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華讀書報》2016年5月11日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
他的一席講演征服了英國人——記李賦甯先生
接下來我要記述的作譯者，便是對我館英語出版物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李賦甯先生了。
李賦甯先生，1935年考入清華土木系，後轉外文系。1941年畢業于清華研究院後即在西南聯大任講師至1946年，聯大随着抗戰勝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攻讀，二年後獲碩士學位。1949年建國後，李先生中斷攻博，于1950年回清華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調整後，他到北大即任教授（當時36歲），直至2004年去世。
李賦甯先生是我國英語界的知名學者，也是我的老師。我在北大求學期間，大三時他給我們講過一年歐洲文學史，大四給我們開過西方文論課。
他是我館的老作譯者了。早在上個世紀的1962—1965年，他就和王佐良等四位先生為我館主編過《英美文學活頁文選》；改革開放後，李先生等又在這些活頁文選的基礎上選擇和擴充，遍約全國多所高校的英語界專家學者，編成一部《英國文學名篇選注》，每篇英語選文後面都附有“題解與注釋”，輯成厚厚一冊，大32開精裝本，共1200多頁。由于是名家主編，名家選名篇，名家講名篇，此書于1983年9月出版後，立即成為全國高校英語系師生的必備書，到上個世紀末，即1999年5月已8次重印，迄今仍是我館的常銷書。
李賦甯先生傾注了很多心血的專著《英語史》是上個世紀90年代由我館出版的。出版過程中，為了此書的某些内容增補及作者看校樣的時限問題，我曾去過李先生在北大朗潤園的住處與他商讨問題，李先生對我這個昔日的學生十分客氣，而且完全采納了我們的意見，其對待晚輩的謙和态度一如當年。
我這裡要特别提一提李賦甯先生于1997年我館百年館慶時在專門為國外與境外來賓開的慶祝會上的講話。百年館慶時，有美國、英國、紐西蘭等國外來賓和來自我國港、台地區的境外來賓，由于要配備翻譯會延長會議時間及主席台座席次序難以安排等原因，當時館裡決定，在有我館全體員工和上級首長參加的正式慶祝大會之前，先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會議廳為國外和境外來賓單獨安排一次座談會，與會人員隻限于館有關上司和外語編輯室全體同志。館裡請李賦甯先生作為我館作譯者代表用英文發表一篇講演（未配翻譯）。
記得那天李先生講得特别有精神，他一頭白發，挺立在麥克風前，用不快不慢的語速、一口略帶美語腔調的标準語音娓娓而談，他的英語講演辭用詞精準典雅，句法跌宕多變，是一篇上佳英國文章。當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以下簡稱“oup”）亞洲地區出版總監斯恪先生（alastair scott）正好坐在我身邊，我見他對李先生的演講聽得十分專心。記得李先生曾講到“publisher”在中文裡不應該譯為“出版商”（李先生用英語譯釋作“從事出版業的商人”），而應譯為“出版人”（李先生用英語譯釋作“從事出版業的人士”），因為publisher雖然要出書謀利，不謀利便無法生存，但作為publisher，其更為重要的追求應該是出書育人，以出書來推動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像oup和商務這樣一些曆史悠久的知名出版社無不如此（大意）。
對于這幾句話，斯恪先生頻頻點頭表示贊同。在會議間歇時，我告知斯恪先生，李賦甯先生是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中國英語界第一流學者，在我館出版過《英語史》專著。他早在1946年就去美國耶魯大學深造。除英語外，還精通法語、德語、拉丁語、古希臘語。斯恪先生聽了我的介紹後說：“和oup一樣，隻有你們商務印書館這樣的著名老出版社，才會有這樣優秀的作者（authors）啊。”當時，我館正在與oup加強合作，已經出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簡體字中文本的第三版和第四版。這兩版的譯者都是港台人士。此後，在我館與oup商讨出版“牛六”（《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時，oup便欣然同意由我館來負責中文本的組譯工作，組織内地高校的譯者來翻譯，再由兩家的編輯分頭審稿。我想，在推動我館與oup的合作上，李賦甯先生的這一席講演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
由李先生作為總主編的《歐洲文學史》是國家出版規劃的重點項目，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上個世紀末由我館順利出版，第三卷（含上、下兩冊）也于2001年出版。可惜的是，李先生于2004年5月就去世了，其時，我也不再擔任副總編輯而改任《英語世界》雜志社社長了，故而，在我後來去李先生的藍旗營新居向師母徐述華先生表示慰問并送上唁金時，隻能代表雜志社了，而李先生早在西南聯大就與該刊前主編、我館已故編審陳羽綸相識，擔任過該刊顧問，還為該刊《識途篇》專欄寫過文章，是以說，李先生在多個方面為我館作了貢獻。
天下何人不識君——記許國璋先生
1979年改革開放伊始，我國出現了全民學英語的熱潮。我館那時出版的由許國璋先生主編的《英語》1—4冊就成了當時我館最暢銷的出版物之一。
許國璋先生，1934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1936年9月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畢業。先後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學、複旦大學。1947年12月赴英國留學，相繼在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攻讀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1949年10月回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直至逝世。
這套教科書由全國多所高校的知名教師分頭編寫，而由許國璋先生總其成，他以先進的英語教學觀和豐富的教學經驗，并結合中國人學英語的特點規劃大綱，指導課文與習題配置，因而選材精當、複習題設計科學、課文深淺循序漸進，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每重印一次，全國各地新華書店都搶着來訂貨，我館王府井門市部（一排小平房，位于今涵芬樓書店北側馬路邊上）每次開售此書更是熱鬧非凡，門市部小小的空間裡擠滿了人，擠不進來的購書讀者于是在門市部外面向南北兩側排起長隊。那時，我們中午到食堂買飯時經常會見到這樣的排隊“長龍”。
我初識許先生大約是在1984年于天津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至今還記得，會議結束後，我們集體乘飯店門前的一輛大巴赴火車站返京時，飯店大堂内忽然出現了圍觀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女服務員，聽她們叽叽喳喳地輕聲交談，“哪個是許國璋？”“看，樓梯口那個戴眼鏡的瘦老頭就是！”七八年後，我向許先生提起這件事，我說“許先生，您真是天下何人不識君啊！”他老人家聽了滿臉笑意，連連擺手讓我不要談這些事了。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許國璋英語”（那時大家都這麼叫，《北京晚報》上各種英語補習班的廣告上更簡化為“許國璋一、二”、“許國璋三、四”等等）需要修訂，還出現了版權糾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要求許先生從我館收回這套教科書的版權而改由他們出書）。為此，時任我館總經理兼代總編輯的林爾蔚同志帶着我幾次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以下統稱“北外”）許先生家登門造訪，與他商談“許國璋英語”的修訂與版權事宜。林爾蔚同志态度謙恭，說話語氣誠懇，許先生對我們也很謙和，由于雙方都能互相諒解，故提出的處理方案雖然不同，但每次磋商的氣氛都很融洽。我們每次去許先生家談完正事後還常拉拉家常，他和許師母每次都堅持“留飯”——在北外校門邊一家餐廳裡請我們吃飯。是以，許先生每次到我館來，林爾蔚同志都親自接待，并且也堅持“留飯”——到外面找家飯店吃頓飯。每次用餐到中途，爾蔚同志都示意我先去櫃台結賬，以免許先生又争着要“買單”。一來二往，許先生和我們的關系日益緊密，最後發展到了幾乎無話不談的“好友”的程度。最後，爾蔚同志出于對許先生身在北外的這一具體處境的諒解，毅然作出讓步，達成協定：“許國璋英語”仍由我館出版，其修訂版（改名為《現代英語》）的一、二兩冊改由外研社出版發行，我館則出版其三、四冊。一、二兩冊的銷路顯然會大于三、四冊（前者是入門階段的用書，後者是進一步深造的用書），我們甘願吃虧（到後來，由于讀者水準普遍提高，各種各樣引進的與國人自編的英語教科書層出不窮，《現代英語》的銷售已不再有“許國璋英語”當年的熱銷盛況了）。
為了對我館表示一點“補償”的心意，在此期間（好像是1991年左右），他答應把自己的心血結晶——一百餘篇有關語言學理論、語言研究、外語教育、文化與翻譯、英國文學等領域的論文編成“論集”交我館出版，我們當然歡迎。當時，他帶的一位博士研究所學生正在幫他整理這些文章。1993年，許先生赴歐洲講學回京後，由于辛勞過度，沒多久便病倒，1994年9月許先生在北京病逝，許師母不久也随他而去，令人傷感。
1997年5月，我們趕在許先生離世三周年前夕，出版了《許國璋文集》第一卷，1999年1月出版了第二卷。許先生是《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語言文字卷”的副主編，這兩本《文集》内容豐富，學術水準極高，例如《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與其語言哲學》等文，表現了許先生學貫中西的極高學術造詣，令人欽佩。出于膠片老化等多種原因，該書至今未重印，目前已是一書難求，《文集》第一卷在網上的銷售價格已高達200多元（原價28.50元）。
2015年冬，北外舉辦許國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我館總編輯周洪波同志出席并講了話，這充分展現了我館對作譯者的尊重，也足以告慰許先生的在天之靈了。
一次成功的組稿——記王佐良先生
上文提到的初識許國璋先生的那次會議，是由教育部于1984年在天津召開的，是教育部屬下“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後改為“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的一次年會。編輯室的上司派我去天津與會，任務有二，一是了解全國高校英語教育的發展走向，二是鑒于到會者都是英語界的領軍人物，讓我去看看有無組稿、約稿的機會。
王佐良先生，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1939年于西南聯大畢業後留校任助教、教員、講師。1947年考取庚款公費留學，入牛津大學，成為茂登學院研究所學生，師從英國文藝複興學者威爾遜教授。1949年9月回國，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直至去世。
在那次會上，我組到了山東大學英語系編寫的一套英語教材，這套教材還是編得不錯的，曾多次重印，但總的印數不多，因為采用這套教材的，大多限于山東省内的高校。而令我更難忘記的一部書稿，卻是王佐良先生撰寫的《英國散文的流變》。
王佐良先生是我國英語界的名家，其英詩漢譯早就脍炙人口。他也是上文提到的我館出版的《英國文學名篇選注》一書的首席主編。他那時已擔任了北外副院長，又是全國人大代表。
由于王先生地位太高，到會後我未敢冒昧接觸他，不料在一次用午餐時，我與王先生鄰桌，背靠着背，椅子靠得很近，我聽到了王先生對那一桌的人（大多是英語界名流）說：“……現在大家研究英國文學，重點都放在英詩和長篇小說上，很少看到有人談及英國散文。我倒是想寫一點有關英國散文方面的東西……”聽到王先生的這番話我心頭一動，于是在當天晚上我大着膽子找到王先生住的單間。我記得，單間的門是虛掩着的。我輕輕地叩門，王先生聽見了，從房間裡說“請進”，我就走進去了。見到王先生，我急忙掏出名片遞過去，自我介紹說：“我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想和王先生談點事。”他那時正在看電視（似乎是足球賽），聽了我這話以後便把電視關了，請我在另一張沙發上坐下來。他邊轉動小沙發邊說：“噢，你是商務的，你找我有什麼事？”我于是把他中午在餐廳裡說的話重複了一遍，然後說：“聽了王先生的話，我們商務對王先生打算寫的這本書很感興趣，不知道書寫完沒有，這本書願不願意交給商務出版？”
他聽到後很高興，但他告訴我，他現在擔任了行政職務（指北外副院長），雜事多，會多，太忙了，隻能抽空寫一點兒是一點兒，現在剛開了個頭，接着他又明确表示：“我當然願意把書交給你們出了，你們商務在學術界名氣太大了，外研社成立的時間短，和你們可比不了！”
我聽了急忙釘牢一句：“那就談定了，王先生這本書由我們商務出了！”——其實，我當時隻是一名普通編輯，對書稿并無拍闆權，但我料定我館有關上司肯定會接受王佐良先生這樣的名家之作的。
我臨走時王先生主動給了我一張他的名片，并且告訴我，他白天電話忙，打不進去要耐心多等一會兒，後來他想了片刻，又拿起筆來在名片上寫下他家裡的電話，以便我與他聯系。我對王先生做事考慮如此周到十分欽佩，但我後來從未給他打過電話（哪敢真的打擾他呢），有事多半是寫信。
大約隔了兩三年，王佐良先生才把稿子寄來。該書由我擔任責編，出書後王先生還專門打電話給我，對書的封面設計和版式都表示十分滿意，那時，我館是新聞出版署直屬機關，每隔兩年署裡都要對直屬社的出版物評一次獎，在某一年的評獎中，王佐良先生這本填補了英國文學研究領域空白的《英國散文的流變》獲得了“編輯獎”，那張獎狀我至今還儲存在手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