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深圳市政協曆時數年，王穗明、戴北方兩任主席親自主編、多部門參與、精英團隊操刀的 《深圳口述史》視訊和圖書先後出版，采訪發掘、整理編撰了極其寶貴的深圳改革發展“三親”史料。這部系列史料著作中，有百餘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親自參與深圳建設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口述自己的親曆、親見、親聞。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開放40周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一期推出《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灏：調任深圳就像上前線》。
李灏，1926年生于廣東電白，1985年自國務院副秘書長職務調任廣東。曆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市長、深圳市市委書記、全國人大财經委副主任等職。是迄今深圳經濟特區曆史上任期最長的市委書記，在20世紀80年代，推動了特區的進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程序，使特區擔負起改革試點和開放視窗的雙重功能。1992年，全程陪同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退休後，于2005年組建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任會長。
2015年8月22日，李灏在深圳市政協回憶和深圳一起度過的寶貴三十年。
我快90歲了，在深圳的時間基本占了人生長度的三分之一。這30年的故事太多了，3天3夜都講不完。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就跟剛建立經濟特區的深圳打過交道，隻是那個時候，我萬萬沒想到這裡會成為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一
來深圳任職前，我與經濟特區就有一段淵源。1979年，為落實小平同志關于建立經濟特區的訓示，谷牧同志會同廣東、福建兩省上司同志研究實施方案，連續兩年都開了工作會議。這兩年的會議我都參加了，也曾随上司來寶安、深圳視察過，對深圳建設經濟特區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1985年，那時我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有一天，國務院一位上司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派我去深圳工作。
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各地建設都是靠政府列入計劃才得以開始的，不是通過市場行為進行調節的。全國各地都要發展，财政就會有困難。當時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聲有色，但是深圳建設也存在規模過大、投入太多，從銀行借債數額大的問題，财政壓力大。有人還說，深圳辦經濟特區，内地就變災區，對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有意見。1985年初,香港有媒體曾連續發表了12篇文章,将特區建設的成就說得一無是處，連深圳大學的建設也專門被批了。這個系列報道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說深圳是“假大空”。
對于改革而言，經濟特區是個新事物，對全國都有影響。那個時候，特區發展剛開始起步，一方面需要建設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确實經驗不足，以為搞經濟就是鋪攤子，戰線過長。要來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選中我，但我明白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是以很猶豫，對自己能不能勝任信心不足。離京赴深前我曾說，我要上前線了，當時真是這個心情，感覺特區的輿論壓力很大。
離開前，很多上司關心特區建設，找我談話，但有3位上司沒找我，我也不敢主動去找：一位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一位是陳雲同志，一位是小平同志。有一次我遇見李先念同志，他說知道你要去深圳了，找陳雲同志談了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你應該去找找陳雲同志。這是他給我的建議。但是陳雲同志德高望重，他沒找我談話，我就不好意思主動去找他。
調任前，本來小平同志安排了時間跟我談話，但我因為參加了一個在廣東開的會議，順便來深圳調查研究了幾天，結果錯過了這個機會。後來我回北京找他，那天去時他又臨時有事情，他知道我都買票了，就說那你回去以後再說吧。就這樣，這次談話一拖就拖了八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時候。
二
來深圳前，我最後一次跟國務院上司談話，我就着重問，說深圳還算不算特區啊？他說當然是特區啦。我又跟他說，既然是特區，就應該給我一點權力能夠進行改革。他說當然是這樣了。但是體改委跟我的工作沒有關系，那行嗎？我說我是不是可以跟體改委建立起這個關系，把我這個特區改革列入改革系列？
1991年7月3日，李灏在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上緻辭。
我當然不是說要按照當時内地的那套方法來管我，但是我想特區改革總得有個“頭”啊。他也答應，說你去找安志文同志（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完了我說你還得給我點權啊。我知道梁湘同志曾經推出深圳工資改革方案，把工資提高了一點，廣東省裡就覺得标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
我說他那裡提高點工資，是他自己定的，你省裡為什麼取消他的改革？那不是一點權力都沒有了嗎？那我做的改革決定，是不是省裡也會收回？上司就不同意啦，他說你可以去廣東跟誰誰講。我說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上司點頭同意。
我這幾條很重要。有了這點權力，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是以我說來深圳有點曲折，但是大家都很重視。我要了點權力來深圳，才能做一些改革，像那個把工資改革收回去不算數的決定，我來不久就撤消了。
經過調查研究，我醞釀了一些改革舉措，首先就是建立了市長辦公會議制度。之前深圳沒有這項制度。因為我還不是市委書記，整體工作不能管得太多，就想通過市長辦公會議組織各副市長、黨組成員、各局主要負責人來開會，建立一個制度化的集體上司機構。
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制度，民主集中制，不然人家說光你定個事情，沒有市政府集體上司。1985年底，第一次市長辦公會議上，我就提出了四項改革舉措，成立4個機構，分别是：外彙調劑中心、國有資産投資管理公司、監察局和城市規劃委員會。
其中，最緊迫的改革就是建立外彙調劑機構，要清除、取消、解決外彙黑市的交易，取締黑市。我來深圳的第一項改革，就是建立外彙調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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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什麼說是最緊迫的呢？因為那時我們還是計劃經濟，有匯率制度，又要加強外彙管理制度的高度集中統一。全國所有的外彙統一由中央把控，基層外彙機構沒有權力管理外彙。出口企業收入的外彙，不管你是否收支平衡，全部上交，兌換成人民币，虧了由中央補助，賺了的統統收上去，這樣出口企業就缺乏創彙積極性。深圳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1985年9月25日，李灏在深圳火車站迎接到訪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還有一個就是當時的匯率制度不好，挂牌匯率虛高。當時深圳有兩種彙價，一種是官方挂牌價，一種是貿易外彙内部結算價，此外還有不合法的黑市價。舉個例子，比如我是一個經營外貿出口的企業，我要用三塊錢成本收購一件貨物，賣出口換回了1美元，那你起碼要給我三四塊人民币換1美元才行。但是當時沒有，1美元按官方價隻能換一塊多人民币。因為外貿體制限制，從基層到中央，你虧了有中央補助，不用擔心虧不虧本的問題。
但在深圳，我收了1美元不上交給中央，而是拿去賣給需要外彙的機關，就可以換到三四塊錢，黑市價更高。是以當時的黑市交易非常突出，中紀委就來抓人。中紀委五室的一個馬主任帶了幾十人來深圳，任務就是清查外彙黑市，加上省裡、市裡的人，成立了上百人的專案組，還抓了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的一個總經理。
有一天，馬主任到我家裡來說，現在要處理公司第一、第二把手。我說馬主任你們抓人抓得太冤枉了，人家拿三四塊錢的成本換成美元回來，你給結算兩塊八，他肯定是虧損的，他在黑市可以賣四五塊，他這是合理不合法。但是這隻是企業内部的行為，他個人沒有從中牟利，不應該抓人。我們正想改革，讓外彙調劑合理又合法。
1985年11月,我們搞了深圳經濟特區外彙調劑中心,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彙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市場作價。比如1美元，有人願意出三塊，有人願意出五塊，就等于競标的方式，我說這是合理的，它不是什麼投機倒把就可以了。馬主任見了這個制度後就沒有把人抓走，專案組也撤走了。
在當時，我建這個外貿調劑中心還是很艱難的。我開市長辦公會議，深圳人民銀行的羅行長來參加，我說建立這個機構是市委市政府決定的，但是委托你來辦，一切買賣、人員啊都是你來管，我不幹預。他回到外彙管理局，局裡還有一個外彙管理的副經理，人們就說哎呀老羅怎麼領那麼多犯法的事做啊？他說市長剛來，我不做怎麼行啊？最後他也執行了。
我最早得到中央準許的改革就是這個外彙調劑。到當年年底，我聽北京傳來消息，中央一個會議上說，李灏還搞了一個外彙調劑中心，這個東西還是可以哦。但是外彙管理局批下來、正式合法是在次年的七八月份。之後全國40多個城市都來參觀外彙調劑中心。
當時真是火燒眉毛啊！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幹了這件事，沒幹的話就要亂抓人。晚上樹林裡都是悄悄賣外彙的人啊，要換美元就去偷偷交易，改革之後外彙調劑一下子就合法了。現在來講，外彙調劑對國家發展是有利的。
四
外彙調劑問題解決後，國有資産管理的改革第二年就開始了。我來深圳之前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我們的機關機關沒有一個不做生意的，因為它沒有經濟來源。
1986年10月15日，李灏在深圳皇崗口岸建築工地研究基建項目建設情況。
1988年6月28日，李灏在深圳首屆荔枝節開幕式上緻辭。
政府機構可以檢查、監督企業，但不能去直接經營。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政府的企業有多少資産、多少收入，負債多少，誰也不清楚。是以我們決定政企分開，把那些政府機關的企業通通集中起來，建立一個投資管理公司，專門負責管理國有資産。1987年，投資管理公司成立後，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弄清深圳有多少經營性的國有資産，負債是多少，淨資産是多少。國有資産不再是一筆糊塗賬。
這些改革在全國範圍内都是我們先做的。1992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召開期間，吳邦國同志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他還找我談國有資産投資管理的經驗，上海也想取經，學習深圳的辦法。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先搭起架子，再開始實驗國有企業經營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僅涉及國有資産，我們也要讓私有制經濟合理合法。之前深圳的很多私營企業都要找挂靠機關，沒有合法身份，企業負責人都成了“資本家”。1987年，我們出台《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給私營企業戴上了一頂合法的帽子。
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後，私有制經濟才有所放開。無意之中，我們深圳就成了這項改革的先鋒。多年後，我在全國人大工作時，有一次陪同安志文等同志參觀華為。安志文同志問任正非，你這樣一個小企業是怎麼辦起來的？政府投了多少錢？任正非說，我就捧着一個紅頭檔案辦起來的。這個紅頭檔案，就是我們當初出台的興辦民間企業的規定。
建立城市規劃委員會也是發展需要。我想我們特區建設初期，一切規劃都靠北京，我很熟悉北京規劃局，城市建設越來越大，工作越做越多，人家就不可能做得那麼具體了。是以，我要建立起一個我們自己市裡的規劃機構。我說規劃既要聽中央、省裡的意見，但整體上規劃權還是要掌握自己手上。是以誰當市長誰就當規劃委員會的主任，從我開始，到現在深圳還是這個傳統。
建立監察局是一項行政體制改革。為什麼要建立監察局？1985年我第一次在深圳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時候，他問我深圳有沒有官員貪腐賭博啊？我說我剛來，具體不了解，但我這裡也不是世外桃源，總會有吧。他說那你準備怎麼辦呢？我說要學習新加坡反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在政府中設立監察局，把幹部隊伍管好。
外彙調劑、國有資産改革都沒有人說不行，規劃委員會也沒有人反對，但是監察局的成立遇到了問題。直到1987年，監察局才最終成立起來。
深圳成立監察局後一年多，對全體幹部進行了檢查，全國各地也紛紛成立了監察局。我很感謝尉健行同志，他對我們非常關心，也非常支援我們深圳的監察局。1993年1月，中央決定中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的體制。全國各地的紀委和監察部門都合署辦公了，尉健行同志卻主張保留深圳監察局不合署，比較兩種模式的利弊得失。
這些改革是我來深圳初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這四項改革的基礎上，後面深圳的改革就多姿多彩了。
有人說我很大膽，有我在他們就不怕，敢大膽改革往前沖。但别看我個頭大，因為我是獨生子，其實膽子很小。我覺得在那個年代，深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探索，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台）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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