始逐漸推行住房制度改革，提出了“三三制”補貼售房政策，即政府、機關、個人三者各負擔公房售價的三分之一。随後，住房政策逐漸轉向“提租補貼”，即提高房租，增加工資，變暗貼為明補，促進住房商品化。
最終的檔案是1998年的房改檔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停止住房實物配置設定，實行住房配置設定貨币化，确定了房地産的市場化程序。我之前寫過開發商風雲故事錄，後來很多的百強房企都是1988年-2020年開始開始發家的。
摸石頭過河
那會很多事情是摸着石頭過河，不是一蹴而就的，住房制度改革也是這樣。實際上，作為改革的試驗田，深圳在1979年就開始了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試點，成為了中國大陸一大個商品房小區，是深圳城市曆史和住房改革曆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駱錦星，深圳房管局的最早的副局長。在1979年，他接到一個重點任務，要在一年之内為支援深圳的幹部們建起150套宿舍。但當他去财政局要500萬的建設款時，财政局局長卻告訴他，連5萬都難拿，更别提500萬了。
1979年的中國，土地管理非常嚴格，法律不允許土地買賣、出租或轉讓。但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就是要打破正常，搞創新。
當時省委上司叫我們要走政策邊緣，我們就想了一個變通的法子，叫補償貿易――我們出地，港商出錢合作建房，利潤雙方分成。這畢竟這是違反憲法的，為了找到一些依據，我還專門找了“祖師爺”列甯，在《列甯選集》“住宅問題”一節中，列甯引用恩格斯的話論說道：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我把這個想法給市委書記張勳甫彙報時，他也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還說“剝奪地産，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你們就先幹着試試看吧。
那會吸引港資是解決資金的一個重要方向，駱錦星也想到了這個辦法。他在得到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同意後，與港商劉天就展開了談判。
1979年末，雙方達成了協定：深圳市政府提供土地使用權，港商出資建房，利潤按深圳政府85%、港商15%的比例配置設定。 這份協定雖然簡陋，連公章都沒蓋，但它卻開啟了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先河。
這個小區就是後來深圳羅湖的東湖麗苑，當時合作成立的項目公司就是現在的深圳特區房地産公司。而香港商人的操盤也讓我們這邊開了眼界。
住宅區的設計圖紙剛出來，土地還沒有動工，香港合作方劉天就已經開始在香港賣房，均價2730元/平方米。這個價格還不到香港樓價的一半，還由深圳方面承諾，一次性付款，優惠9.5折，同時提供購房入戶，每家大約配備3個戶口名額。
在超低售價和賣房送戶口政策的加持下，吸引了5000多人排隊購房，最後還是抽簽搖号，最終一次性售罄。深圳這邊完成了蓋房任務，還分到了大額的開發利潤。
而這也讓我們看到了土地的巨大價值。于是，伴随着轟轟烈烈的城市化程序、波瀾壯闊的三十年房樓市開發史也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