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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下令,要“举”和“望”两族,随王师一道去征伐“虎方”

武丁下令,要“举”和“望”两族,随王师一道去征伐“虎方”

武丁下令,要“举”和“望”两族,随王师一道去征伐“虎方”

大洋洲是江西省新干县的一座小镇,位于赣江中游的东岸,大洋洲镇旁的程家村涝背空旷的平地上,曾有几个高大的沙堆,长年挖沙护堤的村民,逐渐将此铲为平地,它的神话传说一直流行在民间。1989年9月20日,村民挖沙的铁铲无意中搅动了静静埋藏在这里的三千余年的遗物,出土文物达一千三百七十五件,其中,青铜器四百七十五件,玉器七百五十四件(颗),陶器和原始瓷器一百三十九件。这是一座商代大墓,距今约有三千二百年,这批文物数量大,品种多,器形奇,铸造精,雕琢细,纹饰美。中国青铜文明再次闪耀出迷人的光辉,改写了商代的历史,国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轰动,这一发现曾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再获“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殊荣。

因遗址地处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所以,被习称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商代”,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时间参考系和一个时代坐标。

如今,赣江就在它西面,相距不到一公里,往北流去,进入鄱阳湖,再往北,就进入江汉流域了。

这条水路,一直通往中原,而商文化的影响,由北向南,大概沿这条水路南来。从新干大洋洲大墓所出土的器物中,很容易看到中原商文化对江南的影响。

影响归影响,但它并非商文化,其本身,还是属于长江流域吴城文化的一部分。从大洋洲向西,越过赣江约二十公里处,就到了樟树吴城,这里就是吴城文化遗址。

由此再往北去,进入九江地区,在长江边上的瑞昌,有个叫铜岭村的地方,有一处三千三百年前的铜矿冶炼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此类遗址。距长江约7公里,离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约40公里,还有一百多处铜矿遗址,大致在这一沿线上,在赣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

这江湖怀抱的平原,就是商代江南,就是吴城文化发祥地。

在殷商人眼里,江南是什么?是铜!青铜文化不能没有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靠铜。殷商人以铜为“金”,称南下掠铜为“俘金”,贸易为“贡金”。

有人对商代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安阳商代彝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铜岭矿石冶铸的,与吴城文化和新干大洋洲遗存用的是同样的矿石。这表明,殷商人有一条青铜之路,也就是他们的“贡金”“俘金”路线,进入了吴城文化地盘。

对于殷商人来说,铜很重要,因为商朝的核心,无论神权,还是王权,都要靠铜来支撑。有专家指出,中国上古三代时期,建都选址,多靠近铜锡矿产地。

可迁来迁去,终归还是改变不了资源短缺的局面。到了武丁时,目光就越出了中原。他目光南下,看得很远,发现铜矿都在长江一线,尤其长江南岸赣鄱平原,铜矿用不完。史载武丁南征,“奋伐荆楚”,由楚入赣,开辟了一条“俘金”路线。

从吴城文化遗址来看,它与商代武丁中兴大约同时。无论樟树吴城文化遗址,还是新干大洋洲文化遗存,“虎”都是它们的标志物:獠牙,有两尾,通体都是几何纹,背上立一只鸟,被称为“伏鸟双尾青铜虎”。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虎侯”是商王近臣,封于庸,在王畿内;而“虎方”为方国,在商朝以外。

关于“虎方”,有一条与战争有关的卜辞,见于甲骨文,是武丁下令,要“举”和“望”两族随王师一道去征伐“虎方”,为此举行仪式,卜问先王。武丁虽善战,但还是没必胜的把握,要卜问先王。看来“虎方”不弱,胜负难以预料。

从樟树吴城遗址里,能够看到这次战争的结局。在将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掘面积还不到10平方米,就挖出了二十具殷商人的头盖骨和部分肢骨,据专家推测,城壕两侧,可能还有大量头盖骨。考古发掘,挖出头盖骨,通常有两种情形,或是战俘被割首,或为祭祀的猎头仪式,就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属于战俘被割首。

由此可见,到了武丁时期,虎方以青铜立国,控制着长江中游从江西瑞昌到湖北大冶一线的铜矿山,先后开发了铜岭村和铜绿山铜矿。

武丁南下“俘金”,败于“虎方”,就改以江北盘龙城为据点,开辟了一条从汉水东边进入中原的南铜北运的“贡金”路线,以确保殷商王朝中兴所需要的铜矿资源。“俘金”是掠铜,而“贡金”呢?当然就是做铜贸易了。

殷商人本来就善于经商,所以,国号为“商”。通常,他们都准备了两手,一手战争,一手贸易。能用战争解决的,就用战争解决;战争一解决不了,就做贸易。交易使用的是青铜货币,殷人用青铜贝,而“虎方”人用青铜手斧。青铜在商朝,或为礼器,或为兵器,却少有生产工具,其用途,不过“祀与戎”。而江南吴城、新干大洋洲遗存,则出土了许多青铜工具,有十八种一百四十三件,包括两个工具群,其中,六种七十五件,为手工业工具群;十二种六十八件,属于农业工具群。

看来,“虎方”的青铜文化就其全面性而言,不弱于殷商。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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