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为古都西安一重要地标。许多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明代秦王府和清代满城所在，民国历史上一度还曾叫过“红城”，而“新城”也是民国年间由“红城”改名而来的，但却并不清楚“红城”何以改名“新城”，当时还发生过怎样的争议。
史料记载，“红城”是西安解围后，在首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1927年1月由于右任先生主政的陕政当局命名的，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以冯部石敬亭任代主席的陕西省政府由著名的“北院”迁此办公，遂复改“红城”为“新城”。
据民国十六年（1927）11月石敬亭起草、宋伯鲁书丹的《陕西新城记》讲，其改名是“处维新之世，为革新之举”；据《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表述，其名称寓“革故鼎新”之意，而其宗旨乃在与中共划清界限。但具体到所改的名称，当时有些名绅大老则颇不以为然，甚至直视其为顢顸之举。如毛昌杰先生《君子馆日记》1927年11月20日即说：
新城者即旧皇城明藩故址，故相沿有此称。今于右任执政，深恶“皇”字，易为“红城”。近人又易“新”字，不知“新城”乃旧时满城名。近执政者所不知也，即至细事，无不可笑，荆公、吕慧卿所为，不至如此也。
言下这纯粹是懵懂胡闹。因为在毛老先生看来，旧时满城就曾叫做“新城”，民国既是推翻满清以后所建，此时再以“新城”呼之，则难保不有些复辟清室出卖民国的嫌疑。查史志文献，迄无满城曾称“新城”的明确说法，但是清乾隆《西安府志》卷九《建置志》已有满城“门五……西北曰‘新城’”的记载，清嘉庆《咸宁县志》卷一《城图》和《县治北路图》，也均有称满城西华门以北之后宰门曾称“新城门”（有文称“新西门”，非是）的记载，其卷十《地理志》又有“自顺治二年分城内东北隅地，自钟楼东至长乐门，北至安远门东，因明秦王府旧基筑八旗驻防。城门四：西南曰钟楼，钟楼北曰西华，又北曰新城，钟楼东曰端履”的记载，甚至《城图》上钟楼与端履二门之间，还有“新城小坊”的字样，《地理志》“城内南路”下，也明白地写着“新城小坊”。
《日记》所谓“不知‘新城’乃旧满城名”，即使和几处的门称“新城”无所关涉（以“新城门”三字仅只表示城门之晚开新开，跟城之新旧并无关系），怕也不能就说与两处的“新城小坊”了无渊源。故而此说尽管眼下尚无直接的史料支持，却断断不能指其的属壁构、绝无道理。否则，至少《咸宁县志》两处“新城小坊”的记载，便实在是不好解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先生的这个批评，的确称得上诛心之论，而从其居然将其与宋王安石、吕慧卿“变乱祖宗家法”的“熙宁变法”相比况，指斥“执政者”及其身边出谋定计的人都是些糊涂蛋观之，足见此举在先生眼中，当是何等的愚妄与可笑。
毛昌杰先生字俊臣，陕籍江苏人，清季举人，历任湖北知县和南京法治院参事，“城围”期间任关中道尹，当时身为陕西省政府顾问，于右任、茹卓亭、李约之、李子彝、刘定五等皆出其门下，胡景翼将军囚处省垣时，亦曾亲承其教诲。其日记所记颇多此期政府之内幕，以其所具之人望和影响，遥想彼时赞成或附和其观点者，当不乏其人，其间与执政者的往返交锋，想必也一定相当激烈。可惜绌于史料的囿限，我等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原始记载，并藉以还原当时双方争论的实况矣。
这则日记写于1927年11月20日，即石敬亭交卸代省主席的翌日，估计当是先生闻知石氏卸任有感而发的追记，而事实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和看到的，讥刺归讥刺，反对归反对，以石氏为首的陕政当局并未因为先生等人的讥刺和反对而稍改其志，收回其易名“新城”之定见。
尽管现在有学者说“（红城改新城）这不仅不是革新，而且是最大的倒退”（武复兴《汉唐长安风采》语），但彼时的当轴者还真的就这样做了，历史也真的就这样走完了民国，走进了新中国，一直走到了现在，居然没人再提这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