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是据点，据点有叛徒，她在此领导特别支委近半年居然平安无事

1943年初，时任中共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的王世荣，下放到丈夫穆林任书记的滕峄边县委任县委委员，到二区帮助工作。这时鲁南地区形势恶化，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和她谈话，决定派她到敌占区工作，任沛铜滕峄边县委委员兼夏镇特别支部书记，改名王秀琪，以合法身份秘密进行党和群众的工作。

王世荣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感到担子太重，但她觉得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毅然接受了任务。

4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后，她随交通员从一个叫十道峪的村子出发了，丈夫穆林前来送她。丈夫的腿部有伤走路困难，她放心不下，自己又是第一次到敌占区工作，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俩人都清楚，此一别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来到敌我交界的村口，他们默默对视着，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穆林在夜幕中挥了一下手，王世荣转过身和交通员一起上路了。她不需回头，就知道丈夫肯定伫立在村头一直目送她远去。

王世荣一身农村大嫂的打扮，拿着小包袱，像是走亲戚的样子，跟着交通员，穿过游击区，进入敌占区。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麦子返青，田野里一片新绿，村边桃花、杏花绽放，可她无心欣赏。初到敌区，一切都是生疏的，心情也格外紧张。夜间行至枣庄附近，离父亲家只有十里路之隔，她有些感慨。亲人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可曾知道，她近在咫尺，正向他们眺望。

过了津浦路，到路南黄山套一，他们在一个秘密的交通站住了下来。一路上不断看到自己的同志，他们像亲人一样地热情，这使她感到温暖、安全，紧张的心情也稍放松一些。

两天后的早晨，她跟着另一位同志出发了。到达临城，正是人们上午赶集的时候，城门口的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来往行人虎视眈眈。王世荣有些忐忑，她的发髻是假的，长筒袜子里还装着铅笔。只要敌人搜查，仅此一条，她就会暴露。但人来人往，并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他们，她稍镇静了一下，装出坦然的样子，在敌人面前从容走过。等出了城，她才发现自己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出城后日本兵更多。从临城到夏镇的公路上，竟有一车车、一队队的日本兵通过。车上的日本兵倒没什么，但遇见在公路上步行的、在小摊前喝水、休息的，她心里就有点紧张，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就这样，在敌占区穿行数十里，傍晚顺利地在夏镇南头的一家住了下来。到这时，她才知道给她带路的就是这家主人王吉德同志，他时年23岁。

王家时是本地老户，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叔叔、哥哥都牺牲了，弟弟在微湖大队工作。王吉德以出售卷烟为掩护，在临城一带做秘密工作，很少回家。家里的全是妇女小孩，妯娌三人都二十多岁，三个妹妹都在十岁上下。王家在这一带很“红”，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全家人同住一院，分灶吃饭。王世荣就和她称为二嫂的王吉德同志的妻子同吃同住。二嫂爽快能干，对她就像亲姐妹一样。周围的邻居也多是抗战和同情抗战的。家里的妇女们从没有问过她是干什么的，好像大家都已心知肚明。她在这里安然地住了下来。

几天以后，县委书记张庆林同志，一身渔人打扮，来和她接头。张书记衣着和语言完全地方化、群众化。他告诉她，夏镇虽是敌伪据点，驻着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尹洪兴的一个团，但这里群众基础好，在伪军中也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微湖大队控制着湖区和沿湖边上的部分村庄，这些都是我方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张书记鼓励她安心工作，向她交待了工作任务、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

此后县委经常与她联系的是曹明远同志，他也是从机关派下来的，在这里以肩挑青菜的小贩出现，两人就在买卖之间互通情况。晚上微湖大队的同志经常三五一伙来此活动。这时只要有人在外边放哨，院子里就成了自己人的天下。大家谈论着外边的情况，传送着战斗胜利的消息，这些都使王世荣深受鼓舞。

夏镇东靠津浦铁路，西临微山湖，是山东、华中根据地去延安的必经之路，是鲁南地区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重镇。敌人在此长期驻有重兵，设有据点。日军据点设在城里山西会馆，伪军据点位于最南边的南庄，王家处在两个据点的中间，敌伪过往频繁，对工作很不利。伪军中还有几个叛徒，一个叫朱玉湘的头目，曾在鲁南人民义勇队第三大队当过大队长，当时王世荣是三大队四中队指导员；另一个姓郑的伪军，原是根据地的民兵，王世荣曾和他在一起爬过山头，这些人只要照面，就会认识她。尽管如此，她却在群众的掩护下顺利地工作着。

夏镇特别支部委员会由三位同志组成，除王世荣外，还有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这两人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三人住处临近，可以经常碰头。组织委员张新亭就住在她隔壁。她外出工作，多由他领路掩护，特支委员会也多在他家召开。

特支的主要工作是对党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监视敌人的活动动向，随时传送情报，慎重地个别联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这些工作经过支委讨论后，多由当地的支委和党分头秘密进行。这对她这个习惯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的人来说，总觉得束缚手脚，工作进展太慢，常为此而着急。

在敌人据点旁还是会随时遇到危险的。有些时候，事先得到情报采取防范措施，就避免了发生意外。一次他们正在湖里一艘船上开县委会议，船头瞭望的同志报告，岸上有人朝这边窥视。他们就撑起小船，进入芦苇丛、荷花丛中掩蔽起来。还有日本兵出动查户口时，王世荣就挎上小篮子，领着王吉德同志的小妹，装做到湖里采莲子、打莲叶，远远避开。

可也有些时候，会出乎意料地与敌人正面遭遇，这就难于应付。

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她领着王吉德同志10岁的小妹，到日军据点三孔桥去与党员接关系。她们从南往北走，迎面来了一伙伪军，喝得醉醺醺地从北往南走。王世荣怕出麻烦，就转弯向小路上走去，心里发慌，步子也就紧了点，这就引起了伪军的注意。

十多个伪军，立即分成两路包抄过来，一面吆喝，一面拉得枪栓哗哗响，拦住了她们的去路，喝问她们是干什么的。王世荣答，是这庄上的老百姓，到地里看看豆子旱得怎么样了。那时，豆子刚种上不久，适逢干旱。伪军上下打量着，对她的话将信将疑。

这时，一直在她身旁的小妹机灵地拉着她的手说：“大姐咱们回家吧！好告诉大哥，豆子干了。”伪军听了，觉得像那么回事，才放过她们绕回大路走了。这是王世荣到敌区后第一次与敌人正面答话，虽有些紧张，但还算镇静，举止言语没有露出什么破绽，特别是机灵的小妹帮了大忙。

还有一次，是麦收以后的一天下午，王吉德同志的全家人在门外场院里打小麦，小孩子们也都在过道里玩耍。王世荣就趁这个机会掩上门，在东屋里看报纸。

那时交通不便，报纸要通过地下交通站才能转送到敌区，一来就是一大卷，一时看不完，整张地存放又不行，就只好把需要仔细阅读的社论文章等剪下来，便于存放和随时翻阅。正当她集中精力看报剪报的时候，几个伪军路过，跑到大门过道里来乘凉喝茶，家里人应付着。王世荣过于投入，外面乱哄哄的一阵，竟没有发觉。

后来，她忽然听到几个伪军跑进院，声言要到各屋去看。这下，她真有些慌了。她手边的报纸虽已大部分收拾起来，可剪下的边边角角还有些散落在地上，既不敢扫，也不敢发出响声。正在万分焦急时，二嫂跟过来，把伪军向北屋引，一面说，全家人都在外面打场，这你们都看见了，所有的房门都掩着还会有什么人呢？还是到外面喝茶去吧！听她这么一说，伪军在院子里转了一下就走了。这一次，王世荣又在大家的掩护下转危为安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粗心大意了。

一段时间实践下来，王世荣对于敌占区的环境和工作，已逐步熟悉，特支的工作，随着整个敌区工作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开展起来。

伪军政人员，在我方政治攻势下，“留后路”的人多了，对我方的活动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就迫使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不敢任意寻衅找事，日军也只能蹲在据点里成了聋子和瞎子。这就形成了更加有利于我方开展工作的大好形势，大家为此而欢欣鼓舞。

8月，蒋介石派遣入鲁的九十二军，在我军民打击下，伤亡惨重，李仙洲不得不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安徽，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又连成了一片，并且扩大了游击区，发展了解放区。区党委决定调王世荣回机关任原职工作，她当然很高兴。可是，要离开她刚刚熟悉的人们和工作，又不免有些留恋。

为了使她能平安返回根据地，县委做了妥善的安排。为防备路上敌人盘查，王世荣和护送她的同志扮成了哥哥接妹妹回娘家的样子。可当时正是农忙砍高粱的季节，当地群众一般是不走娘家的，同时她们又要夜间赶路，也不太合乎情理，就又编上母亲病重，必须连夜赶回等情况。

就这样，在8月下旬的一天，王世荣随着护送的交通员出发了，走到沙沟乡吕沟村的一个秘密交通站休息下来。交通站褚庆珍又细心地为她化了装，梳了个更像当地青年妇女的发髻，还把自己珍藏的绣花鞋和耳环拿出来给她穿戴上，左看右看，像那么回事了，才放下心来。

傍晚，他们又出发了。途中在地下交通站休息了两天，又在一个晚上出发了，为了争取天明以前跨过铁路，他们几乎一路小跑。交通员一直默默无言，他的鞋子掉了底，就干脆扔掉，打着赤脚照样赶路爬山。过一条大河时，因山区雨后发水，不知深浅，他先去试行，然后再扶王世荣过去。休息时，王世荣坐下了，他却提着抢，四处走动瞭望。王世荣有些可惜的是，自己竟一直没有问过他的姓名。

日夜兼程，她终于回到了滕峄边县委机关的驻地，同志们看到她这一身打扮，哄然大笑。王世荣换上了原来的装束，又穿行了百余里，到达鲁南区党委的驻地天宝山区，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开始了她所熟悉的工作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