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蒸汽机船还没有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广东沿海的城市，已经有人做了这样的没有机械装置的木船，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
它有帆，前面有一个透气孔。这种船，广东人叫它“大眼鸡”，就是说它有一个眼睛，形状像公鸡。
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差的。华工当时都是为生计所迫到国外来的，所以他们买的船票通常是最便宜的那一等舱，那就是在底舱。
华工一到底舱之后，这个舱门就关闭了，为了安全的缘故。
几个月在海面上漂洋过海的情景，空气是相当污浊的，食品是非常简单的，经常有人一上船就开始晕船，接着各种各样的病情都来了。
发烧，然后就是打摆子，各种各样的病况，在这中间就有很多人死去，按照当时的规定是要海葬，尸体不能保存在船上，于是就直接被扔到大海里葬了。
西方的史学家管这种海上航行叫做“海面的浮动地狱”。
早期的华工，还不是修铁路的，而是挖金矿的。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球队叫1849吗?说的就是在旧金山落基山脉那一带，在1849年发现了金矿。
加拿大是稍后一点点，大概是一八六几年时候，第一代的华工，他们漂洋过海地过去，当时所做的职业就是淘金。
在当时挖金矿的环境里面，生存状况是非常差的，就是在与这么恶劣的自然条件做斗争的时候，往往这些华工不会带着他们的妻子出现的，女人在唐人街是几乎看不见的，更何况孩子，
在加拿大有大铁路之前，东西两岸的沟通是很难的，只有在铁路建成之后，从西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上岸的人，才有可能坐着火车一路到东边去，所以移民的脚步踏上东部比踏上西部的时间晚了好些年。
在一八六几年，加拿大东边的四个省结盟成了一个很松散的邦联关系，西部的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就是今天温哥华和维多利亚所在的这个省，那时还是英属领地，当时有两股势力想争夺这块靠着大洋的有山有水的肥沃的土地。
其中一股势力是从美国来的，美国从地理关系上来说远远近于渥太华，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下面的这个省是美国的华盛顿州，从地理角度来讲，美国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几乎是接壤的，而渥太华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却隔了千山万水。
为了争夺如今是加拿大西部的这块土地，能够加入西部这个松散的联盟，联邦就派了很多的人去游说，美国在争，加拿大也在争。
加拿大就说，我们免费帮你修一条横贯中西的大铁路，从此我们的交通、贸易就能够畅通，那么当时英属哥伦比亚的政府就觉得这个建议很有吸引力，就说:“好啊，那你们出钱给我们修一条大铁路。”
当时这句话说了之后，拖了十年，然后不列颠哥伦比亚领地的人着急了，说再不建铁路我们就走了，于是联邦政府就下令，一定要建这一条铁路。
这条大铁路从1880年到1885年修建了整整五年，它穿过了一千多英里的土地，完全是花岗岩造成的，而当时修建铁路的工具是非常原始的，甚至没有我们今天安全的工业炸药，所以几乎是一个人用肉、手来劈山的过程，因此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当时经常有隧道炸不开的时候，那个白人很着急，他就会说:“谁要是能把炸药泼进去，安全地把这个隧道炸开，我奖你一张船票回中国，把你老婆带过来。”
那么在今天，一张机票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了，但在那时，奖你一张船票回家把老婆接过来却是天大的吸引力，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华工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来从事这样的事情。
华工每三四个人组成一组，每一个组里面有一个翻译，所谓的翻译，他的英文其实也是非常糟糕的，但他在帐篷里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白人工头沟通的人，而且他是负责记工时、发银赏的人，所以大家都得好好地拍着他的马屁。
而且这些人中间还要派一个厨子专门做饭，因为中国的华工吃不惯洋人的饭食，
在加拿大西部大铁路修建工程的沿岸，有一个纪念碑名叫“thelastspike”，就是“最后一颗道钉”。
就是在这个点上，这条大铁路钉上了最后一颗道钉。
在纪念的宴会上，当时加拿大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的都是这条横贯太平洋的大铁路修建成功的消息，到处都是庆典，到处都是将进酒，可是华人的名字一个也没有听到，仿佛这条大铁路是上天直接就铺在地上的。
中国劳工的名字一直被人遗忘了很多很多年。
在1894年的9月14号，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是全军覆没，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安慰受到重创的李鸿章，就派他出洋，一路到了西欧，到了北美，去结交新朋友，会见老朋友。
在当时的海外，无人知道光绪皇帝，无人知道慈禧太后，所有人就知道一个“generalLi”，就是李将军李鸿章。
在中国的外交上，事实上对李鸿章有一些很不公平的描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世人不知中国还有第二个人，只知道这是“generalLi”。
当时李鸿章在欧洲走一圈之后来到美国，到了华盛顿、纽约、波斯顿。
事实上，他是要取道亚洲回国的，可是这个时候，美国的《排华法》已经公布了，当时美国的《排华法》使得华工很生气，认为大清政府如此的无力，当他们知道李鸿章要取道亚洲回国之后，就有一群愤怒的大清子民在西雅图那里实施抗议。
于是李鸿章就不去西雅图了，他就转道温哥华回中国去了。
在当时在温哥华的这些华工一听说李鸿章要来，无论是开店的还是做大小生意的，全部放假一天，他们来到了太平洋码头，无论是工薪阶层还是老板，所有的人都来迎接李鸿章。
李鸿章的手里永远是拿着两样东西，一只手是拿着烟斗，另外一只手永远拿着一个银杯子，
李鸿章见到人只问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住哪”，第二句话“离纽约有多远”，第三句话是“你挣多少钱”。
他的大清使国的官方翻译每一次都听得满头大汗，要一次一次地向主人报告，这种话在我们大清国代表最客气的话，代表我们的主人对你们表示最深切的关切和尊敬，所以他得一次又一次的这样问。
据《华盛顿邮报》的记载，有一天，李鸿章在华盛顿州碰到了以前他在大清王朝曾经接待过的一位老将军，他见到老朋友很高兴，就说:你富有吗?人家就把这句话翻译给那位老将军听，老将军就回答说:我不富有，我是人民公仆。
然后李鸿章就说:哦，这样!一会儿又进来一位小将军，是老将军的部下。
李鸿章照样在和他寒暄了一番之后问道:你富有吗?小将军但笑不语，然后小将军后面的随从就说，我们将军可有钱了，他有多少多少的农场。
李鸿章听后拂袖大怒: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比你的上司有钱?
在1885年之后，大批的华工就从建筑工地涌向了大城市，涌向了维多利亚，涌向了温哥华。
他们失业了，失业之后他们要去寻找新的工作，其中很热门的就是在洗鱼场里面工作。
在这个洗鱼场里面，他们是跟印第安族裔的妇女一起工作的，印第安妇女做的是比较干净的装罐头的工作，华工干的是比较脏的洗鱼的工作。
在加拿大的西岸，渔产是很丰盛的一个收入，所以有大批大批的鱼类加工厂，我们的华工就在里面找到了这样的工作。
在1910年，西雅图的一位工程师发明的一个自动洗鱼装罐机，这一部机器可以取代38个洗鱼的中国人，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作“铁中国佬”。
在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跟加拿大缔结外交关系，李梦九基本上是代替了朝廷这样一个非正式的使者，他一身的衣装就非常有朝廷命官的那种架势，当时李鸿章封他是一级顶戴花翎。
当时在北美的华工不是“猪仔华工”，在南美的华工才是，北美的华工是“契约华工”。
因此，几乎当时每一份的合同里面都会写上“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一类的话，意思是:你带我出去，我在外面发生任何事情，你不需要为我负责。
但是他们对死后的归宿还是有很重的负担，所以他们在合同里同时也会写上:如果我在海外发生任何事情，我死了，你必须在七年之内把我的尸骨运回家乡。
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不用对我的生命负责，但你要对我的死亡负责。
就是说，他们对灵魂的归宿看得比生命的归宿更为重要。
那为什么是七年呢?因为广东人认为，七年的时间是足够尸体上的肉和心全部都腐烂干净的，只剩下骨质。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骨质整个的送回家，所以有非常悲凉的“尸骨还乡”的意味。
《金山》里面有这样一段关于尸骨还乡的描写:经过七年之后要被运回来的很干净的骨质，会被密封起来送到香港，然后家人去香港领取尸骨。
但这势必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跟基督教的墓地是混葬的情况下，在你还乡的时候，墓园会遭到大片的破坏，有时候我们再起尸骨不会那么注意，会有头发、骨头暴露在外，甚至连墓穴都没有封回去，所以这就引起了当地一些白人(尤其是基督教家庭)的强烈不满，就再也不准中国人跟他们混葬在一起。
的确确有过白人持着枪守在墓园里，当中国人的家庭抬着尸体要进墓园入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如果你敢进来，我就杀了你。
这个故事被反复地传播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浅薄的种族歧视的故事，
当时的华人社团是非常抱团的，绝对不允许白人进入他们的群体，反过来，白人群体对中国人的群体也有着很大的偏见。
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后来的日子里，华工的尸体不能够再跟白人混葬在一起。
于是在维多利亚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中国人的墓地，有两座巨大的焚香炉，面朝大海，朝着他们的家乡。
光绪十四年到十八年之间的一个乱葬岗，是几年之前有人去广东新会旅游时偶然发现的，这里面有300多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就是胡乱地葬在一起了。
事实上，这些人的尸骨已经到了香港，广东却无人认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海外的华工是家里挣钱的唯一渠道，一旦他们死了，他们的家里就断了银两，那么他们的家人很快也就死了，在这个家庭不复存在的时候，当他们的尸骨运到香港，就停留在医院里再也无人认领了。
在光绪十四年到十八年之间，积累了300多具无人认领的尸骨，最后通通合在一起，成了一个乱葬岗。
这样的结局对于拼命出国为家人谋生的他们来讲，同样也是一种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