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回憶錄——《四》賀民英遊擊隊(1)

賀民英遊擊隊，是一支沒有紅軍正式番号卻又實實在在從事工農武裝鬥争的革命隊伍，是一支沒有共産黨員卻又的的确确在共産黨上司下的紅色武裝。賀民英遊擊隊多年活動在湘鄂邊山區，在紅軍幾度離開、白軍頻繁“圍剿”的情況下，與蘇區人民一道辛苦地堅持着，頑強地戰鬥着，為紅軍守護着這塊得以進退依托的地方。

　　我在賀民英遊擊隊裡經曆了湘鄂邊的遊擊生活，這是一種充滿着生與死、血與火、革命與反革命的激烈搏鬥的嚴酷生活。

　　§堅持湘鄂邊

　　1930年春，賀龍上司的湘鄂邊紅4軍奉黨的指令從鶴峰東下洪湖，與周逸群、段德昌上司的鄂西紅6軍會合。

　　關于這次行動，紅4軍軍長賀龍、黨代表額代英（未到職）共同署名，在鶴峰城裡出了告示。

　　這是我看到賀龍自1928年建立工農革命軍以來第一次公開署名出告示。我感到很新鮮，看得特别仔細，記得告示中有這樣兩句話：

　　“與我六軍會合，直下武漢三鎮。”

　　紅軍臨走時，對堅持湘鄂邊蘇區的工作做了部署，健全了中心縣委和蘇維埃，并把一個獨立團留下，由賀文淵當團長，還留下原紅4團團長陳宗瑜烈士的父親陳連振率領的“五路軍”和賀民英遊擊隊等遊擊武裝。賀民英帶着我們上了桑植與鶴峰交界的大山四門岩。

　　紅軍主力東下洪湖以後，國民黨反動派乘機對湘鄂邊蘇區進行“圍剿”。蘇區黨政軍民堅持遊擊戰争，英勇抗擊敵軍“圍剿”。以後敵軍撤走，形勢有所緩和，賀民英帶領我們下山住到鶴峰太平鎮東邊的洞長灣。

　　1930年底，紅軍從洪湖回到鶴峰。這時已經不叫紅4軍了，改為紅2軍團。原來這年7月間，賀龍率領紅4軍與周逸群、段德昌上司的紅6軍在湖北公安縣實作了會師，組建成中國工農紅軍第2軍團，創造了規模宏大的洪湖蘇區。而後，紅2軍團奉命配合1、3軍團攻打長沙，走到半路上，1、3軍團停止打長沙，撤回湘贛蘇區，紅2軍團也撤回來，在石首縣楊林市，遭到敵軍圍攻，部隊損失慘重，段德昌帶着一部分人回到洪湖，賀龍率主力轉往湘鄂邊。

　　就在紅2軍團剛剛進入鶴峰境内的走馬坪時，從川東來了一股二三千人的武裝，領頭的叫甘占元，在蘇區内征糧派款，鬧得雞犬不甯。我們遊擊隊住的太平鎮正是甘占元隊伍進入鶴峰城的必經之地，賀民英派人先去與甘占元聯絡，要我送信到走馬坪把幹部情況報告給剛到那裡的賀龍。紅2軍團前委根據中心縣委及賀民英報告的情況，在走馬坪把甘占元的隊伍強行收編，處決了幾個拒不服從的頭子，紅軍一下子擴大了2000多人槍。

　　紅軍這次回來，在黨的上司上已經有了“左”的東西。1931年1月湘鄂邊特委負責人以“不服從黨上司”為名錯殺了“5路軍”指揮陳連振等人，撤銷了“5路軍”番号。正月間，又把一貫支援革命的谷大姐錯殺了。谷大姐名叫谷德桃，桑植縣人。她和丈夫鄧仁山跟賀龍同期搞武裝。谷大姐夫婦倆和賀民英、谷吉廷夫婦一樣曾參加過哥老會，鄧仁山是龍頭大爺，谷德桃是風頭大姐，也有幾杆槍。

　　1928年賀龍組織工農革命軍，谷大姐夫婦同情革命，支援賀龍。不久鄧仁山被人打死，谷大姐帶着人槍到了鶴峰縣七郎坪，先後給紅軍送來物資，收治傷員，照料家屬，為革命出了很大力。我到走馬坪向賀龍報告甘占元的情況時，賀民英要我首先到谷大姐那裡，我在她家住過兩晚，沒想到一個月後，谷大姐這樣一位革命的同情者、支援者竟被以“通敵謀叛”的罪名殺掉了。

　　1931年春，紅2軍團奉命二下洪湖，再次離開湘鄂邊蘇區。紅軍留下一個獨立師，4師師長王炳南當獨立師長，陳協平任政委，不久獨立師又改為獨立團。此外還有一個桑植縣遊擊大隊，大隊長賀炳南。蘇區軍民在中共湘鄂邊特委的上司下繼續堅持鬥争。

　　我随賀民英在走馬坪送别了紅軍，重新上了四門岩。

　　四門岩是桑植與鶴峰交界的一處高山區。我們從1929年底到1933年初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這裡。開始住的地方叫割耳台。

　　我們這支隊伍，領頭的是賀民英，是以人們也管我們叫賀大姐的隊伍。副手是徐煥然，他原是賀民英丈夫谷吉廷的弁兵，谷被人害死後就跟着賀民英。其他成員大多是賀家親屬舊部，有：徐煥然的弟弟徐武生，我和我的妻子肖艮艮，賀龍北伐時的弁兵唐小洋，賀龍的二姐賀戊姐、幺妹賀戎姑，賀龍三妹的女兒谷大妹，滿姑的麼兒子向軒，戊姐的麼兒子肖慶雲，以及做飯洗衣的田幺姐、張月圓和雷連生、向連生、王化正、劉烈璜等十多名戰士，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

　　這樣一支小隊伍，要在敵人“圍剿”中堅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賀民英的帶領下，我們不論大人小孩，能拿槍都拿起槍，一手拿槍，一手拿鋤，一邊打仗，一邊生産。砍掉山岩上的樹叢茅草，用火燒過，開出幾塊岩殼田，種上苞谷、南瓜，還養了豬 、喂了雞。由于肖慶雲、谷大妹、向軒等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子，賀民英說他們不能光跟着一道舞刀弄槍，還要學點文化，就給他們請了一位教書先生谷波如，以後又叫我來當教書先生，教他們認字、唱歌子。

　　1931年和1932年國民黨反動政府調集大軍對全國各個蘇區發動了第三、第四次“圍剿”。在湘鄂邊，敵軍開始是南來北不來，北來南不來。爾後兩省敵軍舉行聯合“會剿”，蘇區各地相繼被敵人占領，鶴峰縣城也幾次落入敵手，鬥争越來越殘酷，越來越艱苦。

　　我們在四門岩山區，敵人拿我們沒辦法。大隊人馬上不來；小股敵軍爬上來，我們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敵軍從南邊來了，我們就跑到鶴峰一邊；湖北敵軍從北邊上來了，我們又跑到桑植一邊，從這座山頭跑到那座山頭，跟敵人來回轉圈子。

　我們這裡有吃有住，能打能藏。在情況緊張時，湘鄂邊特委和蘇維埃的人員也上了四門岩，敵人退走了，他們就下山回到鶴峰城，情況緊張了再上來。紅軍傷病員和一些家屬也時常到我們這裡來休養、躲避，特委委員、桑植縣委書記楊英就在割耳台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在山上始終同黨組織和蘇維埃保持着密切的聯系。賀民英有時親自去，有時派我代她去，找特委書記周小康，找鶴峰縣委書記兼蘇維埃副主席郭天明，找農會特派員、我在常德二師附小讀書時的級任教員劉植吾，找獨

　　立團團長王炳南、經理處主任谷容年，主動接受他們的上司，互相通報消息，互相給予幫助。

　　1932年6月，就在敵軍“圍剿”日益瘋狂的時候，蘇區内部發生了一起嚴重事件：由賀炳南率領的桑植縣遊擊大隊發生叛亂，賀沛卿、王湘泉也裹在其中。

　　賀炳南是桑植洪家關人，當過工農革命軍大隊長、紅4軍遊擊司令，後因違犯紀律被撤了職，他帶着一些人槍回到桑植槁武裝，紅軍二下洪湖時任命他為桑植縣遊擊大隊長。

　　賀沛卿是桑植羅峪人，賀龍北伐時的一個排長，南昌起義失敗後回家。賀龍回洪家關聚義時，賀沛卿有兩杆槍，他和妹夫王湘泉各背一杆，手下還有幾個人，參加了工農革命軍，以後一直跟到賀龍身邊，從特務連長當到營長、團長。赤溪河大捷殲滅向子雲部，賀沛卿被傳為“一蒲扇就把敵人扇下河”的神奇人物。紅2軍團駐在走馬坪時，他和王湘泉倆請假回桑植探家。紅軍走後，我随賀民英從走馬坪回割耳台，半路碰上他倆急急忙忙去趕隊，後來他倆沒趕上又傳回來，到了桑植縣遊擊大隊。

　　賀炳南與賀沛卿、王湘泉都在紅軍裡戰鬥了多年，很能打仗，賀沛卿、王湘泉還加入了共産黨，他們對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建立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是在離開紅軍主力後，賀炳南等與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桑植縣委書記楊英發生了分歧，特委、縣委不信任他們，他們也不服從特委、縣委的指揮。

　　桑植縣遊擊大隊與在鶴峰縣活動的湘鄂邊獨立團也發生了沖突。開始這兩支武裝的關系不錯，有了敵情互相通報，互相配合。後來有一次，遊擊大隊要求獨立團配合，獨立團因為有戰鬥沒能趕去，賀炳南等便對獨立團怨恨在心，當獨立團受湖北這邊敵軍壓迫退入桑植向遊擊大隊借糧借彈時，賀炳南等挾嫌報複，拒絕支援，獨立團數戰不利，站不住腳，不得不退出鶴峰。

　　賀炳南等又借口特委不信任他們，要繳他們的槍，竟然進行叛亂，叫喊着所謂“反共不反賀”的口号，打死了桑植縣委書記兼遊擊大隊政委楊英、縣委委員李少棟，接着闖上四門岩特委駐地，提了賀龍派給蹇先任的警衛員朱紹田的槍，打死了獨立團經理處長谷容年，特委書記周小康因外出得以幸免。事件發生後，特委會合了獨立團，轉往洪湖找紅軍主力去了。這個事件是賀炳南的主謀，賀沛卿、王湘泉也跟着一塊幹了。

　　賀炳南等人的叛亂是一起十分嚴重的事件。不管他們有什麼樣的借口，實際上是走上一條以武力對抗黨的上司、毀滅革命的道路，給湘鄂邊蘇區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也使自己走向了毀滅。叛亂之後，賀炳南把桑植遊擊大隊拖到方頭山上自立山頭，結果被國民黨團防包圍，消滅了，賀炳南死後被砍了腦殼，提到桑植城示衆。賀沛卿、王湘泉帶着十幾個人死裡逃生，爬上四門岩躲藏起來，不再有什麼大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