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着历史书籍，偶然间瞥见几个字——“申溺女之禁”。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经过一番研究，我了解到“申溺女之禁”是历史上的一项法令，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女婴的命运往往比男婴更加悲惨。这项法令的出台，是对这种残忍行为的坚决反抗。
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后，我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些无辜的女婴她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生命的美好，便在冰冷的河水中消逝。感叹自己生活的时代是如此幸运。在这个时代，女性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她们的命运不再被束缚和轻视。
我深感自身的渺小，与那些无辜的女婴相比，我有幸成为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女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意识到每一个个体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我们的行动和选择都在塑造着历史的走向。正因如此，我更加珍惜当下，努力为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申溺女之禁法令的出台颁布者---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身为明英宗之子，其命运多舛，曾一度被废为沂王。在夺门之变后，他重新登上皇位，并在位二十三年。他的一生充满了各种矛盾和争议。他崇尚佛道、痴迷方术，重用宦官，这无疑给他的统治带来了诸多问题。他与大他十七岁的万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万贵妃的嫉妒心使得后宫中的怀孕嫔妃都遭到了陷害，导致明宪宗的子嗣稀少。
在大多数明史书籍中，明宪宗似乎总是一个平庸无奇的皇帝。但事实上，他并非全然无所作为。他具有一种罕见的宽宏大量，即位后并未对景泰帝进行报复，反而肯定了其功绩。他为被冤杀的于谦平反，显示了他的公正与明智。在对待死刑案件时，他尽量从宽处理，这显示了他的仁慈。
但明宪宗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生命的尊重。他出台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禁令，禁止溺毙子女。这一政策的出台并非偶然。在明代，溺毙女婴的现象极为严重，许多家庭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结束新生女婴的生命。明宪宗对此深感痛心，决定采取行动。
其实在汉代，才女班昭在《女诫》中引用了当时的一句鄙谚：“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这句话虽然主要是用来强调女子应该恭顺，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生男生女都有所忧虑的现象。无论生男生女，父母都倾注了深深的爱意。
汉代也有另一句鄙谚：“盗不过五女门。”这句话揭示了当时的一种社会观念：一个家庭如果有五个女儿，由于教养和陪嫁的花费巨大，往往会导致家庭贫困。甚至连小偷强盗都不愿意光顾这样的家庭。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生女家庭的偏见，甚至催生了溺女婴的恶习。
“啼声呱呱一盆水，胎发茸茸目未启。肤红皮皱手足拳，生女何心致之死。”这首诗描绘了女婴刚刚出生就被残忍淹死的场景，让人痛心疾首。为什么父母会如此狠心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那个时代，男孩被视为家庭的继承者和劳动力，而女孩则被视为负担和累赘。许多家庭选择淹死女婴以减轻家庭负担。
在贫困的家庭中，父母往往无法承担抚养和教育女儿的费用。而当时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也没有为这些女婴提供足够的保护。
对于这一行为，当时的官府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尽管有法律禁止杀害婴儿，但这一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溺死女婴是违法行为。社会舆论对溺死女婴的行为也缺乏足够的谴责和抵制。
郑璟开始关注，将此事上报给上级。根据《明代御批案-惨杀女婴恶风俗》中描述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浙江训导郑璟走马上任，作为县教官，虽然职位未入流，但他的职责重大。某日，当他经过台州椒江码头时，看到许多人围聚在一起，似乎在围观什么。出于好奇，他命令船家停船，自己走上前去一探究竟。
眼前的景象令郑璟震惊不已。一名大约三十岁的男子，正在江边用木柴搭建一个台子。台子四周插满了白纸做的幡，还摆了一些纸人、纸牛、纸马等物。台子上放着一个正在啼哭的孩子，虽然手脚在动，但显然无法逃离这命运的深渊。
郑璟心中不解，正欲向围观的人们询问原委，却见那男子竟在台子底下点燃了火。火焰迅速蔓延，台子上的孩子开始还有哭泣声，但随着身上的火势越来越旺，孩子踢动了几下后，便再无任何声息。一股浓烟随风飘来，其中夹杂着令人心碎的人肉烧焦的气味。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郑璟的心。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起溺毙女婴的事件。在那个时代，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家庭选择将新生女婴溺死或烧死，以避免她们成为家庭的负担。
郑璟痛心疾首，他知道这是一种残忍而荒唐的行为。他立即下令逮捕那名男子，并展开调查。经过审讯，男子承认了自己溺毙女婴的罪行。郑璟深感震惊和愤怒，他决定将此事上报给上级官员，并请求严厉制裁此类犯罪行为。
此事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人们开始反思重男轻女的观念和对待女婴的态度。一些有识之士和慈善团体也开始行动起来，呼吁社会关注女婴的权益和福利。他们设立了育婴堂和孤儿院，为这些无辜的生命提供庇护和关爱。
改变人们的观念并非易事。在那个时代，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对女婴的生存权利视而不见。社会改革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教育、媒体等多方面的努力。
郑璟在翻阅史籍时，意外地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尽管历代王朝都有关于子女的法规，但竟然没有一条是明确禁止溺毙子女的。社会普遍认为溺毙子女是残忍的行为，也是不道德、不合法的，但并没有被正式定为犯罪。
在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浦城县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案件，一对祖父母竟然把自己的亲孙子放入桶中溺死。其实，在此之前，福州路闽清县尉张宁曾经呈报过类似的情况：“南方之民，有贫而不济，或为男女数多，初生之时，遽行溺死。”这说明在当时，由于贫穷或者认为子女过多是一种负担，有些人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将他们淹死。尤其在福建浦城，这种残忍的风俗非常盛行。张宁希望朝廷能予以禁止，但是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到了延祐四年（1317年），福建道肃政廉访司准分司李朝在巡按浦城县时，发现了大量的溺毙子女的案件。他深感震惊，随即奏报朝廷，请求如何处置。朝廷对此事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伦理道德和天理人伦：“父子之恩至重，死生之节非轻，既萌人世，非命夭殇，上违天理，下灭人伦。”朝廷要求将当事人审讯明白，由各相关的上司裁断，并命令地方官务必叮嘱告诫百姓，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的严重性。还发布了文榜进行禁治。
尽管朝廷有所作为，但溺毙子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观念落后和法律制度的缺陷。在对待女婴的问题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和贫困的压力导致了残忍的行为。许多家庭因为生下女婴而感到绝望，甚至将她们视为不祥之物。
郑璟认真翻阅《大明律》后，不禁陷入了深思。他发现，《大明律》对于杀害子女，尤其是溺毙初生女婴的行为，存在明显的法律空白和漏洞。
《大明律》中有规定：“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这里的意思是，如果父母故意杀死子女，并涉及到图赖他人的行为，才处以杖七十、徒一年半的刑罚。但如果并无图赖他人的意图，这条法律似乎就不适用了。
郑璟又查看了关于“殴祖父母父母”的条文：“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杖六十、徒一年。”这里指出，如果子女违抗父母的教诲，父母在气头上将其不理智地杀害，仅需承担杖一百的刑事责任；而如果是故意杀死，则只需承担杖六十、徒一年的刑事责任。这里的“故杀”与“非理殴杀”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别，而刚刚出生的女婴自然不可能违抗任何教诲。以“违犯教令”来制裁溺死女婴的行为显然不太合适。
郑璟还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在那个时代，“民不告、官不究”，祖父母、父母几乎不会主动将此类事情告到官府。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这种行为被视为家事、私事，普通民众也很少会去揭发。这也意味着官府很难得知并制止这种行为。
这一系列的法律漏洞和社会观念的落后，使得溺毙女婴的行为在一些地方几乎成了“风俗”。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待女婴的严重偏见和歧视。
明宪宗为什么会关注这件事情呢？
郑璟将此事上报给上级，朝中大臣们仔细审阅了各地呈递的谏言，一致认为郑璟的见解非常有道理。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份建言上奏给皇帝，并转交给都察院进行核议和推行。
根据《明实录·宪宗实录》第335章的记载，郑璟提出了关于禁止溺毙女婴的建议。他指出，在浙江温台处三府地区，人们因为担心日后婚嫁的费用而经常溺死女婴，这种行为不仅残忍不仁，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风俗。
郑璟认为，以前虽然曾经有过禁止溺毙女婴的禁令，但是这个弊病不仅限于三个府，已经蔓延到了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区，甚至在江西、福建、南直隶等地也普遍存在。因此他建议应该广泛宣传和晓谕，让所有人都明白溺毙女婴的危害。
明宪宗朱见深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深知溺毙女婴的现象不仅是对生命的极度漠视，更是对女性权益的严重侵犯。他决定采取措施，出台政策禁止溺毙女婴的行为，并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这一事件成为明宪宗关注女婴生存权利的契机。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了解溺毙女婴现象的严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对策。他还强调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提倡男女平等的教育机会，以期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明宪宗他指出：“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最为贵重，父母与子女是至亲。如今却因为出不起嫁妆的事情，就不顾亲情，毁坏仁义，以致溺毙女婴成为一种恶风俗。要知道风俗是可以改变人的，移风易俗是官府之责，怎么可以容忍这种恶俗呢？从今以后，凡是民间婚姻的嫁妆，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的情况，量力而为，不许超过自家的能力而讲究什么奢华。今后如果仍有人溺死女婴允许街坊四邻揭发检举，将淹死女儿者充军发配远方。”
皇帝的批示非常明确，强调了尊重人命的重要性，要求官府采取有效措施来禁止溺毙女婴的恶习。同时他也指出要革除奢华的婚嫁习俗，以实现真正的移风易俗。
皇帝还强调了邻里之间的监督作用。他规定，如果有人被发现溺毙子女，允许街坊四邻揭发检举。对于溺死女儿者，将予以充军发配远方的处罚。这种处罚远比此前按照故意杀死子孙的处罚要重得多。
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溺毙子女的坏风俗。社会风气逐渐转变，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女性的权益和尊严也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和尊重。
朝廷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他们定期巡查各地，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对于那些不作为或纵容溺毙子女行为的官员，朝廷将予以严厉惩处。
在明宪宗的推动下，一系列政策得以实施。政府设立了救助机构，为那些无法生存的女婴提供庇护所和医疗救助。教育体系也开始注重女性教育的发展，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这些措施逐渐改变了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为女性争取更多的平等和尊重。
虽然改变人们的观念需要时间，但明宪宗的努力和倡导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他的政策不仅拯救了无数女婴的生命，更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此以后，女性在中国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她们的权益和尊严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和尊重。
明宪宗朱见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皇帝。他虽然有着种种不足，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民间溺毙子女问题的关注，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仁慈和宽宏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