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二十世紀下半葉最血腥的戰争之一——北韓戰争爆發了。三年來，殘酷的戰鬥日夜在空中和地面上進行。軍隊的幸運女神從微笑到一邊微笑，再到對另一邊微笑，但最終交戰雙方都回到了原來的位置。戰争從第38條戰線開始，人為地将北韓分為北北韓和南北韓，并在這條38号線戲劇性地結束。沒有一個政黨實作任何政治、軍事、經濟或心理目标，局勢被推入"死胡同"，即使在今天也很難找到出路。
1945年8月25日，向遠東蘇軍總司令亞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瓦西列夫斯基送出了一份報告 在元帥的軍事報告中，蘇斯汀吉元帥寫道："8月24日，第25集團軍的部隊抵達了第38線。它宣布北韓政權不複存在。該地區的軍隊已經完成了在北北韓的任務。該國南部是美國人負責的軍事區。
這個古老國家的曆史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似乎不可避免的是，經過幾十年的屈辱、悲傷和鬥争，自由、獨立和繁榮的曙光将在這裡升起。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解放者的合作意願：北韓在戰後初期的命運取決于他們。
莫斯科很好，華盛頓正試圖不止一次地表明其在北韓問題上的立場。在德黑蘭會議（1943年）上，北韓的未來首次被讨論為該國政權過渡的可能形式，在北韓政府選舉之前由美國和蘇聯共同監督。計劃在"德國"方案下實施條例，即建立自己的軍事責任區。
斯大林沒有在北韓問題上表現出特别的主動性。他相信，解放後的北韓遲早會在蘇聯的影響下被拉入軌道，無論其政治綱領如何。污迹斑斑的敵人、右翼政治力量和與日本占領當局有聯系的偉大資本家的代表注定要在該國不受歡迎，而北韓在地理上毗鄰蘇聯。華盛頓毫不掩飾其對日本未來的特别興趣。
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不會在北韓問題上發生政府層面的嚴重沖突。
1945 年 4 月哈裡·杜魯門上台後，局勢開始惡化。受許多強硬反共觀點的影響，蘇聯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逐漸成為"警惕"的盟友，每一步都互相監視。随着北韓完全解放的臨近，北韓問題在盟國關系中凸顯出來。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支援下，堅持盡可能多地占領北韓，并加強戰後遠東地區的力量平衡。
哈裡·杜魯門原則上同意。他被迫邀請蘇聯參加對日戰争（以減少美軍傷亡人數），他擔心蘇聯在沒有明确協定的情況下，會在美軍面前單獨占領整個北韓。
曆史是否會重演德國解放的場景：誰擁有更多的城市和定居點，誰就有發言權。盡管當時的軍事和政治形勢總體上對盟軍有利，但美國人現在完全被困在日本......北韓沒有時間了。
美方提議以第38線為分界線，維持美蘇在北韓的秩序。地理坐标是軍事專家建議的，當時缺乏考慮導緻該國分裂的政治後果。軍事責任區看起來具有進行軍事行動的目的和降級的日本軍隊的暫時意義。但是，已經考慮将北韓首都首爾納入美國，這意味着這可能會影響該國的政治發展。斯大林不想再與他的盟友争論，認為他在該國的長期利益是最重要的，并沒有反對。
正如後果所揭示的那樣，這一選擇最初奠定了盟友之間根深蒂固的沖突，是緻命的。主要工業設施仍留在北韓，而南韓擁有農業用地和絕大多數人口。幾個世紀以來，美國被人為地分為兩部分。
盡管有一堆初步草案，但蘇聯和美國都沒有準備好妥善管理北韓的使命。美國和蘇聯的官僚沒有意識到該國國内政治活力的多樣性，解放後，北韓人民經過多年的日本統治，渴望看到他們國家的統一和獨立。錯誤的想法被放在一個共同的協定中，北韓人民将熱情地接受他們的盟友作為監管者。但前提是，脆弱的監管體系要求美國和蘇聯在北韓建立和平的共同利益。
首先，有一個原則是設計理念與監管實施機制相悖。例如，美國國務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堅持要制定"柏林"四重奏，不僅在美國和蘇聯，而且在英國和中國也是如此。就模式而言，該國的最高權力被委托給主要中立的咨詢機構（荷蘭或瑞典），并包括監管機構國家的代表。占領軍随後逐漸撤出，由當地警察部隊取而代之。但是"無處不在的理論是枯燥的，生命之樹是活的。"
盟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始于北韓解放時。蘇聯的行動于8月9日開始，并于8月24日完成。這在很大程度上導緻了日本指揮官傾向于向蘇聯軍隊投降，而不是向美國人投降。1945年8月底，蘇聯司令部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 - 占戰俘和無數戰利品。許多蘇聯囚犯是曾在日本軍隊服役的北韓人，主要來自警察部隊和警察部隊。根據資訊，他們的人數達到了10，000。所有這些北韓俘虜，除了那些在被俘期間死亡的人外，都被遣傳回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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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邀請蘇聯軍隊到中國東北和北韓是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上做出的決定，并與斯大林達成了秘密協定，杜魯門不願推翻前總統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