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自西周时期起，这一历史事件便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成为一桩不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早在西周建立之初，周公便在他的诰令中提及商汤灭夏的壮丽事迹，以此来警示当时的贵族阶层，强调了国家兴衰与君主的智慧和治理能力息息相关。
随后，历代文献，如《吕氏春秋》、《史记》等，以及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学术著作，都详细而系统地叙述了商汤灭夏的细节过程。这一事件在当时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以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家们仍然将其铭记在心。
然而，要寻找关于商汤灭夏的更为直接的文字证据却变得异常困难。商朝虽然有专门的史书典籍，但这些文献据今已经难以寻觅。《尚书》中提到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表明商朝曾经存在着专门的历史记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史书典籍的保存变得异常艰难。
然而，虽然商朝本朝的记载难寻，我们仍然可以依靠丰富多彩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以及后来的研究成果，来深入了解商汤灭夏这一历史事件。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王朝，其统治时间长达数百年。要有效地管理如此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臣民，商朝必然需要一个成熟的文书系统来传递政令、记录历史事件以及管理官员。这种文字系统至少包括两套，一套用于与活人互动，包括传达政令、编写典籍以及记录功绩等，这就是布帛文、竹简文和金文的用途。另一套则用于祭祀和与鬼神沟通，这就是甲骨文的用途。
甲骨文的发现是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虽然它直到司马迁的时代才被人们发现，但与《史记》中记载的商王世系相互吻合，这表明商朝确实有史书流传下来，并留存至今。这些甲骨文以其独特的文字形式，解锁了古代中国历史的一扇大门，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商朝的历史和文化。
然而，尽管甲骨文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但与商汤灭夏这一具体历史事件有关的文字记载却相当有限。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关于商汤灭夏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西周以后，而这些记载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后世的追记，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编撰者主观的筛选和篡改，其可信度受到一定质疑。
这一情况引发了一个问题：商朝距今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为什么其文献资料如此有限，以至于关于商汤灭夏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如此稀缺？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文书材料的保存非常困难。布帛和竹简这两种主要的文书载体在经过数千年的时间后，几乎不可能完好保存下来，更不用说成功解读了。这也是解释商朝未能留下直接文字资料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幸运的是，商朝的文字系统还有两个出色的保存载体，分别是金文和甲骨文。金文刻在青铜器上，而甲骨文则刻在龟甲上。这两种材料的坚固性使它们在经历数千年后仍然保存完好，这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历史线索。
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和祭祀，其目的是与神明交流以获取神谕或祝福。这种文体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祭品、祭祀对象的地位和祭祀规格，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详细描述。因此，在甲骨文中找到与商汤灭夏相关的历史信息确实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甲骨文是有限字数的碎片性记录，难以提供关于历史事件的连贯性叙述。
商汤在甲骨文中被称为"成"、"唐"、"大乙"或"天乙"等名字，表明他在当时的殷商社会中具有一定地位。然而，这些称谓并没有提供有关他的具体行动和功绩的信息。同样，其他殷商的先君和先王，虽然受到隆重的祭祀，但甲骨文中也未提供有关他们具体事迹的信息。
这一限制主要是由甲骨文的文体特点所致，它们通常只包含少量文字，难以详细记录历史事件。相比之下，后世王朝的历史记录更加详尽，因为它们使用了更为成熟的文书系统来编写史书和纪录历史。
根据《礼记·表记》的记载，商朝的礼仪制度强调尊神，率民以事神，首先是祭祀鬼神，然后才是进行正式的礼仪。
夏朝作为商朝推翻的前政权，在商朝时期被视为鬼神存在。商朝人可能担心夏朝君主或夏后对商王进行祸害，因此进行祭祀夏朝君主或夏后成为一种可能的防范措施。这种信仰观念在甲骨文中有所反映，而一些历史学者，如台湾的蔡哲茂和大陆的王宁，将重点放在甲骨文中是否出现了已知的夏后上。
然而，尽管甲骨文中出现了与"夏"相关的字词，但这些字词通常表示烈日下的含义，而并不代表夏朝这个政权的名称。因此，在甲骨文中找到明确的夏朝政权名字并不容易。
有趣的是，虽然甲骨文中未提到"夏"，但却频繁出现了一个名词"西邑"。这个名词可能代表了某个地理或政治实体，但其具体含义和关联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释。
在甲骨卜辞中，我们常常遇到东土、西土、北土等地理概念，但却没有出现过"东邑"、"北邑"、"南邑"等词汇。因此，"西邑"的出现确实显得突兀，尤其在商朝的史书中也没有提到"西邑"这个地理单位。
"邑"在夏商周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都，二是代指王朝。例如，"洛邑"、"大邑商"就是这种用法。然而，甲骨文由于文体和字数的限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信息。我们只能从"贞于西邑"、"西邑害"、"侑于黄尹，贞：侑于西邑"等片段来判断，"西邑"似乎是一个与黄尹相关的实体，如果不定时进行燎祭，可能会对商王造成危害。因此，"西邑"很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像是一个政治实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概称。
清华大学对战国楚简《清华简》进行的释读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其中发现了"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等内容。尽管《清华简》也是周代的产物，但由于未经秦汉以来的史官篡改，其中包含了许多罕见而甲骨卜辞中常见的特殊虚词用语。这说明在编纂《清华简》时，可能使用了原始的资料来源，其中很可能包括了商朝传下来的直接或间接文书资料，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既然商朝的文书和出土的甲骨文都提到了"西邑"，这似乎表明商朝人将他们推翻的政权称为"西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甲骨文中很难找到关于夏朝的记载，更不用说关于商汤灭夏的事件了。
然而，这一解释也引发了新的疑问：夏朝人是否会将自己的政权称为"西邑"或"西邑夏"？从商周两个王朝分别自称"大邑商"和"大邑周"的情况来看，夏朝的"西邑夏"似乎符合当时的习惯用法。然而，"西"这个词并不符合正统王朝的自称原则。
对于一个自认为是天下之主的政权而言，即使它的都城不在中原地区，也不会自称为"西方之国"（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是个特例）。例如，商朝的人有时会称呼自己为"中商"，而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宣布"余其宅兹中或（国）"，强调了自己居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
在早于夏朝的尧都陶寺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测量地中的圭尺，这显然表明自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的概念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存在。因此，如果夏朝的统治者自称为"西邑夏"，似乎在逻辑上不太合理，更合理的应该是"大邑夏"。
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宝贵信息，然而，有时候这些发现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和争议。在研究夏商之间的历史时，夏商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以及与二里头遗址相关的考古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夏商兴替的时间点产生巨大争议。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晚期都邑斟鄩。结合《清华简》中的记载，商汤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因此，二里头似乎可以与"西邑"划上等号。这似乎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商朝的文书和甲骨文中提到了"西邑"，并将其视为夏朝。
然而，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遗址并没有显示出政权的改变或迹象。根据碳14测定，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之间，而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宫殿建筑和宫廷礼制逐渐发展壮大，人口不断增加，贵族群体和手工业作坊依然存在。这与商朝已经建立统治并灭亡夏朝的历史事实不符。
此外，与偃师商城相比，二里头遗址在相同时期仍在大兴土木，没有显示出政权更替的迹象，更没有发现与《墨子》所提到的攻城战相关的证据，因为二里头根本没有外城墙。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二里头遗址的丧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符合商汤通过暴力手段攻灭夏朝的历史情景。二里头并没有发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因此也不可能是夏朝灭亡之地，也就不具备被商朝燎祭的条件。
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关于夏商兴替时间点的争议，有的人认为兴替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有的人则认为发生在四期晚段。此外，郑州商城的建设也表明夏商兴替的时间点存在较大争议。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交替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二里头城邑被改造成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城邑后，二里头遗址才彻底失去了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在郑州商城成为中原地区主导的过程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的区域重合。直到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等二里头城邑随着郑州商城的兴建而被改造成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城邑，二里头遗址才逐渐失去了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
这一过程的漫长性意味着，如果将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点，那么夏商兴替的过程至少持续了50年以上。这与商汤通过暴力手段迅速灭亡夏朝的历史情景不符。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遗址并没有发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因此不可能是夏朝的灭亡之地，也不具备被商朝燎祭的条件。
因此，甲骨文中提到的“西邑”和《清华简》中的“西邑夏”群体，并不可能与二里头遗址相关。实际上，《左传》中曾记载了夏朝灭亡的细节，提到夏桀攻克有缗导致天下诸侯离心，最终失去了诸侯的支持而灭亡。这段记载指出夏桀在攻打有缗时，其都城被攻克，这一情况类似于纣王调集主力攻打东夷，导致国都空虚被周武王攻克。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夏朝灭亡时夏桀领导的统治族群并不位于伊洛平原的二里头地区。有关这一点，北大历史教授孙庆伟曾提出猜测，认为在夏朝时期很可能存在着“两都制”甚至“多都制”，夏朝一方面维持了在豫西地区的阳翟、阳城、斟寻等都邑，同时在其他关键地区建立了新的据点。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夏桀因主持有仍之会（今山东济宁南）而设都于西邑，同时，他也因攻打有缗（今山东金乡）而率兵向鲁西进发。结果，西邑最终被商汤攻克，夏桀被迫逃亡至南巢（今安徽一带）。
至于故都斟鄩（二里头遗址）和晋南故地（东下冯遗址），商汤及其后继者采取了怀柔政策，通过建设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东下冯商城等大量据点，最终完成了对夏朝原控制区域的全面取代。这一历史过程的详细揭示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的夏商兴替背景，尽管古代历史的研究充满复杂性，但考古学和文献研究的相互印证使我们更接近了解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真相。历史之谜可能仍然存在，但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还原古代历史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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